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家(二)

                                                    我的外婆家(二)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生活日益富裕，大舅也必然地步着暴发户三部曲，即买洋房、买汽车、讨小老婆。大舅买的洋房在当时的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慕尔名路口的康乐村1号，是一栋两底三层的，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花园。房子很大，底层除了由两间房联通而成的客厅和一间侧厅外，还有厨房、汽车间和两个卫生间；二楼有两间主卧室，一间侧卧室，一间仆人房和两个卫生间；三楼也是有两间主卧室和一间作为舅婆佛堂用的侧房，一个卫生间，还有晒台和仆人间。此房原来的主人有很复杂的政治背景，虽说是一个日伪军的师长，在和新四军作战中被击毙，然而却有蒋介石签发的抚恤令。此人的老婆姓陆，据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人。经人（中间人叫彭德顺，也是大舅运输公司的合伙人，此人想方设法地哄着大舅，从中捞取各种好处）拉线，大舅花了一百多根金条（每根十两）从死去师长的夫人手中买了这栋房子。但是虽然房子买下来了，房子里却住满了人：一楼是一对夫妻，好像是国民党区分部的什么干部；二楼是一位江湖骗子的眼科医生；三楼是一位国民党的炮兵团长。要这些“老爷”搬走，不花大笔的钱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大舅又花了多少钱，但是可以推想，如果不超过可以“顶”到相当原来所住的房子的钱，是打发不了的。当时上海“顶”房子和买房子的钱相差不大，所以大舅实际上是花了两倍的钱才买下这栋房子的。而且至此，事情还没有结束，国民党上海市信托局又以此房是敌产（伪师长的产业）为由，要来查封，后因有蒋介石的抚恤令为凭，房子才算保了下来。可以想象，摆平这件事的过程中，必然又是要花钱的。经过这样的几番折腾之后，才由大舅的一个表弟傅方瑶（因为失业，在大舅店里工作）负责此房的装修和改造工程，包括花园内拆除原来的葡萄藤长廊，改铺草坪和种植名贵花木，又花了不少钱。到全部完工，已是48年了。到49年，大舅已经忙着去香港之事，花费了如此精力和财力的房子，自己真正享受的日子并不长。这房子的最辉煌的日子，大概要算外婆的七十大寿了，那时房子刚装修好不久，处处显得富丽堂皇，加上大舅的生意也正是如日中天，借此机会大宴亲朋好友，以显示自己的“富”，光宗耀祖，这是完全符合大舅的性格的。那天专门从当时上海最高级的国际饭店订了一百多客高规格的大菜（西餐），在家大摆筵席。是日，基本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以致晚上散宴之后，我突然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用迷信的观点来看，这栋房子并没有给大舅带来什么好事，相反，却是麻烦不断，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伤脑筋的事情以外，还有一些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在此房装修过程中，由母亲陪着外婆带着几个佣人先搬过来住，其间，外婆病了一次，病中，在梦里见一个穿军装的人要赶她走。其实外婆并不知道原来的房主是军人。更奇怪的是佣人中有一个我们称之为许师傅的男厨师，他睡在一楼，也说有一次他半夜起来看见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向楼上走去。我不知道这位许师傅的话是否真的，或许是一种幻觉，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恶意的恫吓，但是外婆的梦是真的。我当然不相信会是那位死鬼师长的阴魂再现，很大可能是外婆的淳朴本性，使她从本来的贫苦生活，住到这豪华宅第而不安的潜意识作怪。大舅可能对这房子也心存芥蒂，所以在房子的三楼阳台上对外安装了一面八卦，以避邪驱魔。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出现了，大舅的第五个小孩盘民，就夭折在这所房子里。盘民是由奶妈带的，那年冬天，大舅在二楼他卧室的外间安装了一台自动点火的燃油取暖器，奶妈就整天抱着盘民坐在炉子边的沙发上，孩子受不了这样的烘烤，加上室内空气不流通，患上了白喉，不治身亡，年仅两岁。这对大舅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此外，他的事业也逐渐走下坡路，尽管这是大陆资产阶级的共同命运。这栋房子，解放后仍旧难逃被“充公”的结局。来接收的是当时华东海军后勤部的一位姓张的部长。此人也是靖江人，据说这位张部长和死去的伪师长当初同时追求那位陆小姐，最后伪师长获胜。张部长一怒之下，投身革命，一步步地爬到了师级干部的位置，不过心里还是时刻关心着旧情敌的情况。上海一解放，便立即来接管原来属于旧情人的房产。接管也没有任何正规手续，只是这位张部长带着警卫员和家属来了，说是接管敌产，上了三楼，把住在三楼的外婆、姑婆和母亲赶了下来，并限令几天内要全部搬离此屋。当时大舅早已去了香港，康乐村家中只留下老弱妇幼，我那时还不足16岁，便是年龄最大的男人了。一家之主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大舅母，看见背着枪的共产党，当然只能乖乖地服从，从康乐村搬回到天津路原来的住处。其实，大舅去香港后，上海的一切都交由二舅负责的，不知道因为他害怕共产党还是其他原因，也不敢正面去交涉，而是想采用国民党时期那种托人说情的方法。也确实有一些自称认识共产党官员，可以帮忙疏通的骗子，借此机会欺骗敲诈，我就曾经陪同大舅母一起为此到浙江路五马路附近的一家人家去过。结果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白白送了不少礼，花了不少钱，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其实，现在想起来，即使该房属于敌产，要没收，也应该由军管会的有关部门来接管，然后统一分配使用，怎能会由有这样关系的人直接来接管呢？这里明显有猫腻。这位部长在接管房子的同时，也接管了三楼的全部家具，包括红木大橱、红木床、红木桌及室内其他所有的设备，虽然也写了借条，却是只借不还。后来听也是靖江人的同事讲起，此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查出有贪污问题，降级下放到一个小基地的后勤部门去了。这房子的事，后来也曾申诉到法院，虽然有买据等证明文件，但是因为解放前被中央信托局的事耽搁，尚未能办理房产过户，就解放了，因此，产权未能解决。以后各种运动，当然更没有解决此种问题的政治空气了。改革开放之后，原来的经手人二舅不久便去世了，在境外的大舅的子女，由于对国内政治情况的恐惧症， 不愿回国过问，也就不了了之。前几年上海建造高架路，正好经过该处，房子便被拆掉了。如今在延安中路上再也见不到这栋沿街的三层楼的洋房了。

与此情况相似，原来常州马园巷老宅的房产，原本一直属于大舅的名下， 历来所有的房地产税都是大舅名义交付，房子原本由外婆的弟媳妇居住，弟媳妇去世后，由大舅一位朋友的儿子借住。随着城市发展，处于市中心的该房，地位陡升，大舅二叔家的子女突然提出该房应该属于他们所有，由于此方无人出面争辩，最终产权归属于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