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4 -- 下放鱼台

元旦的早晨，我们到达济南。军区的人把我们送进了招待所，说是新年没有车去农场，让我们等到第二天。父母没有心情带我们出去看名胜景点，耽心着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那一段一个人逍遥惯了，到了新的地方也不害怕，就自己在招待所附近的街上逛了起来。记得当时我的左臂上还戴着北京红小兵的标志，一片红色的菱形塑料，上面是黄色的红小兵三个字。因为这个标志的形状，在北京时我们常戏称红小兵为片儿汤兵。走在街上我发现好多小孩会停下来盯着我看。开始我还不明白，我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北京人？后来才发现都是‘片儿汤’惹的祸。我当时还挺得意的，心说你们知道什么是红小兵吗？不知道吧！

招待所的房间里象冰窖一样，一月份居然没有暖气。父亲不知去哪儿了，我妈，我和弟弟冷得蜷缩在床上，盖着被子。刚好碰上招待所的人来看我们，通知我们第二天的行程。看到我们的样子他们也很尴尬，只说明天就好了。还好，他们挺客气，并没有把我们当坏分子那样看待。看来真是天高皇帝远，文革的战火烧到这里只剩下清烟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上了去农场的军用卡车。我只记得卡车是带棚子的，里面黑乎乎的。我盖着一件军大衣，睡了醒，醒了又睡，到农场时天已经黑了。

我们呆的地方是农场的场部，下面还有分场或连队。这里有一排房子专门住着场部的领导和家属，我们家是唯一的外来户，还是劳改分子。我们的邻居有场长，副场长，场政委，副政委和一个生产股的股长。别看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土得直掉渣，他们可都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父亲改造的结果将由他们来鉴定。不过他们对我家真和气，一点岐视都没有。在后来的日子里幸亏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甚至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父亲每天的任务很简单。先到猪圈里去喂猪，然后就赶着一群鸭子到不远处的河里去放。他干活的时间没有人看着，我和弟弟也可以跟着去。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这其实是神仙过的日子。每天白天在蓝天白云下段练，出点苦力但并不重，晚上和周末同家人在一起，还有一定的工资。农场有食堂，都是自己种的新鲜菜，主食也都是细粮。水塘里养鱼养虾，那两年吃的都是新鲜货。父亲的心情渐渐稳定下来了，虽然等待最终结论的日子是漫长的，但比起北京提心掉胆的日子，农场的生活简直就是世外桃园了。我和弟弟常随父亲到苏鲁河里去放鸭子，也就是在这条河里我最终学会了游泳。

要说还有想不开的人那就是我妈了。她认为自己只是陪同下放，本人并非反革命，应该安排在场部做干部做的事情，一个中央单位的国家干部怎么成了家庭妇女了呢？我妈不是个安分的人，在她的努力下最终得到了在场部广播站工作的机会。一段时间后又在场部的小卖部干过，但因为不习惯周旋于那些太太们的东家长西家短之间，还是一直不舒心。不过我妈天性开朗，看着一家人平平安安，父亲又稳定，也就不想那么多了。

我和弟弟接着上学。这里最近的小学在步行三十分钟以外的李集村，学校就叫李集小学。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要出发，七点上第一节课。课后回家吃早饭，然后再回学校上课。中午回家吃午饭，然后再去学校上到放学。不记得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好像是为了方便那些农村孩子干农活吧。我们农场的孩子都是一起上下学，有十个人左右。路上一般都连玩带走，很有意思。这条上学的小路一边是麦田，随着季节的变化路边的风景也在变。另外一边是一条小溪，没什么水，冬天我们常常在小溪里边走。夏天就不行了，里边有水还有蛇。那些男孩最喜欢拿着蛇等在路上，然后出奇不意地仍到我们女孩面前，常吓得我们尖声大叫。这条路晴天还好，一到雨天就惨了。这是一条土路，一下雨就满地烂泥，是那种稀烂而又特别粘的泥。穿着鞋走几步鞋就没有了，或被烂泥拔掉，或被烂泥盖住，反正穿鞋跟本就没用，尤其是我和弟弟穿的那种低腰雨鞋。我妈的那双高腰雨鞋还凑合。有一次我放学不敢回家，因为鞋根本没用，而我又不敢象别人那样光着脚走，我的老师居然把我背回了家！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年轻女老师的样子，她是一个回乡知青。你听说过城里的老师背学生回家吗？

学校一共只有两三个教室，每个教室的学生不多，但一定包括几个年级的学生。老师分别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其他的学生就自习。同一个年级的学生也都不同岁，农村的孩子上学不稳定，农忙或家里有事就停学，有时间了就再接着上。教室里的条件也很差，几条土坯砌的桌子，没错，是几条，因为是给大人坐的长条凳，我们当桌子用。每天我们要自带小板凳上学。所有的农村孩子里只有一个女孩，还是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不用她干农活。学校的老师好像只有一个是公派的，剩下的都是本村人。

到鱼台一个月以后我以一口标准的山东话同周围的孩子打成了一片。我和农场的孩子整天在一起，除了吃饭和睡觉。不上学的时候我们到野地里去玩，除了冬天以外其它季节都很好玩而且有物质收获。一开春我就学着邻居的小孩开始种菜，养鸡。我养了十几只鸡，是刚孵出来的小鸡。听说鸡也需要蛋白质，我就和朋友一起到地里去抓蚱蜢。我们用一根针穿了长长的线，把抓来的蚱蜢都穿在上面，然后一起仍给小鸡们，它们会相互撕扯着那条线把肉都吃光。不幸的是，等鸡都长大了我们就开始把公鸡一只一只地杀掉了。可怜的公鸡们全都死在了我们实用主义的屠刀下。剩下的母鸡很快就开始下蛋了，最好的一段时间我一天能捡七八个蛋。

我对种菜的兴趣也是那时候培养的。我妈喜欢丝瓜，我们搭了一个很大的丝瓜架。丝瓜长出来都吊在架子上，很有一点农家小院的气息。我也学会了给扁豆搭架子，让它们顺着杆子往上爬。我种的大冬瓜本来想留一个到冬天再吃，却被老鼠咬破了。说起老鼠，有一次它还跑到了我家的电子管收音机里，把收音机都弄坏了。我后来在美国继续我的种菜生涯，也都因为有了下放时积攒的经验。

只要季节对头，我们还会到河里去游泳。河对岸是一片甘蔗地，我常望着那片甘蔗地，鼓励自己一定要学会游泳。希望有一天能游过去，钻到甘蔗地里吃个够，然后再游回来。这条河虽然很长，但沿着河边走不到一个小时就会有一座桥，桥头有一个比场部小卖部大得多的商店。我们有时会结伴一起去，一路聊着天就到了。买完东西还可以在外面坐一会再走回家。我每次去自然是为了去看看有什么场部商店没有的小零食。那时虽然钱少，但比起在北京时还是富裕多了，实在是生活必须品都太便宜了。

我们和李集村的孩子也很融洽。他们家里都没什么细粮，主食是一种当地盛产的地瓜。这种地瓜很干很硬，没什么甜味。但为了保存这一年到头的主食，他们一般都把地瓜切成片晒成干儿。简单的吃法就是象蒸馒头那样把地瓜干蒸熟了吃。熟地瓜干看上去黑黑的，吃起来也没什么味道，很快就不想再吃了。但那些农村人的家里都有一种做煎饼的大铁锅，形状像一个巨大的凸透镜，锅烧热了以后，把活好的面在上面滚，锅的表面就沾上一层薄薄的地瓜面。饼很薄，所以很快就熟了，周围一圈还会翘起来。然后他们象叠一张纸那样把煎饼叠成信封大小的长方形，一个著名的山东煎饼就做成了。这种煎饼又香又脆，可好吃了。我没少吃同学家的煎饼，后来吃得不好意思了，就用场部食堂买的白面馒头和他们换。他们平时没有白面吃，所以对这项交易也很满意。多年后我仍非常想念山东煎饼，但从济南买回来的煎饼已经是细面做的，甜甜的点心了。

鱼台付近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微山湖，当年铁道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后来读了这本书又看了电影，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我早就熟悉的地方，我也多次告诉朋友我去过那个地方。我妈带我到湖里的船上去买过鸭蛋。我也见到了真正的水上人家是什么样子。

农场的娱乐活动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放电影。一到这一天我们都象过节一样，早早地就去占地方。场部放电影主要是为下面的连队，所以这一天各连队都会拉过来，很有气势。电影开始前各连队会互相拉歌，一片疯狂，热闹的景象。再有就是文艺汇演。除了各种节日，我们还庆祝五七指示的发表等跟文革有关的任何一个日子。汇演中样板戏当然是重头。当时连队里还有从南京来的大学生，就像后来的插队知青一样，在连队里要呆上一年或两年。我父母后来狠交了几个大学生朋友。

七一年的春节我们回了趟父母的老家。先坐火车到合肥，然后坐汽车到蚌埠。只记得去黄泥镇的路漫长而又劳累。二叔挑着一副担子，一边是我们的行李，另一边是弟弟，我只好一路跟着走。我还记得镇上的石板路，爷爷奶奶家的小店门面，不远处的棺材铺。奶奶做的酱豆腐和爆米花都很好吃。镇外的老母猪山，大沙河，毛竹林都安静而美丽。连吃了几天亲戚家的水煮荷包蛋以后我再也吃不下了，统统给父亲吃了。倒是一种烤干的红薯片让我吃不够，比鱼台的地瓜干好吃多了。

我外婆和几个舅舅当年住在武汉，江苏的老家已经没有人了。外婆见了我总是提起我一个人在家时有多可怜，说着就会伤心起来。多年后我在武汉上大学，她还是这些话，就是忘不了我一个人在家的那段历史。我们看了武汉长江大桥，很雄伟。后来还去了南京，我父母相识的地方。新建成的南京大桥更有气势。

[绿卡途中]

期待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