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家（一）

                                                            我的外婆家（一）

 

      可以说，对所有的人，提起外婆家，都是温馨、亲切、美好的回忆所在，对于我来说，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尤其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 都是在大舅的照顾下度过的，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住在大舅家里，所以对于外婆家（大舅家）我们更有一种感恩的心情。但是自从上海解放前后大舅家的人先后离开上海去香港并转赴美国、新加坡等地，就逐渐失去联络，几十年音讯不通，天各一方。只有外婆留在上海，和二舅住在一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抄家的惊吓，带着对大舅一家的思念，黯然离世。

       推算起来，大舅和大舅妈的年龄都已经百岁以上，恐怕不大可能还在世上，就是表弟妹们，也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相别六十多年，如今即使对面相逢，也互相不会认得的了。我决定写这些东西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觉得自己对于外婆家的情况，尤其是解放前的情况，要比当时还年幼的表弟妹知道得多一些，写下来，也可以为他们留下一点线索；但同时也存在一丝幻想，冀望有朝一日表弟妹们或其子女在媒体上看到这些内容，从而取得联系，那么也就有慰此生了。

       我外祖父姓金， 是一个银行小职员，原来住在常州城内马园巷，年纪很轻时就因肺结核病去世，留下外婆带着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当时家境比较困难，大舅很小就出去当学徒，外婆吴兰芳是个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忠厚的老实人，她和我母亲一起靠刺绣维持一家生活。听母亲说，为了省钱，总是到中药店去买去皮的冬瓜当菜，因为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去皮的冬瓜是处理品，特别便宜，又怕人家笑话，还只能偷偷地去买。外祖父还有一个弟弟，弟弟的妻子，也就是我母亲的二婶，为人非常刻薄，对于死去的大伯留下的孤儿寡母，非但不给以照顾，反而处处刁难，外婆则处处忍让。幸好大舅比较争气，努力地工作，在亲戚的帮助下（投资），很快有了自己的事业，在常州城内开了一家棉布店，经济情况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大概也是为了结婚，大舅租住了城内兴隆巷14号的房子。这是一个姓许的大户新造的，但此人后来经济情况不好，就租给人家住了。这房子共两进，每进四间，边上有厨房，还带有一个菜园子，园子里还有一口井，菜园子的另一边和大门朝向周线巷的房主自己住的房子相连。大舅花了不少力气来布置这房子，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攻占上海后沿沪宁铁路一路过来，在兵慌马乱，全家逃难到乡下之时，家中被歹徒洗劫一空，受到很大的损失。后来大舅向上海发展，常州的房子，除了一间由母亲带着我们居住外，其他由袁、顾、杨三家租住。大舅到上海后，和人合伙，在天津路 开设经营棉布批发业务的棉布号。对方是主要投资者，大舅是实际经营人。由于经营得法，店发展很快，最终大舅全部收购了对方的股份，成为独资的老板 。大舅初到上海时，住在北京路，而合伙人则住在天津路该棉布号的左厢房内。此人退出合伙后，全家返回原籍靖江，大舅随即将家搬到此人原来的住处，成为店家合一。北京路的房子则让给我母亲从常州来沪居住。后来二舅结婚，母亲又将此房让给二舅，自己则搬到对面的左厢房。此房本来是一位 比较小的棉布店老板住的，后来也发了财，在南京路买了房子，因为以前父亲曾经在银行贷款方面帮过他不少忙，所以他将此屋无偿的让给了父亲。大舅的事业发展得很快，赚了不少钱。在此期间，他还和人合作投资过运输公司，除了搞汽车运输外，还有过一条跑苏北线的轮船，一位落魄的亲戚曾在船上当买办。但是由于经营不善，这家运输公司最终倒闭了。他也曾经投资过银行业，名为瑞华银行，位于上海外滩，父亲担任此银行的会计主任， 但最后也是因为业绩不好而停业。尽管在这几方面并不顺利，但是在棉布业方面却收获颇丰。棉布号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棉布店，它经营的是批发业务，甚至更多的是在交易所进行的买空卖空的投机买卖，这就要求经营者有很强的驾驭市场的能力，大舅在这方面是有一定水平的，并且他还善于结交各种关系。记得大舅母三十岁生日（46年），在一家酒楼大摆筵席时，好像还有青海军阀马步芳送的礼。可以设想，如果能够和马步芳做上生意，光其军服所需的棉布就是惊人的数量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叫杨越甫的，当时常常听大舅提起，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生意上的朋友，但解放后听说此人由国外归来，当上了南京市的政协委员，由此看来，此人也是有一定政治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