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於历史与现代之间——从明清材料看陈第的《东番记》

漫游於历史与现代之间——从明清材料看陈第的《东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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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第（1541年－1617年），字季立，号一斋，中国福建连江人，明朝儒生。 曾先後於戚继光与俞大猷从军，累功至游击将军，镇守古北口。後解甲归田， 回到福建连江（今马祖岛）。1602年，沈有容将军邀他一起出海，追剿纵横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 期间曾抵达台湾，得到台湾原住民的热情招待，事後，他根据居住台湾将近一年的经验作成《东番记》， 记录了当时台湾平埔族人的风俗习性，成为最早纪录台湾原住民的文献。

东番记

陈第

（本文入选为高中国文98课纲送部审定版本）

东番夷人（指台湾的平埔族人）不知所自始 ，居彭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嘉义布 袋）、加老湾（鹿耳门附近）， 历大员（台南附近）、尧港（高雄 茄定）、打狗屿（高雄旗津）、小淡水（屏东 东港）、双溪口（嘉义溪口）、加哩林（台 南佳里）、沙巴里（金包里或 淡水）、大帮坑（台北八里），皆其居也， 断续凡千馀里。种类甚蕃，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无酋长，子女多者众雄之，听其号令。 性好勇喜斗，无事昼夜习走。足蹋（ㄊㄚ｀；脚著地）皮厚数分， 履荆刺如平地，速不後犇马（奔马，犇，「奔」的古体字）， 能终日不息，纵之，度可数百里。邻社有隙（纷争）则兴兵， 期而後战（相约定打斗日期）。疾力相杀伤，次日即解怨， 往来如初，不相雠（仇视）。所斩首，剔肉存骨， 悬之门，其门悬骷髅多者，称壮士。

地暖，冬夏不衣。妇女结草裙，微蔽下体而已。无揖让拜跪礼。无历日、文字，计月圆为一月，十月为一年， 久则忘之，故率不纪岁，艾耆老髦（ㄇㄠ?；毛发中较长者； 指老年人），问之，弗知也。交易，结绳以识（?；作记号）， 无水田，治畲（ㄕㄜ；用火燎原而後种植的耕作方式）种禾， 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华稍长，且甘香。采苦草，杂米酿， 间有佳者，豪饮能一斗。时燕会（宴会）， 则置大　（ㄌㄟ?；古代一种盛酒或水的容器），团坐，各酌以 竹筒，不设肴。乐起跳舞，口亦乌乌若歌曲。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女子则否。 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女子年十五、六，断去唇两旁二齿）。地多竹，大数拱， 长十丈。伐竹构屋，茨以茅（用茅草铺盖屋顶）， 广长数雉（雉，计算城壁面积的单位，一雉∶ 高一丈，长三丈）。族又共屋，一区稍大，曰公廨（同族的人住在一起， 而保留一区较大的空间，称为「公廨」）。少壮未娶者，曹居（群居）之。 议事必於公廨，调发易也。

娶则视女子可室者，遣人遗玛瑙珠双，女子不受则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门，弹口琴挑之。 口琴，薄铁所制，啮而鼓之，铮铮有声。女闻，纳宿，未明径去，不见女父母。自是宵来晨去 必以星，累岁月不改。迨产子女，妇始往婿家迎婿，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 养女父母终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为女可继嗣，男不足著代故也。 妻丧复娶，夫丧不复嫁，号为鬼残，终莫之醮（ㄐ丨ㄠ｀；已婚妇女再嫁）。家 有死者，击鼓哭，置尸于地，环福（原字为部首为「火」； 火烤之意）以烈火，乾，露置屋内，不棺。屋坏重建， 坎屋基下（坎，墓穴；将地基下挖墓穴）， 立而埋之，不封，屋又覆其上，屋不建，尸（尸）不埋。 然竹楹茅茨，多可十馀稔（十多年。稔，稻麦等作物 成熟，一年收成一次，所以一稔为一年。）。故终归之土，不祭。

当其耕时，不言不杀（不杀生）， 男妇杂作山野，默默如也。道路以目，少者背立，长者过，不问答，即华人侮之，不怒。 禾熟复初，谓不如是，则天不?、神不福，将凶歉，不获有年也。女子健作；女常劳，男常逸。 盗贼之禁严，有则戮於社。故夜门不闭；禾积场，无敢窃。器有床，无几案，席地坐。　有大小豆、 有胡麻、又有薏仁，食之已瘴疠；无麦。蔬有葱、有姜、有番薯、 有蹲鸱（ㄔ；芋头），无他菜。果有椰、有毛柿、有佛手柑、 有甘蔗。畜有猫、有狗、有　、有鸡，无马、驴、牛、羊、鹅、鸭。兽有虎、有熊、有豹、有鹿。 鸟有雉、有鸭、有鸠、有雀。山最宜鹿，　　俟俟（　，音ㄅㄧㄠ； 野兽成群行走貌。），千百为群。

人精用镖。镖，竹棅铁镞（竹 制的柄，铁制的箭头。棅，同「柄」。），长五尺有咫，　甚（非 常锐利。　，ㄒㄧㄢ）。出入携自随，试鹿鹿毙，试虎虎毙。居常禁不许私捕鹿。冬，鹿群出， 则约百十人即之，穷追既及，合围衷之，镖发命中，获若丘陵，社社无不饱鹿者。取其馀肉， 离而腊之（将肉切下晒乾）；鹿舌、鹿鞭 （鹿阳也）、鹿筋亦腊；鹿皮、角委积（积聚）充栋（形 容极多）。鹿子善扰驯（驯养）之，与 人相狎习（相互亲近）。 笃嗜鹿，剖其肠中新咽（丨ㄝ｀；填塞）草将粪未粪者， 名百草膏，旨食之，不餍（百吃不厌）， 华人见，辄呕。食豕（ㄕ√；猪）不食鸡， 畜鸡任自生长，惟拔其尾饰旗；射雉，亦只拔其尾。见华人食鸡雉，辄呕。夫孰知正味乎？ 又恶（岂）在 口有同嗜也？

居岛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鱼则于溪涧，故老死不与他夷相往 来。永乐（明成 祖年号）初，郑内监（郑和， 1371-1433，曾七次下西洋）航海谕诸夷，东番独远窜，不听约， 於是家贻（丨?；赠送，遗留）一铜铃，使颈之， 盖狗之也。至今犹传为宝。始皆聚居滨 海，嘉靖（明世宗，1522-1573年）末， 遭倭焚掠，乃（乃）避 居山。倭鸟铳长技（长 枪），东番独恃镖，故弗格（ 无法打胜敌人）。居山後，始通中国，今则日 盛。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 ，与贸易；以玛瑙、磁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间遗之故衣（旧衣服）， 喜藏之，或见华人，一著（穿衣服），旋复脱去。 得布亦藏之。不冠不履，裸以出入，自以为易简云。

野史氏（作者自称）曰∶ 异哉东番！（东番真是个奇异的地方）从烈屿诸澳（港湾）， 乘北风航海，一昼夜至彭湖，又一昼夜至加老湾，近矣。乃有不日不月（没有岁月纪年）， 不官不长，裸体结绳之民，不亦异乎？且其在海而不渔， 杂居而不嬲（ㄋ丨ㄠ√，戏弄，相扰；指男女杂居而 不会淫乱），男女易位（指重 女轻男），居瘗共处（瘗，丨｀，掩埋；指住家与坟墓 在一起）。穷年捕鹿，鹿亦不竭。合其诸岛，庶几中国一县。相生相养， 至今历日书契（历法与文字）， 无而不阙，抑何异也！南倭北虏，皆有文字，类鸟迹古篆，意其初有达人制之耶？ 而此独无，何也？然饱食嬉游，于于　　（ㄎㄢ｀?ㄎㄢ｀；自 得其乐的样子），又恶用（何需用）达人 为？其无怀、葛天（中 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之民乎？自通中国，颇有悦好，奸人又以 滥恶之物欺之，彼亦渐悟，恐淳朴（纯朴）日 散矣。万历壬寅冬（明 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倭复据其岛，夷及商、渔交病（当地 原住民及商旅渔民都受其害）。 浯屿沈将军（沈有容）往剿， 余适有观海之兴，与俱。倭破，收泊大员，夷目大弥勒辈率数十人叩谒， 献鹿馈酒，喜为除害也。予亲睹其人与事，归语温陵陈志斋先生，谓不可无记， 故掇其大略。

【延伸阅读】四百年前台湾初体验－读《东番记》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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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於历史与现代之间

Apr 28 Sat 2012 14:34
 
从明清材料看陈第的〈东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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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陈第，字季立，号一斋，为明末儒士，擅於经学，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伏羲图赞》、《尚书疏衍》等书。至於〈东番记〉乃偶然所作，陈第自言∶「浯屿沈将军往剿，余适有观海之兴，与俱。……归语温陵陈志斋先生，谓不可无记，故掇其大略。」可见得陈第到台湾本非专程考察番人风俗。

关於陈第在台停留时间，〈舟师客问〉有载∶「万历壬寅腊月初旬，将军沈有容率师渡海，破贼东番。海波荡定，除夕班师[1]。」可知陈第来台时间为十二月初至月底，至於详细日期，《陈第年谱》又曾提及∶「与沈士宏将军同往东番剿倭。初八晚，舟过澎湖沟[2]。」按考沈有容击败海寇的日子应在十二月十日[3]，依此估算从击败海寇至除夕班师，前後只有约二十馀天，陈第对於东番的风俗考察也就在这段期间，时间虽短暂，却对日後何乔远、张燮以及各种台湾志影响甚大，此後关於台湾东番之记载几乎都从陈第之言。

        陈第留台时间甚短，对於台湾番人的了解实属有限，从地域与文中的记载可判断陈第主要所写的是西拉雅族，但其中亦有杂揉其他平埔族的风俗，甚至有些杜撰，不知当初如何所闻。本文集《番俗六考》、《诸罗县志》、《凤山县志》与其他古籍中平埔族资料，及整理现今学者观点，试重新探析〈东番记〉之内容。

 

贰、作者的考证

自清以降皆言〈东番记〉为明人周婴所作，始见康熙三十四年徐怀祖〈台湾随笔〉，略云∶「台湾於古无考，惟明季莆田周婴著《远游编》内载〈东番记〉一篇。」此後凡考〈东番记〉皆引此说，如道光十三年俞正燮《癸巳类稿》记载∶「宣德时，阉使入洋东至台，始知之；谓之台员，见周婴〈东番记〉亦谓之北港。」至日治时期，伊能嘉矩编《台湾旧惯记事》、《台湾志》承袭上说亦言〈东番记〉为周婴所作。

        然按方豪考证，今广传的〈东番记〉作者实为陈第，其证有数∶首疑周婴非好游之人，未闻曾有较远之游踪。再者观《闽书·岛夷志》与《东西洋考·东番考》二文，见其记叙东番之内容极似，疑二文同为一源或别有所祖。且《闽书·岛夷志》内文有「连江陈第曰」云云，可见陈第与〈东番记〉关系甚密。赖後有日本学者桑田六郎抄示《粤闽巡视纪略》，其文对陈第事迹有多记载，略云∶

万历三十年(东番)为倭所据，浯屿营沈将军有容出舟师击之。有连江人陈第者以蓟镇游击家居，与偕往，共破倭，泊舟大员。其酋长大弥勒等持鹿、酒以献，因备询其土俗及山海形势，述之成篇。

可知陈第有作〈东番记〉无疑。而周婴赐进士在崇祯十三年，以时间点论之，周婴辑《远游编》时，当可见陈第所为文，且周婴为莆田人，与陈第所在之连江不远，就地域而言，易见其文，故怀疑周婴其文即陈第之文，或观陈第之文後改写而成，至於是否如是，因彼时该文散佚，未能之其详[4]。最後，因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找出《闽海赠言》一书。另外，北京图书馆找到明末刊本及清抄本的《远游篇》善本书，方知陈第与周婴皆有作〈东番记〉[5]，再观周婴之文与陈第相照，虽有增新仍有部分略同，诚如方豪所疑，〈东番记〉皆源於陈第。

参、地理的考证

        东番可做番人解，如文中有「东番独远窜不听约」、「东番独恃镖」等等，但因首段开宗即云「东番夷人」，结语又有「异哉东番……近矣」，故篇名〈东番记〉的「东番」应非指东番人而为东番地之称呼，即指台湾的西南靠海地区，此概念在明代就已盛行，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记云∶「澎湖一岛在漳、泉远洋之外，邻界东番。」《神宗实录》亦云∶「福建海贼林凤，自彭湖逃往东番魍港，总兵胡宗仁、参将呼良朋追击之[6]。」而後东番则演变为指鸡笼，有以部分借代全体台湾之概念，如晚明张燮《东西洋考·东番考》首段云∶「鸡笼山、淡水洋，在彭湖屿之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云[7]。」张燮将鸡笼与淡水二港作山和水，有可能是误以为东番只有一个港口，所以误作鸡笼山、淡水洋[8]。至清时，《明史·鸡笼》则杂揉陈第与张燮的说法，在地理描述上抄於张燮，番人风俗则抄於陈第[9]，东番已非原来所指。

至於番人生活之地域，文中记曰∶「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打狗屿、小淡水、双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帮坑，皆其居也。」魍港(台南虎尾寮)、加老湾(台江外围沙堤)、大员(台南安平)、尧港(高雄茄　)、打狗屿(今高雄打鼓山)、小淡水(高屏溪)、双溪口(嘉义溪口)、加哩林(台南佳里)皆在台湾西南部，较无法确认者为沙巴里、大帮坑，周婉窈以为此二处应亦在台湾西南，因台江南海因淤积作用，变化甚大，今日无法确认不足为奇，後又云∶

有学者把大帮坑比定为荷兰文献中的Tapiën社，社址在今天台北县八里乡，是有待商榷的。笔者认为根据陈第的文章，东番最北从魍港算起，是非常确定的，且〈东番记〉无一语提及台湾中北部、再者，古人写文章很重顺序，而陈第是实务派的学问家，不当把远在北边的地方写到一串南方地名之後，就算是回头提一些具体的地名，也不可能超出「起魍港」的这个起点。此外，一个强有力的旁证是，比陈第稍晚的周婴，毫不含糊地把东番和淡水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他说∶「东番……其国北边之界，接於淡水之夷。」杜臻也认为陈第不知道魍港以北的台湾(「自此以北，第不及知矣」)以此，大帮坑在魍港之南，应是相当明显的[10]。

但沙巴里、大帮坑指台北淡水、八里是有可能的。原因有数∶第一，因沙巴里(Taparri)、大帮坑(大坌坑)平埔族音译有迹可寻，且两地相近，相关连性大。第二，陈第下文即接「断续凡千馀里」，「断续」若作零星、零散解释则可通，千馀里似为文人夸大之辞，且不论实际距离，从其「千里」之用词，略可符合距离极远之北部。第三，《台湾文献丛刊》、《台湾方志》中关於沙巴里与大帮坑资料，除张燮外，全部源自〈东番记〉所叙。而张燮的《东西洋考·东番考》中似已将东番视为台湾北部(鸡笼山)，故自然而然地将此二地归於鸡笼、淡水条目中。

至於对陈第全文未提到北部的质疑，诚如前言，若将篇名的东番视为专指台湾的西南地区，那便十分合理了，文记西南部自然不必言及北部。而对沙巴里、大帮坑超过「起魍港」的界线的质疑，可试想此二地既与东番较无相关，置於最後应可理解。另外，杜臻记载陈第不知道魍港以北的台湾的叙述，原文如下∶

自赤隷城北行，历大桥、小桥(二港皆经花园)、乌鬼桥(其港为下寮港)一百二十里，至新港社。新港西行出海口，有目茄洛湾；即陈第所谓加老湾也(港北有召笼社、黎头标社、有大目降、大武笼、大冈山，为东山尽处)。其北又有欧王溪，欧王社在其旁(又有大小茄冬林)。自新港社西南五十里至麻豆社。水西出，曰莽港；即陈第所谓魍港也。其旁有茄哩屿、双溪口，皆第记所有。自此以北，第不及知矣(又有大龟肉，铁线桥、急水溪、赤山)[11]。

杜臻於文中亦未提及沙巴里、大帮坑，陈第却已提及「小淡水」(即下淡水)，小必有相对，系指北部之淡水，因而时人已将淡水、鸡笼视为北部之地并称，如前引张燮的《东西洋考·鸡笼、淡水》，更早的纪载可见於《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五年，略云∶

法久渐敝；抚按金学曾等条议……议引数∶东西洋引及鸡笼、淡水、占城、高址州等处共引一百十七张，请再增二十张发该道收贮；引内国道东西听各商填注，毋容猾骨高下其手[12]。

故「自此以北，第不及知」的「知」应解释为通晓而非知道。依此，同周婉窈所言，陈第与周婴皆知东番和淡水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明人对於台湾的全貌尚无法厘清，陈第对於北部实际的地理位置於何也不甚清楚，只闻沙巴里、大帮坑亦有番人群居，故於文中略载。

        文中其他述及地理概况者，尚有文末赞语，其云∶「合其诸岛，庶几中国一县」。此合其诸岛，一般认为是合台湾与澎湖诸岛，此说应该不错。惟周婉窈曾论及台湾为数岛，略云∶

在明末，台湾往往被当成几个岛屿组合而成的，以西洋绘制的地图而言，一五九六年《东印度水路?》附图「东亚地图」还把台湾画成三个岛屿，台湾被绘成一个岛最早可能是在一六二五年[13]。

又云∶

对明人而言，此时还没有一个连成一气的「台湾」的观念，他们心中的图景应是不相连属的鸡笼、小琉球、东番。[14]

此说固然有其道理，但翻阅古地图，绘制中国全舆图的地图几乎都是将台湾画作一个不精确的大岛，如嘉靖年间《广舆图》「东南海夷图」中的琉球，万历时期利玛窦所绘「坤舆万国全图」内的大琉球，崇祯末年《地图综要》「华夷古今形胜图」里的琉球皆是[15]，分为数岛者仅有茅元仪，《武备志·舆地总图》等少数。因此，在观念而言，中国人认为台湾是一个岛屿的观念早已蒂固，只有实际航海者才会有将台湾视作分岛的情况。至於外国绘画的部分，西洋人相较於中国人对台湾认识，无论是时间、观点上都是有相当差异的，自不能同语。

肆、内容的考证

一、居处与公共建筑

房屋建造方面陈第只提到以竹建屋，以及部族的公共建筑，至於建造过程没有详载，略云∶

地多竹，大数拱，长十丈。伐竹构屋，茨以茅，广长数雉。族又共屋，一区稍大，曰公廨；少壮未娶者，曹居之。议事必於公廨，调发易也。

《番俗六考》则详载诸罗番建屋，略云∶

自新港、萧壠、麻豆、大武郡、南社、湾里以至东螺、西螺、马芝遴，填土为基，高可五、六尺；编竹为壁，上覆以茅。茆檐深邃垂地，过土基方丈，雨　不得侵；其下可舂，可炊，可坐，可卧，以贮笨车、网罟，鸡埘、豕栏。架梯入室，极高耸宏敞，门绘红毛人像。他里雾、斗六门，亦填基为屋，较此则卑狭矣[16]。

综观两文，大致相同，惟《番俗六考》强调他里雾、斗六门，「亦」填基为屋，可见即使是不同部族的平埔族也以竹子为梁柱，屋顶覆上茅草。

而平埔族的公共建筑除陈第所载之公廨，尚有猫邻、禾间、田寮、望楼等[17]。《诸罗县志》略云∶

居室外，结茅为禾间；番喜禾，故名之也。竹木交加，叠空而起，离地数尺如小楼；贮粟其上，以避蒸湿酶腐。视田畔高敞地，结数椽为憩息之所，荫以竹木；收获时，寝食其中，曰田寮。社中择公所为舍，环堵编竹，敝其前，曰公廨(或名社寮)．通事居之，以办差遣[18]。

《东瀛识略》亦载∶

彰化番则异是，男女未婚嫁者另筑小屋曰「笼仔」、或曰「猫邻」，女居之；男所居曰「公廨」，此公廨番所由名也[19]。

从陈第、周锺　所载可知公共建筑外貌并未较特殊，只是集合众人之力所盖的较大建筑而已。至於用途，禾间、田寮为储放收获所用，望楼是防卫高台，笼仔、猫邻、公廨皆给未嫁娶者居之，公廨亦做议事集会场地，至清代演变成官方所用的场所。

二、收获与饮食

收获与饮食方面，「诸罗三十四社土番捕鹿为生、凤山八社土番种地糊口[20]。」陈第农耕与狩猎皆有所载。农耕部分，〈东番记〉略云∶

当其耕时，不言不杀，男妇杂作山野，默默如也；道路以目，少者背立，长者过，不问答；即华人侮之，不怒，禾熟复初。谓不如是，则天不?、神不福，将凶歉，不获有年也。

但《番俗六考》则记载诸罗番有全然相反的行为，记云∶「若遇种粟之期，群聚会饮，挽手歌唱，跳踯旋转以为乐；名曰遇描堵[21]。」并且《诸罗县志》也有「途次相遇，少者侧立，先问讯长者，俯以俟；长者既过，乃移足[22]。」此二者言皆与陈第所载相悖，且平埔族耕作似无不言语问答的行为，疑陈第误载。

至於详细的耕作内容，陈第记曰∶「无水田，治畲种禾，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粒米比中华稍长，且甘香。」番人的香米在《番俗六考》亦有所载，曰∶「有香米倍长大，味醇气馥，为饭逾二、三日香美不　[23]。」畲即为用火燎原而後种植的耕作方式，为一种极原始的农业方式，故文中虽然提到米粒，但米量必然不丰，非番人传统主食，《东瀛识略》中对番人主食作物即有详细记载，略云∶

番以薯芋为常餐，食饭者仅十之三、四，饭皆抟而食之；或将糯米蒸熟，舂为粉糍，名「都都」，珍为上品。缘不知耕作，故粟米甚少[24]。

潘英认为平埔族最早的农作物是薯芋，其次才是小米、黍、陆稻，水稻的灌溉始於一六三零年以後[25]，李亦园也表示番人广植稻米的习惯为较晚期的事情，系受到汉人所影响，南北番又有差异等[26]。原载於《申报》中的〈台湾番社风俗考〉记曰∶「饭多占米，清晨煮熟，置小篮内(名「霞篮」)，或午、或晚，临食时沃以水。或以糯米，炊蒸为饭[27]。」想必是汉化所致。

其次关於制酒、饮酒方面的记载，陈第仅略载∶「采苦草，杂米酿，间有佳者，豪饮能一斗。」《诸罗县志》则详细记载制酒方法与风味，略云∶

蒸熟(术米)拌条，以篾为脐，置瓮口；糟实其上、液酾於下，封固藏久．贵客至，乃开酌。……捣米成粉，番女嚼米置地，越宿以为条，调粉以酿，沃以水，色白，曰姑待酒；味微酸。外出，裹其醅以蕉叶或载於壶卢。途次遇水，灌而酌之，浑如泔[28]。

陈第言「间」有佳者，可见这种粗糙的酿法与汉人习惯所饮的酒差异甚大，但番人未尝以为劣。饮酒宴客时番人「则置大　团坐，各酌以竹筒，不设肴；乐起跳舞，口亦乌乌若歌曲。」《番俗六考》有收录各部族番人歌曲的音译及语译，内容包罗万象，有捕猎丰收歌、饮酒歌、恋爱相思歌等。

狩猎部分，「捕鹿、采鱼，自新港以至澹水俱相等[29]」，为各番族皆有的习俗，平埔族「捕鹿名曰出草，或镖、或箭，带犬追寻[30]。」凤山有部族捕鹿前有「先听鸟音占吉凶[31]」的风俗。陈第记载捕鹿的限制与方式为「居常，禁不许私捕鹿；冬，鹿群出，则约百十人即之，穷追既及，合围衷之，镖发命中。」而平时禁止捕鹿的限制只有平埔族才有，高山族则可恣意捕鹿，《赤　笔谈》略载此事，曰∶

内山之番，不拘月日，捕鹿为常；平埔诸社，至此(十一月)烧埔入山，捕捉昼鹿，剥取鹿皮，煎角为胶、渍肉为脯及鹿茸筋舌等物，交付贌社，运赴郡中，鬻以完饷[32]。

捕鹿的方法陈第记载的是以多人包围的方式，《诸罗县志》中尚有另一种以火势逼鹿的方式，略载∶

出草先开火路，以防燎原。诸番围立如堵，火起焰烈，鹿獐惊逸；张弓纵狗，小大俱殪，见之恻然。先王戒焚林竭泽，有以也。荒野开窟，蒙头以草，夜潜窟中作鹿鸣。鹿以为群也，呦呦而至，前而射之[33]。

关於捕鱼，陈第於文中没有提及方法，仅略提「捕鱼则於溪涧」。捕鱼方法有数，如「於水清处见鱼发，发用三叉镖射之，或手网取之[34]。」及「绩麻为网，屈竹为弓，以猎以渔[35]。」等。

陈第於文中亦提到番人食肉的好恶，如「取其馀肉，离而腊之，鹿舌、鹿鞭(鹿阳也)、鹿筋亦腊，鹿皮角委积充栋。……习笃嗜鹿，剖其肠中新咽草将粪未粪者，名百草膏，旨食之不餍」又「食豕不食鸡，蓄鸡任自生长，惟拔其尾饰旗，射雉亦只拔其尾。」番人食用肉类的方法大略是「肉之生熟不甚较，果腹而已[36]」，更有「不剖鱼腹，就鱼口纳盐，藏瓮中，俟年馀，生食之。……获鹿即剥割，群聚而饮。脏腑腌藏瓮中，名曰膏蚌鲑[37]」的奇特腌渍食法，而百草膏的记载只见於陈第，後人皆从抄此说，此外便无关於此风味的记载了。平埔族原来不许私捕鹿的规范，荷兰人据台以後行贌社制度，大肆滥捕，收集鹿角、鹿皮等商品，以至「昔年近山皆为土番鹿场；今则汉人垦种，极目良田，遂多於内山捕猎[38]。」

 

三、衣饰与仪容

衣饰仪容方面，因台湾气候的温暖偏热，故番人基本上是不著衣物，仅「妇女结草裙，微蔽下体而已。」《番俗六考》记载∶「男裸全体，女露上身。自归版图後，女著衣裙，裹双胫[39]。」与陈第所载相符。但如过冬或天气寒冷，番人则会添衣保暖，如《东瀛识略》载∶「炎天或结麻　，缕缕绕垂下体，以为凉爽；冬以鹿皮披於身闲[40]。」《诸罗县志》曾引沈文开的杂记，将番人衣著的演化做简略的描述，记曰∶「土番初以鹿皮为衣，夏月结麻　缕缕挂於下体；後乃渐易幅布，或以达戈纹为之[41]。」

在身体装饰上，陈第记载∶「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女子则否。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女子年十五、六断去唇两旁二齿)。」《凤山县志》内则是记载∶「男约十四、五岁，或编藤箍腰，使娴於奔走；拔去髭需，不留身上一毛。女发稍长，断其半，以草束之；齿用生草染黑[42]。」而去齿在《裨海纪游》则为良缘定物，略云∶

挽手者，以明私许之意也。明日，女告其父母，召挽手少年至，凿上腭门牙旁二齿授女，女亦凿二齿付男，期某日就妇室婚，终身依妇以处[43]。

《番俗杂记》亦云∶「男女答歌相慕悦而後为夫妇，拔去前齿。齿皆染黑，传所谓黑齿、雕题者乎[44]？」由上观之，可见在头发与牙齿做的装饰是各族皆有的习俗，可能各族同於一源，经年累月後各自演化，故详细规范并不一致，遂与陈第所记略有差异。

        外在装饰上多有可述，文中记载求婚时「遣人遗玛瑙珠双」，《诸罗县志》亦有载，略云∶

男女喜以玛瑙珠及各色赝珠、文具、螺壳、银牌、红毛剑钱为饰；各贯而加诸项，累累若璎珞。喜插花，或以雉尾及鸟羽插髻垂肩。遇赛戏，衮龙刺绣，悉以被体；然皆购梨园故衣，鲜称身者。腰以下以色绸、锦缎重叠围之；另缀绮罗於肩之左右如结　然，随风飘杨，五采夺目。女装之侈，数倍於男；惟跣足无首饰耳[45]。

由上引文可以见得番人的装饰都是原始矿石、自然遗物，然而受到和汉人影响，汉人过节时番人也会扮装尝鲜，此者陈第亦有载，其略云∶「间遗之故衣，喜藏之，或见华人一著，旋复脱去。」明代时番人看到汉人也扮起汉装，只是觉得一时新鲜而已，到清代时似已经见怪不怪了。

 

四、婚嫁与母系社会

        婚嫁方面，其他诸志的记载与陈第大致相同，其特点是∶皆不从媒妁，男性主动追求，意合则为夫妻，并且男性几乎亦都有馈赠珠饰与使用乐器的行为。虽在结婚的过程方面略有微异，但都可反映出平埔族以女为尊的母系社会，〈东番记〉略云∶

娶则视女子可室者，遣人遗玛瑙珠双，女子不受则已；受，夜造其家，不呼门，弹口琴挑之。口琴薄铁所制，啮而鼓之，铮铮有声。女闻，纳宿，未明径去，不见女父母。自是宵来晨去必以星，累岁月不改。迨产子女，妇始往婿家迎婿，如亲迎，婿始见女父母，遂家其家，养女父母终身，其本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喜倍男，为女可继嗣，男不足著代故也。

《凤山县志》进一步提到女性强势「休夫」的记载，略云∶

俗重生女，不重生男；以男则出养於人，女则纳噐於家。婚嫁之初，男吹嘴琴，女出与合；当意者，告於父母，具酒食邀饮同社之人，即成配偶，名曰「牵手」。一切耕作，番妇同之。偶有不合，不论有无生育，辄出其夫，所有家私则平分焉；番妇复「牵手」於他番[46]。

陈第未载离异的事体，不知是略记还是无此风俗，不过《番俗六考》中对此多有描述，并且各社标准不一，「南社番夫妇虽反目，终不离异；下四社任意离合[47]」。

鳏寡嫁娶方面，案陈第的记载是「妻丧复娶；夫丧不复嫁，号为鬼残，终莫之醮。」但《番俗六考》的诸罗番却多有改嫁的事体，如∶「夫死一年後改适，必自为择定，告前夫父母及所生父母而後嫁[48]」又「夫死，妇守丧亦三月。即改适，先告父母，後自择配；与新港等社期年除服、先後择配不同[49]。」尚有近十种改嫁的记载，但细部规定各族殊异。

另外，陈第记载「女子健作；女常劳，男常逸。」其不全然正确，因为男子体力较佳，出外捕猎、建造屋舍，莫不须男子为力，《诸罗县志》即云∶「番妇耕获、樵汲，功多於男；唯捕鹿不与焉。能织者少，且不暇及；故贸易重布．钱谷出入，悉以妇为主[50]。」

五、丧葬礼俗

埋葬部分，陈第记载是将死者烤乾，不装於棺材，待家屋重建时直接立埋於家中，略云∶

家有死者，击鼓哭，置尸於地，环楕以烈火，乾，露置屋内，不棺；屋坏重建，坎屋基下，立而埋之，不封，屋又覆其上，屋不建，尸不埋。然竹楹茅茨，多可十馀稔，故终归之土不祭。

棺材使用方面，除《诸罗县志》同陈第为「无棺椁茔域，裹以鹿皮[51]」外，《番俗六考》则载北部的诸罗番有的部族为「不论贫富，俱用棺埋厝内[52]」，有的则是「富者棺木，贫者草席或鹿皮衬土而殡[53]」，其他或「用木板四片殓葬[54]」，或以「大窑缸作棺[55]」，但无论如何，都是瘗於屋内。而尸体的处理的方式，有的是「以平生什物之半悬死者屋内[56]」的风乾方法，火烤死尸惟陈第有载。埋葬的方式大多不记，仅知陈第所言的立葬与《番俗六考》中北路诸罗有一番为「屈曲尸膝[57]」二种。礼俗部分，《番俗六考》记载除北路有一番族「哀哭数日；无居丧仪节[58]」外，其於各部族皆有守丧、服皂衣、殉物的行为，陈第虽无提到此部分，但有提及「不祭」，故此类追悼行为，特别是服皂衣等，与传统番族风俗(不著衣)不同，应是汉化致使。

六、器用物品

        器物方面，文中无载，仅略提「器有床，无几案，席地坐。」《番俗六考》记凤山番亦云∶「坐皆席地，或藉鹿皮。饮食宴会，蹲踞而食；近始制桌椅以待客，番众仍架竹为凳，而蹲踞席地之风少减矣[59]。」而床的部分，诸罗番则「夜仍寝於地[60]」与陈第所载不一致(《番俗六考》其时间较晚却无床)。耕作方面《诸罗县志》提到「淡水至鸡笼诸番无田器，耕以锄[61]。」从其记载的情况可之生活是相当原始的，受了汉俗影响後「耕种犁耙诸器，均如汉人。食器亦有铁铛轳艶。阿里山、水沙连内山诸番，尚用木扣；平埔诸社多仿汉人[62]。」乐器部分，陈第文中记载的口琴也是很重要的工具，是「番男女潜相弹和以逗情私[63]」的法宝，其他还有鼻箫、芦笛等乐器。

        武器的部分，陈第记载「东番独恃镖」，所以无法与倭寇的鸟铳相斗，文中仅介绍「镖竹鲳、铁镞，长五尺有咫，　甚」，但前文有「斩首倭」的描述，《裨海纪游》记有「腰间一刃，行卧与俱[64]」，所以大概也有类似高山族番刀之流的武器，《东瀛识略》即有提到弓的制造方法为「弓箭俱用竹，搓苎绳为弦，渍以鹿血，坚棃过丝革[65]。」故武器部分有弓箭、长短番刀、铁镖，《凤山县志》、《诸罗县志》所载也不出此类。

七、政治制度

文中对於政治制度的描述极少，仅有首段叙述「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无酋长，子女多者众雄之，听其号令。」文末赞语则提及「夷目大弥勒辈」。可知平埔族虽没有集权的酋长，但仍有领导阶级，李亦园引伊能嘉矩的年龄分法，说明有的平埔族部落是以年龄最高者可成为领袖，如道卡斯族[66]。陈第所记者既为西拉雅族，可是西拉雅族似无以子女众多为领导的习俗，且将领导阶级称为「大弥勒」者，不但为前所未闻，亦是後无来者。因弥勒在明朝的民间信仰中有其独特意义，目前关於西拉雅族的文献中又未有相关的音译资料，故弥勒之称可能为陈第自行比附而成。

另外，文中出现「盗贼之禁严，有则戮於社」、「居常，禁不许私捕鹿」的类似法律规定，又有公廨等公共建筑。显而易见的平埔族社会为组织化的社会，虽有领导阶级但却没有所谓的不平等，若以人类学家桑德斯(Willian T.Sanders)与普莱斯(Barbara J.Price)所提出的国家形成四阶段论，平埔族社会为部落(tribe)社会，较特殊的是平埔族已有相当程度的手工业基础，似有向酋邦(chiefdom)社会发展的趋势，惟後来受外来文化影响，独立的发展就此而终。

八、其他风俗与文化

前已阐述〈东番记〉居处、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器用、政治的内容及风俗，在其他风俗方面，文中略云∶

性好勇，喜斗，无事昼夜习走，足蹋皮厚数分，履荆刺如平地，速不後奔马，能终日不息；纵之，度可数百里。邻社有隙则兴兵，期而後战，疾力相杀伤，次日即解怨，往来如初，不相雠。所斩首，剔肉存骨，悬之门；其门悬骷髅多者，称壮士。

可知番人个性勇敢，善走，且有猎首的风俗。其中善走又以青年人为最，《诸罗县志》曾载番人斗捷与官府利用其快腿送公文的趣例，略云∶

夜冷月明，展足斗捷，脚掌倒弯去地尺许，扑及其臀，如凌空遐举；习之既娴，故逐走射飞，疾於奔马。递公文悉用咬订、猫踏、猫邻(未婚的青少年男子)。插雉尾於首，肘悬萨豉宜，结草双垂如带，飘杨自喜；沙起风飞，萨豉宜叮当远闻，瞬息间，已十数里[67]。

瞬息能走十数里，此说为免夸张，但番人善走之事确为不假，现存於台南县佳里的飞番墓即为历史见证，其主人翁程天与有飞奔绝技，乾隆闻之乃召进京，程天与发挂铜钱百馀枚与骏马赛跑，马奔仍无法相及，乃得「飞番」之美誉[68]。

  猎首的部分，《番俗六考》的凤山傀儡番有载「八歹社、加者膀眼社率领番众数百，暗伏东势庄，杀死客民三人，割头颅以去[69]」的事迹。《诸罗县志》更有详载番人「以杀人为雄长，自相攻。或伺客於径，阴射之，取其首烹剥去皮肉，饰髑髅以金；持以夸众，众则推以为长[70]。」虽此二文没有记载悬首於门，但皆提到剔肉存骨，《诸罗县志》更提及族人杀人众者为尊，平埔族受汉化则矣，高山族则至日治时期仍存猎首的风俗，雾社事件时日本政府即挑拨原住民，致使彼此猎首相残。

文化方面，按陈第记载，番人「没无揖让拜跪礼」、「无历日文字」、「南倭北虏，皆有文字……而此独无」、「交易，结绳以识」。《凤山县志》首段亦云「不知姓字，不知年月生辰。父母外，无伯叔甥舅之亲，无祖先祭祀之礼[71]。」总之一切都是相当原始。

後来则因外来文化影响，传统风俗几不复存，如文中已记载到番人与汉人贸易的事体，陈第感叹汉人中有「奸人又以滥恶之物欺之，彼亦渐悟，恐淳朴日散矣。」到清朝则更是如此，因番人有荷兰银币，甚有「台人非此不用，有以库帑予之，每蹙额不顾，以非所习见耳[72]」的怪事。除此，荷、汉皆行教育教化，如荷兰人命番人「习红毛字，横书为行，自左而右；字与古蜗篆相彷佛。能书者，令掌官司符檄课役数目，谓之『教册仔』。今官设塾师於社，熟番子弟俱令从学，渐通汉文矣[73]。」番人於此识得文字。祭祀、揖让跪拜之礼亦同，前文已有详述。
 

伍、小结

??作者考证上，陈第、周婴皆有作〈东番记〉，分别收於《闽海赠言》与《远游篇》中，故凡史册有载「明季莆田周婴作〈东番记〉」云云，皆非讹误。

??但今广传之〈东番记〉实为陈第所作，且周婴之作亦源陈第，故一切有谓东番者，始於陈第也。

        地理考证上，东番虽有以部份借代台湾全体台湾之概念，但就详细而论，应系专指台湾的西南靠海地区。而沙巴里、大帮坑应为北部之淡水、八里，而非指西南部地区，因明人对於台湾的全貌尚无法厘清，张燮甚将东番与鸡笼、淡水混为一谈，故有可能是陈第对於北部实际的地理位置於何也不甚清楚，仅知该地亦有番人活动，遂於文中有载。至於文中「合其诸岛，庶几中国一县」，应系指台湾与澎湖诸岛，非所谓明人以为台湾为数岛之说。

        内文考证上，居处及公共建筑方面，番人的屋舍都是以竹子为梁柱，屋顶覆上茅草而成，公廨为未婚男子居所及议事集会场地，至清代已演变成官方所使用的场所。收获与饮食方面，陈第言「当其耕时，不言不杀」，於其他史册中不但无所记，且有「先问讯长者」的相悖事体，疑陈第误载。饮食方面，番人的主食是薯芋，其次才是小米、黍、陆稻，水稻的灌溉系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食用肉类的方法大略是原始烹调，「肉之生熟不甚较，果腹而已」，喜食豕鹿而不食鸡雉，惟「百草膏」的记载仅陈第有载，至於制酒技术，陈第言「间」有佳者，可知其不甚高明。衣饰与仪容方面，番人喜饰原始矿石，男性平日不著衣，女性亦仅微蔽下体而已，天寒则「鹿皮披於身闲」。陈第言拔齿为成年象徵，其他各族则为结婚订物，然观各史册所载，头发与牙齿装饰各族皆有，疑其同於一源而後各自演化，故详细规范并不一致，遂与陈第所记略异。

??婚嫁与母系社会方面，陈第未言夫妻离异，且言「妻丧复娶；夫丧不复嫁」，但後来史册皆有寡妇再娶与休夫的行为，此可以解释为母系社会以女为尊，亦有可能与汉化有关。而陈第记「女常劳，男常逸」则为不正确的观点，男性因体力佳，故另有专业，所以才有「番妇耕获、樵汲，功多於男」的事体。丧葬礼俗部分，陈第记载番人不棺不祭，《番俗六考》则载有些部族备有棺材，但无论有无棺材，几乎都是瘗於屋内，但著皂衣的追悼行为与番俗不合，系因汉化所影响。器物方面，番人用具皆相当原始，日常家具「有床，无几案，席地坐。」武器则有弓箭、长短番刀、铁镖等物。政治制度方面，平埔族社会为组织化的部落(tribe)社会，有领导阶级但尚无不平等的阶级分化，陈第曰其领导阶级为「大弥勒」，可是目前关於西拉雅族的文献中未有相关的音译资料，疑弥勒之称可能为陈第自行比附而成。在其他风俗方面，番人善走，曾有番人程天与於御前与马竞走的事体，至於猎首的习俗，平埔族受汉文化影响已不复见，高山族至日治时期仍存。

??本文原仅欲试论陈第笔下的平埔族饮食，却发现要处理的问题愈写愈多，於是将番人的日常一并写入，最後甚至同作者、地域都做了简考。按地理位置，陈第所载应为西拉雅族，但西拉雅族最为人所知的祀壶夜祭於文中却苹字未提，令人甚为疑惑，可见陈第对於平埔族的了解似非全盘，仅是就其所知而记。但综观全文，除饮食、婚嫁、丧俗有较详细的记载外，其他如医药、卜筮、歌谣也是略而未谈，〈东番记〉文末亦自言为「掇其大略」而已，因此或可以解释陈第是就其所知且有兴趣者而记之。

        且不论陈第所记是否全然正确，但陈第可谓实地考察台湾田野的第一人，作〈东番记〉不以汉人本位为优而劣番者，仅客观记之，实属难得。

陆、参考资料

一、原始史料
丁绍仪，《东瀛识略》(台湾文献丛刊二)(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校勘《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
不著撰人，《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湾文献丛刊二四七)(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8)。
朱仕　，《小琉球漫?》(台湾文献丛刊三)(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
杜臻，《澎湖台湾纪略》(台湾文献丛刊一零四)(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
沈有容 编，《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五六)(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周锺　，《诸罗县志》(台湾文献丛刊一四一)(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
金云铭，《陈第年谱》(台湾文献丛刊三零三)(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
郁永河，《裨海纪游》(台湾文献丛刊四四)(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高拱乾，《台湾府志》(台湾文献丛刊六五)(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
张廷玉 等撰/杨家骆主编，《明史》(台北∶鼎文书局，1980)。
曹永和 编，《流求与鸡笼山》(台湾文献丛刊一九六)(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
陈文达，《凤山县志》(台湾文献丛刊一二四)(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
黄叔　，《台海使槎录》(台湾文献丛刊四)(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
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湾文献丛刊二一八)(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6)。

二、专书著作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全二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
夏黎明 总编，《台湾的古地图─明清时期》(台北∶远足文化，2003)。
李亦园，《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1986)。
张崇根，《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1991)。
陈宗仁，《鸡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2005)。
潘英，《台湾平埔族史》(台北∶南天书局，1998)。

三、期刊论文
李祖基，〈陈第、沈有容与〈东番记〉〉，《历史月刊》，第162期(台北∶2001年7月)。
周婉窈，〈山在瑶波碧浪中∶总论明人的台湾认识〉，《台大历史学报》，第40期(台北∶2007年12月)。
周婉窈，〈陈第〈东番记〉∶十七世纪初台湾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报告〉，《故宫文物月刊》，第241期(台北∶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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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第，《闽海赠言·舟师客问》，卷2(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页28。

[2]金云铭，《陈第年谱》(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页87。

[3]周婉窈，〈陈第〈东番记〉∶十七世纪初台湾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报告〉，《故宫文物月刊》，第241期(台北∶2003年4月)，页30。

[4]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台北∶学生书局，1969)，页845-853,864-867。

[5]张崇根，〈周婴《东番记》考证〉，《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1991)，页156。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神宗》(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卷30，页731-732。

[7]张燮，《东西洋考·鸡笼、淡水》，收录於《流求与鸡笼山》(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页87。

[8]陈宗仁，《鸡笼山与淡水洋─东亚海域与台湾早期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2005)，页163-164。

[9]张廷玉 等撰/杨家骆 主编，《明史·鸡笼》(台北∶鼎文书局，1980)，卷323，页8376。

[10]周婉窈，〈陈第〈东番记〉∶十七世纪初台湾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报告〉，《故宫文物月刊》，第241期，页34。

[11]杜臻，《澎湖台湾纪略》(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页13。

[1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神宗》，卷316，页5900。

[13]周婉窈，〈陈第〈东番记〉∶十七世纪初台湾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报告〉，《故宫文物月刊》，第241期，页35。

[14]周婉窈，〈山在瑶波碧浪中∶总论明人的台湾认识〉，《台大历史学报》，第40期，(台北∶2007年12月)，页120。

[15]夏黎明总编，《台湾的古地图─明清时期》(台北∶远足文化，2003)，页58-59,66-67,81。

[16]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页103

[17]潘英，《台湾平埔族史》(台北∶南天书局，1998)，页256。

[18]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页159。

[19]丁绍仪，《东瀛识略·番社、番俗》，卷6(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页75。

[20]高拱乾，《台湾府志·赋役志》，卷5(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页161。

[21]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96。

[22]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64。

[23]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7，页144。

[24]丁绍仪，《东瀛识略·番社、番俗》，卷6，页76。

[25]潘英，《台湾平埔族史》，页240。

[26]李亦园，《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1986)，页60。

[27]不著撰人，《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湾番社风俗考(十一)》(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8)，页152。

[28]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57。

[29]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03。

[30]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95。

[31]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7，页144。

[32]黄叔　，《台海使槎录·赤　笔谈》，页52。

[33]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71。

[34]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94。

[35]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页35。

[36]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下，页35。

[37]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95。

[38]朱仕　，《小琉球漫?·海东剩语》，卷7(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页77。

[39]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7，页144。

[40]丁绍仪，《东瀛识略·番社、番俗》，卷6，页75。

[41]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56。

[42]陈文达，《凤山县志》，卷7(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页81。

[43]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下，页34。

[44]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杂记》，卷8，页169。

[45]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56。

[46]陈文达，《凤山县志》，卷7，页81。

[47]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05。

[48]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97。

[49]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01。

[50]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64。

[51]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67。

[52]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97。

[53]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05。

[54]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01。

[55]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11。

[56]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01。

[57]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6，页120。

[58]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14。

[59]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7，页146。

[60]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5，页102。

[61]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72。

[62]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6，页132。

[63]陈文达，《凤山县志》，卷7，页83。

[64]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下，页35。

[65]丁绍仪，《东瀛识略·番社、番俗》，卷6，页77。

[66]李亦园，《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页65-66。

[67]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66。

[68]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6)，页769。

[69]黄叔　，《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卷7，页162。

[70]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72。

[71]陈文达，《凤山县志》，卷7，页80。

[72]郁永河，《裨海纪游》，卷上，页13。

[73]周锺　，《诸罗县志·风俗志》，卷8，页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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