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5 -- 回北京

在鱼台的日子过得飞快，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父母开始担心我和弟弟的教育。李集小学教不了什么东西，初中要到县城里去上。路远不说，质量也没法保证。于是他们开始为回北京而奋斗。终于有一天，父亲接到了工作调令，到济南军区前衛报当编辑，地点当然是济南。我妈带着我和弟弟就顺理成章地回北京了。从此父母又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两地分居，直到父亲正式调回北京为止。

就要离开鱼台了，我最舍不得的就是我那几只下蛋的鸡。最后同父母达成协议，带一只我最喜欢的回北京。当时在火车上带活鸡其实不算什么，好多人都带，尤其是过年以前。到徐州住招待所，我那只鸡突然飞过一道墙跑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它找回来了。从此便对它加强了警戒。好不容易一路把它安全带到了北京，我为它在平安里东三楼的后门内搭了一个窝。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它就不见了。是被偷了还是被其它动物叼走了，就不得而知了。我相信被人抓走吃掉的可能性最大。

当时的平安里三号由两个主要单位组成，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和总政歌剧团。军报工厂的人还在，再有就是我们这样原军报的人，但已不在军报工作了。好在我们还能在出版社的食堂买饭，放便了不少。这时我已学会做饭，买菜和洗衣服，算是给我妈减轻了一点负担。我的朋友也都和我差不多，有父亲仍在被关押的，有在家等待工作分配的，我父亲这样的情况还算好的，至少还在干老本行。在当时的形势下，文革对我已完全没有影响了。

我和弟弟都进了附近的黄城根小学，这可是北京的名校。当然了在当时是不用考试的。我上四年级，弟弟却偷偷跳了两级，上了三年级。作为插班生，我到班里的第一天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可我那流利的山东话刚一出口，就突然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要不是班主任老师收场，我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回北京以后我突然知道要学习了。以前在山东时常常考试不及格也没当回事，现在开始要脸面了，在班里也参与了明里暗里的竞争。看来我们回北京的行动是正确的，为以后考大学垫定了基础。

父亲现在每年都往返于北京和济南之间好几次，除了探亲假，还有不少出差的机会。每次他都会带给我们山东特产，每年一筐由火车拖运过来的国光苹果是少不了的。父母的山东朋友每年送的一筐苹果一直沿续到我上大学以后。

文革闹到这会儿已经不那么疯狂了，至少衷字舞是不跳了，早请示晚汇报也不搞了。但那几年老毛发表了不少新诗还有大量的最新指示。每次有新东西出来，不论多晚，哪怕是晚上十点钟，我们一得到通知就必须立刻赶到学校去参加游行。我们的游行路线一般是以平安里为中心，或走到新街口，或到西四，然后换一条路反回。路上自然是敲锣打鼓喊口号，很热闹。游行队伍除了学生还有工人和干部，但好象学生居多，大概是因为学生比较容易集合起来的原故吧。我一直没想明白，那时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这么快捷的通信手段现在却被手机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