同住一个大门内的堂叔公们

                                          同住一个大门内的堂叔公们 

除了祖父的五兄弟外，在老家同一大院内还住着另外一些祖父的堂兄弟。其中往来比较多的一系有两兄弟，大的我叫他为大公公，我出生时祖父住的房子，就是向他租用的。此人学历比较高，听说和大汉奸陈公博是同学，曾经在北京当过农商部主事、佥事等小官，日伪时期，因为陈公博的关系，在伪上海市政府里担任过秘书、参事之类的闲职。原配夫人知书达理，，但体弱多病，未有生育，小老婆很漂亮，为人比较简单，在家中地位很低，我们叫她“姨婆”。她生有一子一女，都很漂亮，尤其是女儿，小名叫慧慧，不仅长得美丽，而且风度、气质都好，连那时还是小孩的我们都十分爱慕她。解放后去了大西南，在一所高校当教师。儿子小名叫同官，在唸大学时受女同学吕献春的影响，参加了地下党。吕出身于上海一个不算太小的资产阶级家庭，然而她本人却是一个资格比较老的地下党员。人长得不很好看，但为人诚恳、爽直，解放后在上海财政局工作，担任局工会主席，文革初期，抄家时查出收藏有几根由其资产阶级父母所赠予的金条，走资派加上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双重罪名，终于迫使她从财政局大楼跳楼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结束了资产阶级子女投身革命的一生。他们生有三子一女，当父母双双被关在牛棚时，只有其祖母（姨婆）照顾他们，处境十分恶劣。姨婆后来患癌症病逝，晚境十分悲惨。同官叔被“解放”后安排在古籍出版社工作（他的古文基础甚好），后来也再婚了，然而一个美好的家庭被毁灭，其伤痛是难以平复的。

大公公的弟弟，我们叫他二公公，江苏师范学堂毕业，一直在常州教育机关工作，生有二子二女，大女儿嫁给一位开有好几家纺织厂的姓韩的资本家，但她很早就去世了。二女儿本来在常州觅桥小学当老师，经我母亲介绍，和二舅结婚，成为我的二舅妈，并长年和我们对门而居，从而使我们和大公公、二公公家的往来也密切起来。二公公的大儿子的其情况和我父亲十分相似，也是上海宏才大学毕业，也是进入中国实业银行工作，也是因为吸毒而丢掉饭碗，不同的是他很年轻时就穷困潦倒而死。他也有两个儿子， 均由其祖父母抚养。 二公公的小儿子，苏州工专毕业，后一直在纺织厂工作（可能是他姐夫的厂），成为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收入比较高，解放前就在上海中山公园（原来的兆丰公园）附近的兆丰别墅买了房子。他有两子两女，小儿子在文革后考上了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在我二弟的系里，毕业后留校任教，和我二弟来往较为密切。他后来被学校派去上海复旦大学进修（读研究生），毕业后不肯再回长沙，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收入颇丰。

除了上面这两位堂叔公以外，还有两位，虽然后来来往不多，但一些事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住在我们斜对面的一位堂叔公，大概是他年龄比较小，所以他的小名锡大的儿子和小名美美的女儿和我年龄相差不大，常在一起玩。乡间的床都是很大的，带有床几板（供放置书和油灯之用），我们就将棉被从床几板上挂下来，在后面形成一个狭长的空间，像舞台的后台一样，我们钻在里面，然后从两边出来在床上蹦跳，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般，玩得十分开心。后来他们搬到常州城里去了，母亲也曾带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去过一次，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们家后面的院子，只种了一些蔬菜之类，并无花木，隔墙可以看到一株秀拔的梧桐和一栋古式厅堂的一角，大概是一家院落。不知怎的，每当读到鲁迅的“百草园”时，我就会想到这个荒芜的小院；每当读到李后主的“无言独上西楼”时，便会想起那株梧桐和那厅堂的一角来。听说美美后来到东北沈阳去工作了。

另一位堂叔公，他的住屋紧邻着我们租住的房子，因为他长得胖，都叫他“大块头”。他在东街开了一家小得可怜的杂货店，后来当然也以歇业而告终。生有一女三子，女儿是老大， 一直留在家乡，听说解放后参加了特务组织，成了反革命。这使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她文化程度不高，不可能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唯一可能的是金钱因素。大儿子小名全全，不仅和我同岁，而且还是同月同日生的。据说母亲生我时，那位堂叔婆在楼下开玩笑地叫母亲说：“这样热的天，焐在楼上干什么”？没有过一二个小时，她自己也生产了。全全小时非常顽皮，有一次他在门口的小河中教我学游泳，在水中故意将我扶着的木板翻了个身，我失去依托，便沉入水底，幸亏一位临街开诊所的土郎中看见，立即跳入河中将我救起。全全也是在1947年进入乡亲徐朗星的九丰搪瓷厂当学徒的。

 

                                   几位其他外姓亲戚

以上都是住在同一个大门内的同族的叔公们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外姓亲戚们应该记述一下。

第一位就是徐朗星，他也是焦溪镇人，本来在上海开设九丰搪瓷厂，解放前，又在香港开设新厂，发展得很好。和我们是什么亲戚关系，我也弄不清楚，恐怕能够弄清楚的人也不多了。如果我早几年写这本东西，不少事情还可以向母亲请教，可惜她也不在了。反正我只知道徐和五叔公的关系非同一般，另外他到香港后，和大舅也有往来，有段时间他经济上周转不灵，还曾向大舅借过钱。此人重情义，不少困难乡亲的子女都投靠到他的九丰搪瓷厂。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家乡的饮水问题，他捐款在焦溪建了一个自来水厂，此事为家乡人民所传颂。他在上海的产业九丰搪瓷厂，交由他的侄子徐国杰负责，国杰少年有为，而且待人诚恳，我曾随母亲见过他几次，他总是谦恭有礼，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据说公私合营时他的表现很好，也算是工商界的先进人物。

另一位要提到的人叫奚德龄，到底是属于什么亲戚，也和徐朗星一样说不清楚，据说此人是国民党交通部次长曾养甫的红人，曾经担任**铁路局的财务处长。抗战初期父亲在广州市银行的工作，可能就是通过他的关系。此人和他的夫人途经上海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是去了台湾？香港？还是美国？不得而知，不过母亲常常提起此人。

还有一个人叫是贻永，大概是祖母娘家的人，他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大发”的餐馆，父亲在最落魄的时候，常常去蹭饭吃，所以此人也要在此一提。

最后要提到的一位叫是爱同，是我祖母的娘家侄子。他原本是小学老师，被打成右派，开除回家。在祖母病故后，患老年痴呆症的祖父就由他来照顾。此人后来得到平反，恢复工作，工资也还不低，母亲归葬时，我们还去看望过他，如今好像也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