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节 (下) by 磐磐

七

 

    一九四八，石家庄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解放了，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人民政府成立了，世道终于太平了，再没有日本人的烧杀抢掠，也没有了国民党兵的骚扰掠夺，人民的好日子来了，生意人的好日子来了。上中学的三姨和母亲都参加了秧歌队，欢庆着人民的新天新地。

     不久，城里陆陆续续来了农村逃亡来的地主，也带来了土改时斗地主分浮财的消息，这消息自然让生意人在喜庆的气氛中觉出了一丝隐隐的不安。果然，新政府开始了对民族资本家的工商业改造。在政府的支持下，伙计们加入了工会，不断要求增加工资待遇，政府的各样税收，认捐多如牛毛，早已超出了商家的承受能力，生意自然是月月亏损，只能靠变卖家里的积蓄来交足政府的税。生意还是原来的生意，只是它不再为自己创造财富，而成了把自己的积累的财产让政府取走榨干的渠道。可是没有哪个生意人敢关门大吉，也没有哪个生意人敢抱怨税收的沉重，因为那会被扣上破坏市场繁荣的罪名，惹来杀身之祸。 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被划为“资本家”的生意人，没有像乡下的地主一样被没收家产，斗死打死已经是很幸运了。

     外祖父的心情自然非常郁闷，他不明白为什么世道太平了，生意却越来越难做，起五更熬半夜的辛苦换来的是家境的每况愈下。他仍固执地认为，那些让他白手起家的生意人历代奉行的自律和勤勉一样能让他度过眼前的难关。战火后的城市常有散碎的砖瓦，外祖父经常背着筐子拣拾砖块，计划自己加盖客房，多赚些钱。一次寒冬腊月天不亮就到城东拣砖，受了风寒，回来后竟转成了伤寒，高烧昏迷，外祖母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中医梁尉珍，可已回天乏术，只能让弥留之际的外祖父醒来和家人说几句话，外祖父醒来后，第一句话竟问“我吃的药贵不贵啊？治病花了多少钱哪？”外祖父离世时还不到六十岁，夺走他生命的自然是高烧和伤寒，可又何尝不是眼睁睁地看到自己一生心血将毁于一旦而又回天无力的忧虑和挫败呢。

      外祖父离世后，外祖母独自撑起了将倾的大厦，那时的生意场是男人的世界，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代，女人掌管生意也是异数，更何况是风雨飘摇的时候呢？外祖母终日以泪洗面，为了维持生意的营运可谓心力交瘁，外祖父生前几个贴心的伙计跑前跑后地帮外祖母支撑着这份家业，可这些帮助只是杯水车薪，政府的税越来越重，外祖母只好变卖家里的细软，那时上中学的母亲最常跑的就是寄卖行，珠宝，字画，古玩，皮货，凡能换钱的东西都被一一卖掉，缴纳索要的税额。即使是很多年后，外祖母仍觉得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小时侯就常听她感叹“家有黄金外有秤”，“要税的好像知道你家里有多少家底，不把你要得把最后一个金戒指当掉不算完”。难以支撑的时候，外祖母也曾妄想她救过的那位八路军也许还活着，也许奇迹会发生，能来找她报当年的救命之恩，那样的话，她当年的善行就是对革命的功劳，新政府也许能网开一面，至少给她和几个孩子留下点儿活命钱。倒是外祖母的小弟弟，我的老舅，点醒了她, “我看这些八路军都是卸磨杀驴，这人就是活着也别指望他来报你的救命之恩。” 老舅说得对不对谁也不知道，可奇迹倒底没有发生。 到一九五四年母亲上大学的时候，外祖母已经穷得连给母亲寄信的邮票都买不起了。所以，当政府这时提出要把 “连升栈”收归国有，并让外祖母成为国有企业的一名职工，领一份微薄的月薪时，外祖母感激涕零，倒底是新政府好啊，总算给人一条出路。几个月后，“连升栈”在一片锣鼓声中，成功地完成了公私合营，与其它几家旅馆合并，更名为 “为民旅社”。

      此后，外祖母倒是过了几年安静的日子，勤快乖巧的她在单位里颇得人缘，倒也没有什么人因为她是“资本家”而为难过她，幸运地渡过了此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十几年后，等我出生的时候，外祖母已经没有了什么私产，住在街道房管处分的狭小的两间西屋里，只有堂屋里的一套老旧的方桌条几，和每天沏一杯上等花茶的习惯，还能让人隐约地看出她昔日生活的富裕。

 

八

一九六六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份，它是农历的丙午年，是六十年一次的“火马年”。日本人认为这一年出生的人，尤其是女子，桀骜不驯，很难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都避免在这一年产下女婴，所以出生率在这一年大大下降。一九六六年的火马在中国似乎有着空前绝后的破坏力，大地震，大洪水，第一颗原子弹在中国大地上爆炸，然后，文革的红色飓风在八月的炎热里，铺天盖地而来，让一九六六年成为永远被现代中国记住的年份。

     文革就像一个气吞山河的巨魔，不知餍足地享受着全中国人的狂热，恐惧，仇恨，绝望，悲伤，麻木，所到之处，践踏了所有的温良和理性，留下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身首异处，生不如死，亲人相仇。等十年以后，它终于离去时，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都已满目疮痍，布满了它凶横的铁爪烫印的烙痕。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烙痕还在作痛，人们还在反思着，还在问着“为什么？”

     记得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上大学时，我到西山的八大处赏秋，走入一个深山古刹，那古刹明显地遭受过文革的浩劫，飞檐上原来精美的飞禽走兽的石雕都被砸毁，寺里的石碑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一位老僧人谈起了他在文革的经历，他的师傅和师兄都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之下，他被强迫还俗，在贫病交加中挣扎了十几年，庙里世代相传的舍利子也在文革中遗失了。

     我深深地同情他的遭遇，不禁问他：“如果佛法无边，为什么它不能保护你和寺院呢？” 他淡然一笑说：“这是佛家该历的劫，世间万物都是在生与死，破与立之间循环往复，没有破，哪有立？对世人来说劫是该诅咒的灾难，可对佛家却是通往新生的必经之路”。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一个舍利子，人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仅在一念之间。”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伤痕文学” 正在流行，满耳所闻都是各种各样的人对文革的血泪控诉，深刻反思。可在这位老僧人看来，这场历经十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却像春风秋雨一样自然平常。是啊，人可成佛，也可成魔，可叹的是当人在成魔的瞬间，可能会体验到成佛时一样的激动，狂喜，甚至高尚，因为在那一刻，人同样超越了自己。正因如此，成魔与成佛有着同样的诱惑力，仅在一念之间。也许这场浩劫只是中国人深埋的魔性的一个集体大爆发。

     高高的山崖之上，举目望去，遍野的红叶浸在午后娇嫩的秋光里，像铺在山野上的一片片透明的织锦，那么艳美，又那么空灵，在那金秋的绚烂中，十七岁的我平生第一次领略了一叶一菩提的禅理的精妙。一个能参透生死，放下善恶，勘破佛魔的法理又怎能不精妙呢？

    对民生街早已不再有自己生意的生意人来说，文革的确把他们带到了恶魔欢舞的阿鼻地狱。当一部份人魔性爆发时，另一部分人却从万物之灵变成了在恐惧和绝望中挣扎的毫无尊严的虫。文革一开始，被付于了生杀予夺大权的红卫兵们，成群结队嘶喊着冲进这些“资本家”的家里，对这些“阶级敌人”抄家，毒打，批斗，折磨。外祖母的一些旧友，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被打成残废后，扫地出门，赶到边远的农村，有的被吓疯，有的因恐惧而自杀。曾给外祖父诊过脉的名医梁尉珍，并没有开过什么生意，只是因为医术精湛就被打成“反动权威”，被红卫兵打断了两根腕骨，不许医治，数九寒天被自己教导过的弟子逼着用断了腕骨的手在冰冷的水池里洗医院的绷带。梁尉珍实在不堪这样的折磨，和老伴儿脸对着脸双双吊死在自家的门框上。

    也许是因为早已在文革开始的三年前就病退在家，而街道上的人忙着抓各样的阶级敌人，外祖母幸运地躲过了抄家。但每天的所见所闻已使她心胆俱裂。她怕，她怕得不敢上街买菜，怕得不敢在白天开窗，即使艳阳高照，也在窗户上挂上厚厚的雨褡，房里的黑暗让她觉得安全，因为那些疯狂和凶残都发生在湛湛的蓝天之下。她真羡慕能在地下打洞的鼹鼠，可以藏在地下，永远也不再回这疯了的人间。恐惧让外祖母销毁了一切与外祖父和连升栈有关的东西：照片，信件，衣物，家具，器物，甚至连有天女散花图案的赏瓶都被砸掉了双耳。连升栈和它残存的踪影在文革的风暴之中彻底地灰飞烟灭了。

    而我恰恰在这样的年代看到了连升栈的残片，它不是有着连升栈踪迹的任何物品，而是连升栈曾与外祖父母共过患难的一位伙计。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那是冬日的一个下午，天气出奇的冷，平常很少出门的外祖母突然要带我上街，她给自己围上厚厚的毛围斤，把脸遮住，也给我穿上棉猴，嘱咐我一定在路上听话，然后拉起我，匆匆出了门。门外是走过了无数遍的胡同，冰冷的风，震颤着冬日的斜阳洒在街上大片的光与影，偶过的行人和路边的水泥灯柱随着这光与影起伏，如晃动着的幕布上的幻影，我和外祖母赶路的匆匆脚步实实在在地踏在冻得坚实的街面上，可在寒风中震颤着的光与影却让我怀疑这个冬日下午的真实存在。

    街上出奇地安静，经历了公私合营和种种政治运动，母亲童年时市井的繁华热闹早已不复存在。各类的摊贩和私营的店铺十多年前就已消失，柴米油盐都凭票供应，几条街才有一个副食店，店里常缺货，有时会看到众多的人提着篮子或网兜飞奔向街口的副食店，门口很快形成一条蜿蜒的黑色长龙，那一定是店里来了一批鸡蛋或一车白菜，去晚了，就抢不上了。

    外祖母拉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惊人相似的街道，街道是灰白的，路边的水泥灯柱是灰白的，冬日的阳光费力地穿过厚重地云层，到达地面时，也已是灰白的，这一片灰白淹没了街两边灰黑破败的房屋，淹没了行人灰蓝的冬衣，连冬日的空气都在这灰白中，失去了应有的清脆。突然，在你毫不设防的情况下，一个鲜红的大叉会从这灰白中跳出来，那是打在被枪决的“阶级敌人”的名字上的红叉。顺着这红叉看下去，白纸黑字的公判书上是这些人的所谓累累罪状。那年月，这类的公判书曾贴在每一个前街后巷的砖墙上。

     外祖母领我在一个小胡同里的一个院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老四合院，门上的黑漆已剥落得所剩无几。从门口被敲掉了一半的石鼓可以看出，解放前这也是一个殷实人家的私宅。解放后，这样的宅院都被收为公有，分配给新的住户，原来住一家人的四合院，变成了住十来户人家的大杂院。

     走进敞开的院门，黝黑的门道里停着好几辆自行车，只留出一个窄窄的通道，当外祖母和我穿过时，一个翘起的车闸勾住了我的棉猴，差点把我绊倒。院子里已很难看出院落的样子，众多大小不一用雨毡，石棉瓦，碎砖，塑料布搭成的简易房占据了院里的大部分空间，空余的地面形成一个曲折的迷宫。我紧紧地拉着外祖母，小心地在迷宫中穿行，走过一个和我一般高的大水缸，一堆摞在墙边乌黑的蜂窝煤，然后是一堆码得整齐的冬储大白菜，上层的菜帮菜叶已盖上一层厚厚的煤灰，变成了灰黑色。

     外祖母最后走进了一间北屋。屋里很暗，从外面刚走进来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一股难闻的味道迎面而来，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好像是一种由屎尿，腐坏的饭菜和中药混在一起的味道。这时，屋角里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我用略微适应了黑暗的眼睛仔细一看，才看清原来屋角有一个床，上面躺着一个人，正想挣扎着坐起。我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紧紧地靠在门边，一动都不敢动。外祖母此时已不再注意我，走近床前，和躺在床上的人寒暄。

     床上的人很激动，“嫂子，怎么是你，谢谢你能来看我。” 外祖母也很激动，伤感地说：“我早就想来看你，我怕呀，这运动一开始，我就再不敢和民生街的老街坊和连升栈的老人儿来往了，不敢惹麻烦。听说你老伴儿没有了，你也病得不轻，我一定过来看看，不来，心里实在过不去。你怎么样？儿子呢？”

     床上的人更激动了，说：“别提了，我的事儿嫂子你最清楚，掌柜的在世时对我不薄，我那时混得不错，娶上了媳妇儿，成了家。可我家里的不会生养，只好抱养了一个儿子。嫂子你是知道的，我们对这孩子就像亲生的一样，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也算懂事。谁知这运动一来，邻居之间互相揭发，有个缺德的邻居告诉我儿子说他不是亲生的，还揭发出我老伴儿家里是富农，这孩子从此之后便和我们生分了，从家里搬了出去。去年他妈去世时只回来了一天就走了，现在我瘫在床上，他也不管。我一辈子没做过一件缺德的事，怎么会落个这样的结果，真想快点儿死了。”

     外祖母不由得落下泪来，“这孩子太不应该了，怎么能做这么没人味儿的事儿。”    

     “嫂子，千万别再提这‘人’字。是人就知好歹，有情谊，现在哪里还有人？都是鬼，晴天白日，街上走的都是鬼，没有人。”

     外祖母唏嘘不已，安慰了一番，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拉起我，匆匆往家走。外面已经夕阳西下，橙红的落日在这一片灰白的世界里孤独地悬着。临街的厨房里，人们已经开始准备晚饭，乳白的炊烟到处飘散着，放学后的孩童在街上推着铁圈，玩着布包。

     走着走着，我却在这熟悉的街道上迷失了方向。我不懂自己的家在哪儿，也不懂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也许我根本就没有一个每天到此时就该下班回家的母亲，也没有一个天天形影相随的外祖母，也许我生活的世界只是一个幻影，也许那落日是假的，那寒风也是假的，也许街边在做饭的大妈大婶都不是人，只是些鬼魅，如果我走上前拉起他们的手，他们就会顷刻间化成一具具骷髅，狞笑着请我到他们家里坐，然后，铿锵作响地倒地，碎成块块白骨。那本该让人觉得温馨的乳白的炊烟和橙红的落日，此时却让我觉得凄寒彻骨。

     快到家时，我终于醒过神来，外祖母的脚步却慢了下来，她的确有些走不动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说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思，你就说咱们刚见的那个人，是我和你姥爷的老伙计了，你姥爷最喜欢他，年轻时聪明伶俐，精神得不得了，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没想到落了这么一个结果。”

     “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何在”，这是连亚里思多德，萨特，牛顿和爱因思坦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六七岁的我，自然是无法回答，历经人世风霜的外祖母也只能慨叹命运的无情和人世的无常，哪一个经历了一九六六年的中国人又对这几个字不刻骨铭心呢？

 

九

 

 

     很多年以后，我也有了一个庭院，也种了石榴树。外祖母早已去世，母亲年事已高，我也年过不惑。每到春夏，院子里二十几株玫瑰开满了碗口大的花，红，黄，粉，紫，白，一朵比一朵更娇艳，一至开到晚秋才凋谢。在这样的争丽斗艳的花园里，榴花开得再好也难以“照眼明”。这里的榴花也不在乎是否“照眼明”，没有多少人工的修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 石榴树在北加州慷慨的阳光和细雨中自由自在地抽枝，发芽，开花，结果，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循环，可每当榴花盛开时，我总会想起外祖父的那个庭院和母亲的五月节。有一天，我一定会在一个五月向儿子讲起：“很久很久以前，你的曾外祖父生活在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庭院，院里有四十棵石榴树……” 毕竟，故事里的庭院可以灰飞烟灭，故事里的人可以生老病死，故事却可以流传下来。

 

 

 

2011年夏始于听雨轩

2011年冬完成于叙云轩

 

−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和外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