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公和堂叔们（2）

                                            我的叔公和堂叔们（2）

 

五叔公虽然学历不高（好像是高中），却是祖父辈五兄弟中混得最好的一个。因为抗战胜利后他一直在上海，加上和我大舅在业务上有往来，所以也是几个叔公中和我们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早年，他和父亲都由亲戚介绍进入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工作，后来父亲因为吸食鸦片而被辞退，五叔公则一直在该银行工作很久。抗日战争期间五叔公去了重庆，进入了川帮的建业银行，据前几年修辑家谱时所收集到的资料表明，该银行是由周恩来授意龚饮冰（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和范旭东（民族资本家）一起创建的，共产党也投入了大量资金，将建业银行作为共产党在金融界的一个阵地。因为范旭东的弟弟范旭畴是五叔公的姑父，由这个关系，五叔公进入该行并担任襄理的职务，胜利后成为上海建业银行的付经理。该银行的地址就在天津路景行里口，和大舅的商号相距不过一二十米。作为以投机买卖为主的商业资本家，大舅需要经常向银行透支或者贷款，而作为银行经理的五叔公也需要有一批业务往来的客户，双方的相互需要，使得亲戚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了。解放后，私营银行全部被淘汰，建业银行也未能幸免，五叔公也只能进入乡亲徐朗星的搪瓷厂做职员。 五叔婆为人非常仔细，平时对我们也很关心。五叔公的封建思想很重，尽管他的年龄比父亲大不了多少，据母亲讲，有一次因两人意见不一，他竟然伸手就打了父亲一个耳光。但是他对我作为第三代能够尽到赡养祖父的责任，极为赞许。解放初期，曾有人通过他集资办一个电器厂，只要集资两千万（相当于今日的两千元），即可介绍一人入厂。当时二舅认了一份，母亲希望能借此机会进厂，但五叔婆以外婆会不舍得为由，介绍了另外的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怕母亲去当了工人，这个银行经理会丢面子。如果当时母亲能够进厂当了工人，凭着母亲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一定的文化程度，工作上一定会非常突出，很可能成为先进工作者。而且如果母亲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我们家的发展也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后来当五叔公他们觉得当工人并不会丢面子时，对此事也曾流露出悔意，但已时过境迁，毫无用处了。

五叔公有四个儿子，后来还领养了一个女儿。 老大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较深，恪守孝道。早年毕业于中华工商学校，也许是在那里参加了三青团。抗战期间，去了当时抗日前线的安徽屯溪，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好像在三青团上海团部工作。我记得他曾送给我们家一些脱胎漆器的杯、碗之类的东西，大概是作为“接收大员”所得的吧。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珍贵，只当作平常用具使用，都用坏了。上海解放时，本应撤去台湾，但他考虑到年老的父母，就留了下了。上海解放后，他立即去公安部门坦白交代，虽然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因表现比较好，所以一直没有吃太多的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过造反派的打，但和其他人相比，还是算轻的。他在解放后也进入乡亲徐朗星的九丰搪瓷厂工作，当时还没有公私合营，一切仍旧由徐的侄儿在主管。后来他好像被安排当了辅助工，这当然是在公私合营之后的事，不过工资好像没有减少。他在解放后和一位中学老师结了婚，就住在五叔公家。由于五叔公的封建家长制观念以及他的“孝顺”，致使夫妻关系不很和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另外一个在澳大利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夫妻两人同去美国探望儿子，后来他回来了，女方却一直居留在美国，他则独自居住在上海，直到他患肺癌去世。在去世前两天打电话给我在上海的三弟，说自己只有三天时间了，希望三弟去看他一次。三弟他们马上赶过去，总算见了最后一面。但那时他自己的子女并无一人在身边，其孤独之情可想而知。据说他的妻子和儿子最后还是赶回来的，但是是否来得及见上一面就不知道了。最后归葬故里，和五叔公、叔婆葬在一起，墓地是他在安葬五叔公时预先买好的。

他在世时曾经主动和我通过几次信，在曾祖父母、祖父母的纪念墓建好后，以及五叔公、婆归葬后，他都曾给我寄过照片，并且也有他为自己和妻子预购的刻着红字的墓位。97年我们送小外孙女去美途径上海时，也特意去他的新居看望他，在他那里吃了饭，还拍了照，如今已是一种纪念了。

五叔公家的老二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少，比较有反抗精神。他的一生，和老大成了相反的对比。抗战胜利前有一段时间，他在上海北京路成都路口的一所中学念书，说是住读，但有不少时间住在我们家中。胜利后，进入大夏大学，在那里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那时，他住在五叔公家三楼（老大住在二楼的亭子间），一些地下党和进步同学经常在他那里开秘密会议，作为三青团骨干的老大明知道这些，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警告老二说：“你小心一些，不要给我闹出什么事来”！解放前夕，老二撤退到解放区，上海解放时，他随军进入上海，成为军管会的一名干部，后来在一个学会工作，定级为18级，并分到在威海卫路一栋洋房里的很好的住房。但是在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并因态度不好，升级为反革命，被送劳动改造，妻子也被迫离婚。他在劳改期满以后仍旧留场劳动，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得到平反，然而一生中的最宝贵的三十多年就在这样冤屈和苦难中度过。从冒着杀头的危险，投身革命，到成为共产党监狱里的政治犯，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平反后，和妻子也复了婚。原来的住房早已为别人所占，领导上想另外给他分房，但他的犟脾气难改，“就要还我原来的房子”!领导没有办法，只能照办，也算是出了一口气。他也有两个儿子，也是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

老三早年一直跟在五叔婆身边，相对得到父母的宠爱多一些。小时候不甚用功，虽然和我同岁，却和我二弟同级。小学考初中时，两人都没有考上什么学校，都只能进了常州旅沪同乡会刚刚创办的一所中学，在制造局路上 ， 一共只有十八位学生，五叔公戏称之为“十八罗汉”。第一学期的成绩单是他代替二弟一起拿的，回来却说两张成绩单被他夹在书包架上，在路上掉了。大家分析，其实是他的成绩太差了，见不得人，只能说是丢了。他后来参了军，不知怎的，后来居然当上了河北省一个地级市的纪委副书记，这大概是祖父五兄弟这一系统里职位最高的人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一个哥哥是历史反革命，一个哥哥是右派、现行反革命，他仍旧能够爬到这个位置，实在是不简单的。

老四因为自小由奶妈带养，所以原来和父母的关系不如老三那么亲 。他在徐州石油单位工作，在五叔公去世后，也曾经接五叔婆去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说明还是有孝心的。

还有一个养女，其生父是常州的一位教师，因家境不佳，所以将幼女送给了人家。当时五叔公家正是兴旺时期，对这位养女宠爱有加。这个女孩天性老实，文革期间，受到毛泽东思想阳光的哺育，和资产阶级的养父母划清界线，回到常州生父家中，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回到上海养父母处。上山下乡运动中去了新疆，并在那里和一位目不识丁的人结了婚，生活得很苦，后来在一次车祸（骑自行车被撞）死去。她的一生实在是离奇、悲惨的一生，至今我还常常会回忆中出现她小时候天真无邪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