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家(四)

                                                    我的外婆家(四)

二舅的人生经历和大舅的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从小不务正业，因为当时的家境，他也从小就出去当学徒，据说就在常州当学徒时就表现不好，年纪轻轻就玩女人，和一个寡妇鬼混在一起。这个女人还曾经到常州兴隆巷家中来找二舅。有一段时间，二舅不知鬼混到那里去了，长期不归家，有人说见他腰里挎着盒子枪。舅婆思儿心切，总是梦见他死了，日夜啼哭，大舅没法，只能到处寻找，好不容易将他找回，后来随大舅到了上海。曾经在一个叫裕华盐业公司干过，这个公司关门后，就到大舅的店里跟随大舅。可能自以为是“二老板’,曾和一位不卖他账的，当初跟随大舅一起从常州来上海的老伙计唐洛如打了一架。这段时间，虽然在大舅身边，但是沾花惹草的事还是不断，也许是为了使其成家立业后能够安分收心，由母亲做媒，娶了常州堂叔公家的二女儿为妻。她原本是小学老师，结婚后便安心做家庭主妇，直到“大跃进”才重新拿起教鞭。其实，二舅在结婚前已经染上了梅毒，只是大家都不知道，以致结婚后也传染给了二舅母，后来好不容易才治好。大舅去香港后，虽然大舅母还在上海，但一切实权都在他手里。处理留下的店务如：应付政府的查账、处理劳资关系等等，确实也是煞费脑筋，而且文化大革命中，又因是资产阶级的缘故，被抄家、批斗、游街，日子不好过。但在另方面却也实实在在地享受了大舅留下的物质生活，例如当年大舅为了装饰餐厅而买的几十瓶洋酒，自己一瓶也没有舍得喝，全部由二舅一人品尝了。大舅留下的财产也不少，光是母亲离开上海去东北抚顺之前，二舅埋在母亲房内地板下面的十两一根的金条就有三十多根，埋在其他地方的当然更不止此数。除此之外还有汽车、钢琴、电冰箱、红木家具、古董字画等等，其价值也都不菲。所有这一切，仅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全都化为乌有，似乎不可想象。对二舅的种种作为，母亲、大舅母以及其他一些亲戚如五叔公等人都有看法，但也无可奈何。大舅母去香港前，怕舅婆和母亲以后在二舅手里日子不好过，偷偷交给母亲三百块银元，以备不时之需。母亲在58年去东北父亲处时，将这些银元锁在自己房内的大橱里，等母亲从东北再回到上海时，大橱内的银元已经不翼而飞。说明趁母亲不在，他已经对母亲房间进行了翻箱倒柜的搜查，可见其不择手段和贪婪的程度了。由此，我也想起解放前的一件事，有一天，二舅突然到我工作的银行来找我，要我代他存一笔钱。当时银行为了鼓励职工招揽存款，规定凡是职工揽来的存款，到期时，除了按照规定利率支付利息外，还另外给一张附加利息的支票，作为对职工的奖励。存款到期他来取款时，我将两张利息支票全都交给了他，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拿着走了。我估计他绝对不会上交到店里，而是自己中饱私囊了。解放初期，曾有一位大舅原来的蒋姓朋友的太太，因为去香港和丈夫团聚，将家中不少箱子寄存在天津路，另外还有几箱古籍线装书，留言请对这些书籍特别给以关注，可见其珍贵。然而对于毫无文化素养的二舅，根本不会认识到其价值，在他眼睛里，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终于在一次渍水中被淹。至于对另外一些箱子，肯定要比对这些古籍书重视得多，但按照他能在母亲不在时，私开母亲的大橱搜寻钱物的行为，蒋家的这些箱子不可能幸免，如果其中藏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当然也不会客气。好的是有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等等的革命行动，于是一切都变成一笔糊涂账，即使蒋家有人来问，也可以一推了之，甚至反过来说“为此受到牵连”。事实上，蒋家也从未有人再来问起过，估计蒋氏夫妇早已不在人世，而其子女也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为此烦神了。

按理说，二舅前前后后各种手段所得应该不少，但令人不解的是，除了解放初期可能仍独自在外偷偷地挥霍享受之外，不久便现出“穷困”状态，一开始还怀疑他是否装出来，然而后来长期的贫困生活，例如：伙食之低劣，以至于子女出现营养不良情况；为了节约电费，光线很暗时还不开灯，以致影响子女的视力等等，这些又都不像是装出来的样子，那么，那些钱又都到那里去了呢，这恐怕只能是永远的疑问了。

二舅有四女二男，第一个是女儿， 幼年夭折，二舅极为悲痛，用楠木棺厚葬。二女儿则从小受到父母的嫌弃，一直遭受到不应有的待遇，还算幸运的是出生早了几年，文革前已经进了大学，逃过了插队落户的命运。文革期间从上海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上钢五厂，当然不会得到什么重用，不久，因为上海成立商检局，向各单位要求人员支援，她就被上钢五厂塞了过去。对她来说，这下子倒是“跳出龙门交好运”，也许是她工作认真，听说后来当上了处长。可以推想，当然也首先已经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了。她的丈夫是上海科技大学的同学，来自上海郊区，大概出身比较好，在上海仪表局工作，比她更早混上了处级干部。他们结婚时，二舅将他自己那间房后面隔出半间，作为他们的新房。后来他们自己分到了房子，搬了出去，这半间房后来又作为老四的新房。

老三是儿子， 因为是长子，受到二舅的宠爱，可是在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的大环境下，也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高中毕业后，未能再唸大学。他平时沉默寡言，这是家庭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过他没有在这种压力下消沉，而是奋发向上，从一个高中毕业生，当代课老师开始，一步步地最后成为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没有艰辛的付出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特色的条件下，他必须在业务上和政治上同时作出努力才行。他的妻子是文化局的一名干部，二舅病重后，他们想在二舅在世时结婚，以给二舅一点安慰，因为没有房子，想借母亲的房间暂住，怕我的弟媳妇不肯，趁一次我去探望二舅的机会，他向我提出此要求，我和三弟商量后同意了，也算是解决了他一时之难。不久后，他自己解决了房子，也就搬出去了。

老四也是一个儿子， 大概只有初中程度，二舅退休后，他顶职进了花纱布公司，并且娶了二舅一个好朋友的女儿为妻。这个女的是食堂的炊事员，完全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愚昧、自私、刁钻的泼妇，处处想霸占二舅母的东西，当面谩骂二舅母，丈夫也拿他没法，幸好后来整个街道拆迁，大家分开了，矛盾才得以缓解。

另外两个女儿，老五和老六。老五心计较多，也会拍二舅的马屁，甚得二舅的欢心，但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就业就更加困难了，只能在街道缝纫组工作。其丈夫是从贵州插队回来的知青，谈吐举止粗鲁，不过为人也不错，对琳琳十分体贴。 老六小时候因为缺乏营养，到很大还是站不起来，想不到后来却出落得很好看，而且人也活络，嘴巴甜，讨人喜欢，在一家高科技铁合金厂当工人，本来听说要去日本培训，却一直未能成行，如今好像已经退休了。她的男的是公交公司的一名干部，看上去气质也不错。

本来二舅家和我们对门而居，父母亲去长沙后，三弟调回上海后，便住在母亲的房间里，所以仍能相互知道情况，自从拆迁以后，各自东西，就很少通消息了。二舅母和小儿子分搬两处，二舅母在浦东独自居住，几年前因大出血病故。回想自己青少年时和二舅一家对门而居多年，自己有不少“年少不更事”之处。那时候，咪咪她们常常到母亲房间里来，有时我嫌烦，竟然对他们说“再进来我就砍你们的脚”这样的话来恐吓她们，这样无礼的话，二舅母也没有计较。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道理。但是他们一家人对外婆的态度，却是不得不令人不满的，最不应该的是有一次外婆半夜起来小便，跌倒在地上，他们床对着床，竟然佯作不知，任凭外婆躺在地上，最后还是外婆自己慢慢地爬回到床上。由于父母的这种态度，其子女对外婆也不会有太多的感情，反而只是认为外婆是他们家的一个累赘而已，尤其是老四和老五的表现最不好。那时我爱人的工作单位还在上海，她每月定期去探望外婆时买给她吃的食品，很快就被偷吃光。母亲的骨灰归葬时，我们发现外婆的坟已经破烂不堪，我和二弟和三弟商量后，觉得应该修理一下，顾忌到我们来修会丢二舅子女的面子，所以要三弟回上海后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如果他们没有意见，就由我们出面来修。外原来还担心他们不同意，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完全同意。要是他们经济上比较困难，到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是其中有一个是上海商检局的处长，一个是上海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其收入是可以想象的，随便那里省一点，这修坟的钱就绰绰有余的了，这只能说明他们对舅婆毫无感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