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上海

           初到上海和在上海的小学生活（1940-1945）

 

我是八岁(1940)那年秋天由大舅店里的一位职员将我带去上海的。要我去上海，看来主要是大舅的意见，母亲是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大舅要接我去随后又接母亲去上海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姐弟情深，其次也不排除与当时父亲在上海的银行工作，对大舅的业务有一定帮助这一因素有关。因为后来大舅派店里的另外一位职员到常州接母亲去上海时，他对母亲说：“光沈先生在店里账上的钱，就足够你用多少年了”。这说明父亲在这个时期内的光景还可以。其实接我去上海时，大舅家住得也十分拥挤，石库门房子的一间厢房，住着舅婆、大舅夫妻和两个孩子，两个佣人则晚上在公用的客堂搭临时铺，所以我去，对他们家实在是很大的不便，这只有在重视亲情的年代才会如此，在人情淡薄的今天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的。虽然用现在的水平来看，那时大舅家的居住条件太可怜了，然而大舅的事业却正蒸蒸日上，经济上比较宽裕，常常在节假日带着表弟妹和我一起到附近南京路的大三元、冠生园等去吃早茶，品尝叉烧包、鸡球包等广式早点的美味，有时晚上带我们去看京剧（小孩不要票），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武打场面，但是大舅他们从来没有是在戏院开场时就去的，而总是要等戏演到一半的时候才去，因为名角儿演的是压轴戏，都是在最后的。而这些压轴戏往往是大段的唱腔，对我们小孩来说实在没味儿，只是觉得戏院的气氛热闹好玩罢了。不过凭着看“闲书”得来的知识，再根据台上的表演，胡猜带摸地也能对剧情的梗概说出一二来，这会使看了半天仍在“五里雾”中的大舅母等人惊讶不已，给于“真聪明”的赞许。有时散戏时碰上下雨，也会坐祥生汽车（祥生40000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回家，大人小孩挤坐在车内，透过布满雨滴的车窗看着两边闪过的五光十色的街景，听着车轮从潮湿的路面上驶过时发出的咝咝声，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只希望路程越长越好。

我独自寄居在大舅家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内，好像没有进学校。41年秋母亲带着隆弟也来了上海，恒弟则随着祖父回到焦溪。大舅一家搬到天津路比较大的房子里去了，原来北京路的房子就让给母亲住。那一年正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一些日方单位制造了爆炸，我们住的北京路宋家弄口的一家日本株式会社也被炸，日军当即分区进行封锁，我们被铁丝网围在由北京路、浙江路、厦门路和石路（福建路）为四边的方块内。幸好看守铁丝网的是类似于农村村公所之类的伪组织，塞几个钱，很容易地跳出了这个封锁圈，临时住到天津路大舅家。

那一年秋，我进入石路（福建路）上的一间叫景海中小学的学校，唸四年级。这是一所典型的上海的弄堂学校，小小的一栋弄堂房子，居然能够容纳得了中学和小学，而且连校长的一家也住在里面。至于教学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我从常州转过来，中间又停学了一段时间，仍然能够在这个学校混得下去，照样可以顺顺当当地升级，不能不说是这所学校的差劲了吧。第二年，恒弟也从乡下上来，我们一起转入了钱江小学（解放后改名为宁波路小学）。顾名思义，这所学校是和钱（塘）江有关，它是由杭州同乡会创办的，校址就是原来的杭州会馆。这个会馆占地很大，弄堂的一侧从弄口一直到弄底全部都是它的范围。我们入学时学校在会馆的前半部，可能是原来会馆的主要活动场所，后来因为该处改建商业楼，学校迁到会馆的后半部。和原来唸的景海小学相比，不论在校舍、教学设施，尤其是师资质量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学校还有以校长席公石为名的“公石图书馆”。我进这所学校后马上就暴露出基础差（当然更主要的是自己不好好学习）的原形来了。结果是五年级上学期留了一级，五年级下学期又留了一级。六年级虽然没有留级，但是也差一点小学毕不了业。因为我当时有两门课即算术和外语（英语和日语）不及格，按照规定，如果补考后仍旧有一门课在45分以下，就不能毕业。我补考的成绩是算术60分，英语60分，日语30分，平均的外语成绩为45分，刚好达到过关的最低分数线。这样巧，我想恐怕多半是哪位老师故意放我一马的吧。我这样不争气，使母亲在亲戚面前丢了脸 。

在钱江小学这三年时间，有些人和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学校总体方面来讲，一是教学水平高，以语文课为例，同时有两本教材，一本是白话文的，一本是古文的，两本并行教学。白话文教材的内容除了一首刘半农写农家生活的诗还依稀记得“…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人多心不平……”几句。其他的课文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古文教材中很多名篇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以及戴**的“爱莲说”，甚至还有苦涩难懂的“陈情表”，至今还能断断续续地背诵，这对打好古文基础不无帮助。音乐课的教学水平也较高，学校有一间配有钢琴的教室，各个班级都在这间教室上音乐课。音乐老师也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所教的歌，除了一般的儿童歌曲如描写春游的“风和日暖天气好，旅行到春郊……”，劝惜光阴的“……时光不久留，努力趁年少……”，李叔同的“忆儿时”等等一类之外，还有古诗词的如“古从军行”，也有世界名曲改编的如“我和你是少年，精神好身体健……”、“双双蝶，对对飞……”、“平安夜”等等，都是健康向上的歌曲，这和当时一些学校的音乐课只是唱一些流行歌曲相比，其差异是巨大的。学校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爱国主义的精神。当时日伪当局为了加深奴化教育，从小学五年级起就加设日语课。我们的日语老师是历史老师袁老师的哥哥，是一个日本株式会社的职员，被派来兼课，他对学生不愿意学习日语完全采取同情的态度，从不恶语相向，以至于学了二年日语的我，还只会说最简单的“你好”。还有一个更可以说明有爱国思想的例子是在一次毕业典礼上，音乐老师公然上台高歌抗日歌曲“嘉陵江上”。

钱江小学的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我刚进该校唸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也是级任老师（相当于今日的班主任老师），是位男老师，叫杨仲通，年约四五十岁，扬州江都一带人。为人和蔼可亲，虽然因为我成绩不好，也常常被他“关夜学”，但此时他也是和颜悦色的，甚至有时英语老师对我的态度太凶狠时，他会像维护自己孩子那样出来为我解脱，所以，他给我留下了慈父般的印象，可惜后来他因为身体不好，回到老家去了，此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另一位是我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和级任老师，是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女老师，本来叫葛华子，抗战胜利后改名为林慈子。和杨仲通老师相反，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凶狠无情。其实因为我爱看闲书，除了“蜀山剑侠传”、“江湖奇侠传’等半文不白的武侠小说之外，也半懂不懂地生吞活剥“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文言文的神怪小说，所以我的文言文基础相对较好，我用文言文写的作文，常常被张贴出来作为范本。但就是这样，这位老师还总是视我为仇敌。曾有一段时间要我下课后去跪在她办公室的桌子边上，其唯一的效果只是最大程度打击我的自尊心罢了。从此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的事实来看，我总觉得似乎有一些政治背景。或者是她原来和日本人有关系，日本人投降后，为了逃避追查。不得不改名换姓；或者她是化名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 胜利后恢复真名。但是从她的所作所为来看，似乎更符合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本性。除了上述正反截然不同的老师外，还有一位翁老师是，是一位年约四十多岁的中年女老师，是学校的教务主任，也是一位比较慈祥的老师。

小学的同学中，能够记得姓名的只有三位。其中两位是兄弟倆，哥哥叫倪光耀，弟弟叫倪光炯，两人同在一个班。倪光炯曾和我是同桌，加上那时我们午饭都是送饭（大舅家送表弟的饭时，一起送了我和二弟的），饭后有较多的时间一起活动。记得有一次倪光炯教我看手相，神秘地告诉我其中一条是婚姻线。他非常聪明，尽管也有时在上课时在课桌下偷偷看小说，然而他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我曾经到他家里去玩过，就在学校附近的直棣路上，家里开了一家家具店，下面是店，上面是家。对面也是一家家具店，是他的舅舅张中原开的，张是当时上海市的伪参议员。我和倪在小学毕业后未有过联系，不知道他在何处，直到改革开放后，偶然在报上看到他和杨振宁合作的报道，才知道他是复旦大学物理学的教授。尽管那时我的女儿也正好在复旦念书，因为地位悬殊，也就没有去高攀。另一位记得姓名的是我当时的班长，叫方朝华，是位瘦小的女同学，家住在山西路上的丝业会馆里。其他同学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其实还有一位同学就住在福建路上，家里是开煤球店的，我也去他家玩过，但是再也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上海唸小学的三四年时间，是我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进入中学之后，便是住校，不再有和二弟嬉戏争吵以及和邻居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机会了。那时和二弟最容易引起争执的是“斗田鸡”的输赢，所谓“田鸡”，实际上只是用纸折叠而成的玩意儿。玩时两人相对而吹，务必使自己的田鸡钻入对方的肚下，然后将其挑翻身，便算胜利。两人常常因此而争吵，但是因为这种“斗田鸡”的活动是被母亲认为“不务正业”而坚决禁止的，所以即使争吵也不敢高声。不过就是这样，还是常常被母亲发现，除了被痛斥一顿以外，心爱的“田鸡”也全部被销毁。

那时同玩的邻居仅限于春寿里范围内，春寿里是宋家弄的支弄，相对宋家弄其他房子，这里显得比较正规一些，是典型的二层楼石库门建筑，与主弄用大铁门隔开，铁门平时都是锁着的，住户则由各栋直通主弄的后门进出。这样，春寿里弄堂便成为我们的天堂，踢小橡皮球，玩官兵捉强盗，尤其是夏日的晚上，各家聚集在弄中乘凉，讲着各种新闻和趣事，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一块小小的空间，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春寿里一共只有五栋房子，右侧为20号和22号，左侧为24、26、28号。其中26和28号为大房东自住，基本上是空着的，24号姓叶，只有大儿子的年龄和二弟相同，其下的两个都是女孩，而且年龄太小，玩不到一起。22号楼下只有我和二弟两人，三弟还只有四五岁，不入伙。22号楼上也姓叶，是二房东，因为二房东存在剥削三房客的行为，当时上海普遍流行着仇视二房东的情绪，所以也玩不到一起。不过二房东的二儿子， 独自住在亭子间里，虽然年龄比我们大得多，但是因为听我常常大声吟诵唐诗，给他有一个好印象，所以常常要我们到他的亭子间里去玩。他是个爱国青年，常用矿石机收听短波，幢憬着抗日的后方，加上他对腐败家庭的不满，终于出走投奔抗日。临走前还要我在他的纪念册上题字留念。此人自此以后便没有了消息，再也没有回来过，只能用“不知所终”来归结他了。20号楼上姓陶，有两个儿子，老大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不是玩伴，但是他常常做一些化学实验，例如用牙膏皮和酸制成氢气，引入纸球中使其升空，使我们惊叹不已。老二和二弟同年，身体比较瘦小，在群体中只是喽啰的地位。20号楼下有两家，一家姓陈，是开“包饭作”（专门为单位提供伙食）的，儿子和我同年，摔跤时常常胜我一筹，所以常有“老大”的味道。另外一家姓包，儿子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常说一些下流话和做一些下流事，我们很少和他在一起。这一帮少年平时在弄堂里的活动也只是踢球、捉人之类，但有时也有出格的时候，有一次从晒台爬上屋顶，在倾斜的屋面上走来走去，万一失足，滑下去就没有命了。随着升学和搬迁，这帮少年也就各奔东西了。陈家首先迁走，听说其儿子中学毕业后当了教师；陶家的老大大学毕业后分配去太原工作，57年被打成右派；老二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科技大学工作，据说为了春寿里的房产，两兄弟关系紧张，邻居都认为老二理亏。包**好像长期没有正业，学唱旦角，不男不女，后来才算进了一家工厂。 这些人中，和我们交往最久的是24号的叶家，一则因为后来叶家的儿子和二弟同在哈军工，二则两家的关系也比较好，大概是“人以群分”吧，叶家的母亲和我母亲来往比较密切，七十年代母亲来武汉我处时，正好叶家姆妈也正在武汉工作的女儿处，还专门来看望过母亲。如今老一代人都已经不在了，下一代的人也因为拆迁而各自东西，不知音讯了。

在我童年时代，也曾闯过不少祸，据说我曾经偷偷地将电熨斗插头插上，以致电熨斗将桌面烧焦了一大块，幸被及时发现，才未酿成大祸，估计这是大舅家还在常州时的事。还有一次是我初到上海，那时大舅的店里为了预防匪情，在店堂和对面供居住的厢房之间，装设了电铃，用以在出现情况时告急之用。曾告诉过我不能去按它，但我在好奇心驱使之下竟偷偷地去按了一下，造成一场虚惊。不过，这些事我自己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是后来从二舅口中知道的。然而，后来的几件事却印象极深。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和二弟两人一起租了一辆踏板车（一块木板下面四个滚轮，再加上一根掌握方向的龙头，极为简单）玩，走到老闸桥苏州河边，光顾着看野眼，结果车被小偷偷走，最后，出租踏板车店的店主上门索赔，母亲只能赔钱了事。另外一件事是我在钱江小学时，班上一位同学有一支自动铅笔，给我看了一下，一定说是被我弄坏了，要我赔，这明明是讹诈，我却毫无办法。那个小无赖多次到家中吵闹，母亲也只能赔了钱。这两件赔钱的事，都是母亲处境困难之时，这也就更加重了母亲的困境和绝望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总是有一种愧疚的心情。但就被讹这件事，也说明我的懦弱和无能，这当然和家庭环境有关，注定一辈子谨小慎微，做不成大事。

另外有两件小事，现在说出来有些可笑，说明了我那时的爱玩和偷懒。一件是为了想做一些肥皂水好吹泡泡，就在一次洗澡时弄了一点肥皂水放到边上橱里的一只碗内，我没有看见这碗里母亲已经放了一些熬好的熟油，准备拌凉菜吃的。后来母亲每次用这油拌东西吃时，总是觉得有股肥皂味，我也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来。还有一件事是母亲叫我扫地时，常常趁母亲不看见时，偷偷将垃圾扫到床下或者橱的下面去。

小学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美国空军不断轰炸上海，祖父带着我和二弟回到焦溪暂避，我并考入了当地的仲明中学。想不到的是日本很快就投降了，得到消息的那天，祖父将放在书箱内几十年的一个爆竹取出，原以为不一定放得响，谁知道竟然砰然巨声，响彻四方。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不久，我和二弟又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