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清心

                                                                                 回忆清心

 

人到老年，总是喜欢回忆往事，尤其愿意浸沉在对童真的少年回忆之中。我在清心中学的短暂岁月，便是在我心中印象最深刻的片断。

我是1945年夏季从小学毕业的，由大舅的一个朋友叫陈蓉生的牧师推荐进入了清心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太平天国时期创办的教会学校，本来的校址在陆家浜路上，日伪时期被伪“税警队”占领，学校只能暂时迁到南京路的女子银行大楼上。楼下有一个“虹庙”，据说所供奉的菩萨是专门保佑烟花女子的（该处后来为张小泉剪刀店），整日烟雾缭绕。我们的教室面临南京路，那年秋季，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上课时不时传来南京路上庆祝抗胜利的鞭炮声和欢呼声，老师的讲课不得不停下来，学习条件非常差。幸好这种情况只维持了半年，到初一下学期，学校就迁回到陆家浜路原来的校址去了。在当时来说，学校已经远离市中心了，所以学生基本都是住校的。记得开学时，我是搭乘大舅一个开运输公司的朋友送他的也在清心中学念书的儿子的小汽车去的，穷小子也冒充了一次阔少爷。那时的陆家浜路非常僻静，清心男中和女中夹路相对，沿着学校的围墙是一排树，墙边有人架起摇绳架在摇制麻绳，发出“依耶”的声音。路上偶尔有汽车经过，显得十分宁静，实在是一个安心读书的环境。尽管现在看起来，如今的市南中学（解放后改的名）的规模也显得有些局促，但是当时从闹市区的大楼搬到这样一个有树有草，有比较开阔的校园来，就觉得豁然开朗。校内主要建筑有三栋，一为思鲍堂，为纪念一位姓鲍的牧师而建造，是一栋两层楼的砖木结构建筑，主要是教室，而房子的一端为教堂式的礼堂。思鲍堂和清心女中的教室楼隔着陆家浜路遥遥相对，每当夜自习课时，往往有电筒的光照来照去，这是好奇的少男少女们在相互逗乐。思鲍堂前大概算是学校的绿化区，校歌中有“思鲍堂前芳草如茵”的赞词。第二栋建筑为蟾芬堂，是为纪念原校董张蟾芬而建，是一栋三层的教学楼，三楼是梯形教室，供化学、物理课实验演示之用。第三栋建筑为“庚午学舍”，顾名思义，应该是在庚午年间建造的，是一栋三层的宿舍楼。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二层建筑，如校长楼，楼下为校长室，楼上是校长的住家。我当时的教室是在蟾芬堂后面的一栋单开间的二层楼房。此外，学校还有一个小游泳池，这在当时的中学里，实属少见。不过为了赶在46年上学期开学而匆忙返迁，校内一些被破坏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修复，除了思鲍堂、庚午学舍、大饭厅以及校长楼和一栋二层的教学楼已经修好，可供使用之外，其他还都是一片狼藉。尤其是有两栋估计本来是伪税警的军官办公和居住的二层楼房，树倒猢狲散之际，不仅把室内弄得一塌糊涂，还在墙上留下了不少绝望哀叹的涂鸦。好在这些都不影响我们的学习，这些未修复的楼房反到成了我们课余“探险”的去处了。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是第一次离家住校，所以感到特别的新奇和兴奋，第一天晚上打过熄灯铃后，大家都还是不睡觉，而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又都起来了，走廊里闹哄哄的，过了好几天才逐渐正常起来。

作为教会学校，当然有很多清规戒律，首先就是每个星期天必须到教堂做礼拜。学校在南京路女子银行大楼时，学生每个礼拜天要到北京路的圣彼得堂去做礼拜，学校搬回到陆家浜路后，规定学生必须在星期天下午四点前返校，去学校附近的清心堂做礼拜。其实我们这些学生当时并没有什么信仰，被迫参加礼拜，难免会有一些不良行动，其中最亵渎圣灵的是向募捐袋里扔石子。每次礼拜进行中，有一项内容就是募捐，是教徒向上帝作奉献。此时，神职人员将一只只带有手柄的募捐袋交给各排，按座位横向依次传递，在座者一一将捐献物品，主要是钱币投入袋里。每传到我们这些学生，就往往有人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石子之类，投入袋中，这实在是对上帝的大不敬。学校还规定饭前必须做祷告，那时是分桌吃饭的，一个大饭厅几十桌，一开始是由一位老师带领大家一起祷告，但是学生进入饭厅有先有后，要等齐后一起祷告实在不容易，往往先来的桌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而后来的还没有到齐。后来改为各桌自唱“谢饭歌”来代替祷告。歌词为“我们会食同声感谢，一粥一饭来处不易，上帝恩赐同胞汗血，诚心领受为神服役”。就其内容来看，除了宗教意识外，也强调了“惜物”和“同胞汗血”，应该说是比较健康的。

初中时期是一个人最不安分的时期，尤其是我们这些第一次离开家住校的少年，免不了有不少越规的举动。逃夜自习课便是其中之一。那时夜自习课是集中在思鲍堂的几间教室里上的，不点名，为了防止学生逃夜自习课，在这时间有老师到学生宿舍巡视，看看有没有人留在宿舍不去教室的。其实关着灯躲在房间里，有时为了躲避从门上方照进来的手电筒光，还不得不钻进床底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何苦。不过那时觉得这样刺激、紧张，有莫大的乐趣。除了逃夜自习课以外，白天上课时也不安分，只是并非所有课都是这样，学生也是欺软怕硬，在以“雌老虎”闻名的英语老师（原来校长的妹妹）课上，都是老老实实的，然而在老实的语文老师（据说是在小报上写连载小说，笔名“捉刀人”）课上就不一样了，老师在上面讲，下面乱哄哄的，有些学生像猫一样躬着腰溜到教室边上的阳台上。甚至更有学生在上课前在教室后面墙上的黑板上写“先生先死，先死先生”的话。有一次星期日返校后晚餐时，发现有一只菜里有青蛙肉，因为当时社会舆论也是提倡保护青蛙的，加上听说是中午校长请客的剩菜，于是有人起来发难，大家也随之群起鼓噪，饭厅内一片敲碗抗议之声。饭厅老板（饭厅由私人承包）只能出来道歉，并表示不愿意吃的可以换菜。其实此时不少人早已经吃完离去，就是还在饭厅起哄者的桌上，这盆青蛙肉也已经大部分进了肚子了，于是到邻桌遍搜残羹，倂得小半盘，拿去厨房，换得一大盆炒鸡蛋归来，又大快朵颐，除了满足口福之外更多的是闹事带来的乐趣。

初一下学期末，也就是返迁后的第一个学期末，因为校方无理拒绝退还开学时预收的损失准备金，有些学生就故意打破教室的玻璃窗。学校就在学期末放假的时候算账，要肇事学生的家长来接学生。我并没有参加这些行动，然而也被累及了。原因是我为了找一个安静之处复习功课，就找到了为训导主任徐宗一新修而尚未入住的房子，位于校园的一角，非常僻静，我常常坐在半楼梯平台的窗口看书。窗口下是一个屋披，屋披前面有一棵柿子树，结着一些小柿子，吸引我踏着屋披顶走过去采摘，不知是什么人去告密，说我踏坏了瓦片，因而也将我并入这批闹事学生一起处理。幸好来接我的是大舅家老佣人的儿子，他曾由我父亲介绍在一个报馆的发行科工作，他为我瞒了这件事，并未向家里说起。但是对我来说，要“赔”这件事是逃不过去的。为了能躲过这一关，我以减少家里经济负担为由，向母亲提出了去考市立复兴中学的插班生，母亲也同意了。考场设在该校的大礼堂，黑压压的一片人，不时传来监考老师发现作弊考生后撕考卷的声音，我到好像并不紧张。考试为一整天，上午考后，我就在学校外面的马路边等待下午的考试，也没有地方吃饭，肚子饿到还没什么，倒霉的是在攀路边一根拉住电线杆的钢丝绳玩时，被钢丝绳上外伸的钢丝刺伤了手掌，鲜血淋漓，十分疼痛，只能咬着牙忍着。等下午考完，回到家中已经是傍晚。那时，考市立中学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幸运的是我居然被录取了。同场考试的有一位小学同学，毕业时他的成绩是远比我好的，却未被录取。现在分析起原因来，也许有这样两点，一是我乱七八糟的书都看，思想比较活，容易适应不同的考题；二是在清心中学这一年所学的内容可能比其他学校多一些，考题中一些算术题我用代数解了，占了便宜。收到录取通知书，心里是很高兴的，首先是可以逃过赔钱这一关了，另外能够唸市立中学也是很光荣的。遗憾的是母亲对这所复兴中学不大放心，专门去请教了一位在市立澄衷中学当教员的亲戚，这位老先生的观点是：“复兴中学虽然是市立中学，但创办不久，而清心中学毕竟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于是，母亲决定放弃复兴中学，仍要我继续在清心中学唸下去。没有办法，初二上学期（1946年秋）开学时，我只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校，奇怪的是学校对此事只字不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实际上初二上学期我只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因为大舅的一位朋友要去国信银行当副经理，同意带我一起进去，所以决定让我退学回家，先在家练习一下珠算之类，以便尽快适应银行的工作，从此结朿了我的童年学校生活。

从1945年9月进校，到1946年10月退学，我在清心中学的时间，总共不过一年另两个月左右罢了，而在陆家浜路校部的时间更只有一学期多一点，但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却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记忆。我一直将心形的清心校徽当作珍贵的纪念物保留着。

在这期间，有几个人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第一位是教几何的老师，姓翁，记不起他的大名了，同学们私下里都叫他“翁佰老”，也不知什么意思。他除了担任教职之外，还办了一个股份制的小卖部，供应食品之类，并吸收同学入股，定期召开股东会，用糕点之类招待。课上，他对不听话的同学常常用他的常熟普通话讲：“能（你）勿听我闲（hen）话，我要拎能（你）尼（耳）朵哉”！其实他从来也没有真的拎过谁的耳朵，然而这句话却被学生们学来欺负他的年约五六岁的儿子。因为他家住在学校内，有些学生一见到他的儿子，就一边讲上面那句话，一边就真的去拎他的耳朵，吓得这个小孩只要见到学生就赶快逃走。

另外有两个印象较深的人，都是同寝室的同学。一位叫朱佛钵，是初二年级的，比我高一级。他是浦东南汇一带人，长得很英俊，有点像费翔，据他自己说，他曾参加过新四军的游击队，后来逃回家了。如果这是真的话，解放后凭他这段历史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了，尽管他当时不过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可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不管这些的。每当想起此人时，我常常暗中祝愿他能逃过此劫。另一位则是我同年级的同学，只记得他姓徐，家里在八仙桥附近开糖果店的，他每星期从家中返校，都带来很多饼干糖果，分给同学吃。我也多次吃过他的东西，有一次周末回家，他还用自行车带我到延安路外滩。

此外，还有两个人给我留下印象，一个是国民党的退伍兵，原本是吹号兵，到学校后还是吹号。每天清晨，他的凄厉的号声，如诉如泣，真有喇叭声咽的感觉。他对白崇禧极为崇拜，常常向我们这些年幼无知的学生讲述白崇禧在枪林弹雨中岿然不动地指挥作战的英雄气概。另外一个人是校长王心康的侄子，年龄不过二十多，可能学历不高，在学校里担任舍监，，管理学生宿舍。平时看看“大侦探”之类的书，不像有什么理想追求的人物，我们常常不服从他的管教，他也毫无办法，但是，此人却实在是一个老实人。

离开清心中学时，我虚年龄只有十四岁，从此告别了纯真的少年学生时代，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