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和外祖母
引子
中国的北方通常把端午节叫做五月节,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它是一个重要的节令,标志着仲夏的来临,以及与之相关的一连串农事活动的开始。
童年的五月节就是吃粽子,那是七十年代的中国,全国都在抓革命促生产,移风易俗,所有的传统节日,包括五月节,都被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 每年五月初五临近,院里各家的大妈大婶就开始洗棕叶,包棕子,各家的棕子模样有大有小,有俊有丑,却是清一色的糯米红枣馅儿,煮熟之后,沾些绵白糖,在那物质匮乏的时代,也算是难得的美味。长大以后,物质不再匮乏,棕子的种类大大地多了起来,火腿棕,咸肉棕,百果棕,豆沙棕,等等,可五月节也还与吃粽子离不开,当中国超市的货架上摆上棕子时,就知道五月节可能快到了,具体是哪一天,往往无暇查看。所居的硅谷每年都在端午举行龙舟大赛,我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次也没有去过。
可五月节在我的印象中,却是一个色彩缤纷,意趣盎然的节日。这样的印象不是来自我的亲身经历,而是来自母亲的描述。 母亲最爱讲述的就是她童年的五月节, 据母亲说,那时,天比现在蓝,云比现在白,星星月亮也比现在亮。 外祖父当时经营着一所颇具规模的旅店,"连升栈"。
一
"连升栈"最大的一处是一个两进的大四合院,有五十多间客房。宅院的大门不大,也并不出奇,走进大门,迎面所见是四合院常见的影壁,转过影壁,眼前却豁然开朗,是一个幽深的两进大院子,两进院子之间的院墙被打通,取而代之的是四十棵石榴树,经过外祖父的精心修剪照料,形成一个的石榴树墙,墙上还开了由石榴树枝编成的拱门,这树墙设计得恰到好处,疏落有致的枝叶形成一个半镂空的屏风,即保持了庭院的宽敞开阔,又让这巨大的庭院多了份曲径通幽的韵味。
石榴的花季在五六月间,盛开的花像一个喇叭,小的有银币大,大的也大不过婴儿的手掌,可那通体的艳红却让人望一眼便难以忘怀。那红似火,却比火多一份温润,那红似霞,却比霞多一份浓烈,那红似血,却比血多一份瑞气。石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着相当吉祥的寓意, 它象征多子多孙,兴旺富裕,外祖父的四十棵石榴树每到五月节前后红花满树,真正是"榴花照眼明",满目的青枝,绿叶,红花,让这庭院蒸腾着兴旺。
穿过这些石榴树,便到了内院,它是这庭院的中心,也是外祖父一家居住的地方, 这是典型的中式四合院, 院子方方正正,一进院,首先看到的是三间正房,一明两暗,正中明间的堂屋是客厅, 摆着红木的方桌,条几,太师椅,条几上总有一个当时时兴的座钟,一两件古玩和赏瓶。 堂屋正中的墙上则是外祖父精心挑选的中堂字画,这可是马虎不得的事,因为字画的品质和意境直接反映了主人的品味,是这正房的门面。两边的堂屋是外祖父一家人的卧室。庭院的两侧则是两溜厢房,多是相熟的客人居住。
除了大富大贵的人家,一般人家所居的四合院都没有太多雕梁画栋,外祖父的庭院亦是如此。松木做的梁柱和檩条支起房屋的骨架,青砖垒墙,青砖漫地,青瓦盖顶,这满目的青灰,虽单调,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厚重沉实,让人在这院里能感到主人的殷实富有,但那殷实富有是含蓄厚道的,而不是张扬跋扈的。
让这青灰艳起来的是庭院里的各色花草,外祖父有"绿手指",爱花也会养花,院子里总是花木繁盛。 除了石榴外,美人蕉,风仙花,木槿,月季,牡丹,芍药都在五六月间绽放,嫣红姹紫一片,在五月特有的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这青砖青瓦的庭院宛如梦中的仙苑。
房屋的前面都是砖木构筑的游廊,阴历的五六月间,夏季的阵雨渐渐多了起来,雨来时,搬个方凳坐在在游廊里,捧一杯北方特有的茉莉花茶,便可一边饮唾着茉莉的謦香,一边观赏仲夏的第一两场雨,那雨来得都很快,几块大云聚在一起,由银白变成铅灰,铜钱大的雨点便落了下来,不一会儿,无数条水银般的亮线泄了下来,联成一个水的雾帘,观雨者的神思便溶进这雾帘, 随着雨水流到不知名的远方,进入了一个水雾弥漫的梦,梦正酣时,雨却突然停了,刚被雨水冲洗过的庭院在刚走出云层的艳阳的照射下,像镜子一样闪着眩目的釉光,庭院里的花木,经雨后枝叶都绿得发亮,地上一定有许多的落花,大红,浅紫,纯白,深粉,艳黄。
一入夜,游廊便成了讲故事听故事的好去处。仲夏的夜,可以温暖似春风,也可以清凉如秋水,满天的星星在暑气的催动下,美目流盼,活泼地闪着眼。这时院里的小孩围坐在游廊上,听大人讲三侠五义,鬼狐仙怪。灵动的星空让本就灵异的故事更活灵活现,鬼狐仙怪好像都从故事里走出来,在这星夜下的庭院里游荡着。渐渐的,夜深了,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有了困意,故事就变得段段续续,模糊迷离,最终成为这庭院仲夏夜梦的呓语。
荷花缸和金鱼是讲究的中式四合院不可缺少的。外祖父在院里垒了一个大金鱼池, 里面养着大小好几个乌龟,十几个巴掌大的各色金鱼游弋其间。院里还有两个硕大的荷花缸,种得是荷花和水葫芦,荷花五六月间含苞待放,倾长的荷竿上托着一个个粉白的巨大花苞,美艳,明净,让这庭院立刻有了几分仙气。水葫芦的花很小,可它的茎叶形状很特别,像缩小了的亚腰葫芦,通体苍翠,浮在水面上,整缸的水就活泼了起来。
池塘里最常来的访客是一群黄嘴褐绒的小绒鸭和一只大白鹅, 小绒鸭是母亲的玩伴,常被母亲偷偷藏到书包里,带到学校。大鹅原是外祖父买来看门的,凶猛健硕,挺起脖子,有半人多高,一天能吃一大簸萁玉米饼子,居说鹅能像狗一样看门,赶走不速之客,可这只大白鹅却专钳女客,一次竟把一位女眷的旗袍下摆整个撕了下来。外祖母陪了钱和许多好话才将这事平息下去。从次以后,谁也不敢再让这只大鹅看门了。 庭院里的其它动物还有山羊,兔子和刺猬。这当然都成了母亲和姨母的玩伴。 据母亲说,只要把脚放在刺猬的背上,它就会发出"哇,哇"像小孩一样的哭声。
二
像所有的生意人一样,外祖父总是黎明即起,可外祖父的早起却不是为了打理生意,而是为了遛鸟。
养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嗜好,鸟的羽毛艳丽,形体俊俏倒在其次,能哨出悦耳动听的曲调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鸟必须先天条件优越,有一个金嗓子,还必须聪明,能学会主人所教的曲调,当然,同等重要的是主人挑选和教调鸟的能耐。符合这些条件的鸟,最常见的是黄雀儿,靛颏儿,和八哥儿。据说一只上乘的靛颏儿经过得当的教调后,能哨出整段的京剧曲牌"夜深沉"。
要想让鸟哨得好,养鸟的人每天清晨都必须将鸟带到野外,选一个高高的向阳的树杈,把鸟笼挂在上面,鸟在清晨鲜润的风与阳光中,往往能哨得出人意料地婉转动听,这就是所谓的"遛鸟"。好的地段会吸引许多遛鸟的人,成为一个非正式的鸟歌唱比赛,谁来得早,谁就能把鸟挂在最高枝上,那鸟就精神抖擞,艺压群芳,给主人露脸。来晚了,自己的鸟就不能挂在高枝上,会哨的好鸟气性都大,是绝不会在低枝儿上唱的。
外祖父当时养着十几只鸟,心高气傲的外祖父"遛鸟"是绝对赶早的。每天天还没放亮,就叫上一个伙计,每人用个长长的竹挑竿儿,挂上六七个鸟笼,出了城,天光大亮之后才会回来。遛鸟的经历决定外祖父一上午的心境,有时回来欢天喜地,那一定是自己的鸟唱得好,露了脸。有时回来就没好气儿,一进院就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一定是自己的鸟没登上高枝,被别人比了下去。
外祖父最心爱的鸟是一只蓝靛颏儿,能哨十几种调,包括"拉风箱"和京剧的过门,遛鸟的时候,给外祖父大大地掌了脸。外祖父对它宠爱有加,用小米,磨碎的蛋黄和牛肉干喂养,突然有一天中午,那只靛颏儿在笼子里扑腾了几下后,死了,外祖父悲伤欲绝,在把外祖母和每一个伙计埋怨了个遍儿之后,拿了绳子非要上吊自杀不可。还是外祖母找来了后院住着的一个有身分客人才劝止了外祖父。
那时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对大部份的老百性来说,每天忙碌的无非是柴米油盐,谋生不易,很多人从早忙到晚尚难得温饱。像外祖父这样能享受遛鸟的闲情闲气的,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方式,非有钱有闲不可。外祖父当时四十出头,的确在他人生的巅峰,"连升栈"已经很具规模,有三四处分店,用着几十个伙计,生意日进斗金; 外祖母精明能干,不光粗通文墨,而且打了一手好算盘,正可以和账房先生和几个大伙计一起打理店里的具体事宜,让外祖父从日常的琐事中脱身,神闲气定地过着他的好日子。
这样的日子是外祖父年轻时做梦也想不到的。外祖父的老家在石家庄附近藁城的慈尚村,冀中平原上普通的一个村落,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勤劳地耕作着,过着虽清寒却也有滋有味的庄稼主的日子。外祖父从小父母双亡,连在五服内的叔伯都没有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在那缺乏社会福利系统的时代,好像注定会冻饿而死。可冀中平原人情淳厚,只要是一个村的,就不会没有人管,饿了,总有人给送吃的,冷了,总有人给送穿的,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外祖父居然也出落成了一个精壮的半大小子。
外祖父十六岁那年,滹沱河发大水, 淹没了慈尚村,辛亏他水性好,抱着一根木头飘到了石家庄,除了身上穿的裤头外,两手纂空拳,什么也没有。外祖父干过小工,扛过大个,当过跑堂,后来到旅店里当了伙计,他的机灵勤快很快赢得了雇主的喜爱,总算有了个饭碗。多灾多难的经历反而让外祖父更心高气傲,他不甘心沉沦于城市的底层,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出人头地。伙计的薪水少得可怜,可外祖父却把每一个铜板都存起来,存到一定数目,换成大洋,然后缝入中空的裤腰带里,贴身藏着。
在店里当伙计的大多是失去了故乡的农民,他们就像被风连根拔起的草木,扔在城市冷陌的街道上,自生自灭,没有家,没有亲人,甚至没有几个能说知心话的朋友,挣来的钱只能使自己得一温饱,无力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他们中的很多人把辛苦挣来的为数不多的钱都扔在了下等妓院,有的还抽白面,染上了毒瘾,而这些又让他们在贫穷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外祖父对这些嗜好深恶痛绝,一点也不沾,他觉得人要有出息,必须立身正。当外祖父的同伴们在妓院消磨时光的时候,他总是找一个没人的桥洞,坐下来,解下裤腰带,一遍又一遍地数着攒下的几块银元,打发着城里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几年之后,外祖父已经攒了好几块大洋,也学会了不少生意场上的应对,二十多岁的他干净利索,白净的国字脸透着一股英气,谁见了都觉得这小伙子精神。这时,一位有钱的太太注意到了外祖父,很欣赏这小伙子。外祖父就拜她做了干娘。由干娘担保,替外祖父起了一个会,也就是一笔私人贷款,这笔钱终于让外祖父有了自己的生意,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成了"韩掌柜"。
成了"韩掌柜"的外祖父恨不得将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掏给自己的店。比当伙计时更勤俭克己。一年到头,连顿白面也舍不的吃,从自己口中抠出的每一个铜板都添在了店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为了节剩开支,舍不得雇人,自己进货,自己上架,自己支应买卖,自己扩建店面。外祖父不识字,过年的时候,却自己买春联,挂春联,结果上下联正好挂反了。生意人都认为这不吉利,果然,杂货铺的生意刚有起色,就遭到一群不知从那里来的溃兵的洗劫,外祖父一年的辛苦就这样打了水飘儿。
这样的故事在外祖父的经商生涯中上演过许许多多次。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确没什么退路,也许是因为性格出奇的坚韧,外祖父从没放弃过,总是跌倒了重来。苍天不付苦心人,终于在他年近中年时,开上了自己的旅馆 "连升栈"。外祖父低价买下了民生街上一处两进的大庭院,准备把"连升栈"这块招牌打响。
没想到,这时日本人来了,而且说来就来,"七七事变"突然爆发,冀州的芦沟桥与石家庄近在咫尺,城里人人自危,都在疯传日本人如何烧杀抢掠,凡能走的人家都收拾细软, 搭乘南下的火车,离开石家庄。车站上人山人海,车顶车箱里满满都是人, 火车根本无法出站,只能慢慢爬行。据说那是去重庆的最后一班火车,悬系着城里人最后的一线生机。
外祖父只好把刚到手的庭院锁上门,也领着全家来到了车站,准备逃难,可快挤到车跟前时,却说什么也不走了。他实在舍不下他的生意,他的院子。 没有了生意的生意人,活下来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决定拿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赌上一把,死也要守着自己的产业。就这样,外祖父成了绝无仅有的没有逃走的生意人。
石家庄很快成了沦陷区,日本人果然进城后见人就杀,一直杀到十字街头才停刀,三天后,贴出了安民告示,街面上才平稳了下来,那辆外祖父没搭乘的南下的火车,还没走到德州,就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整火车的人尸骨无存。
经历了一开始的惊恐动荡之后,老百姓还是得照样过日子,来往客商还得照样住旅店,"连升栈"成了为数不多的还在营运的旅店。外祖父充分把握了这天赐良机,在此后的两三年内,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连栈"很快变成了有三四个分号的大买卖。
外祖父虽然起得早,连升栈起得最早的人却不是外祖父,而是外祖母。外祖母比外祖父小二十二岁,是无极县王家营人,外祖母的父亲经常在外跑小买卖,结识了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外祖父。当时,年过中年的外祖父已经有过三次婚姻,头两次无媒无证,无非是萍水相逢,两相情愿,一起搭伙过日子,不乐愿了,也就各走各的路了。第三次才有正式的婚约,可太太得病过世了,留下了两个女儿,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三岁,这就是我的二姨和三姨。外祖父的生意当时已做得颇有起色,外祖母的父亲觉得外祖母虽然要做填房,这却是一门难得的好亲。就这样,王家营一个中等农家的村姑,便成了连升栈的内掌柜,外祖母那年只有十九岁。
陌生的城市应该让外祖母感到胆怯,可她却像一条鲜活的鱼,游进了城市欢快的激流中,对城里的一切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悟性。同样心高气傲机灵勤快的她,很快就成了外祖父难得的好帮手。旅店生意最忙的时候不在白天,却是凌晨的三,四点钟,石家庄当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商客多在此停留。早班火车的客人在车站下车后,两眼一抹黑,最需要的就是找个落脚的地方。 后半夜一到,连生栈便派大部份伙计打着灯笼到车站接客人,客人接来后,店里安置这些人便要很一阵的忙乱。安置好客人,柜上的忙碌才刚开始,结算一早的盈余,给撇成儿的伙计分钱。伙计做到一定年份,出色的就有了资历和东家分红,自己接来的客人,赚的钱可得两成或三成,这就是二八分帐或三七分帐,即使不够撇成儿的伙计,也有相应的辛苦钱。辛苦了一早起的伙计们最盼望分帐的时刻,东家自然不敢马虎,外祖母和帐房先生两手翻飞地打着算盘,一直到天光大亮才会把最后一份钱发出去。帐房先生这时总算可以喘口气,可外祖母却不能歇下来,因为该给各屋的客人送洗脸水和早饭了。
外祖父非常爱干净,夏天常穿着白府绸衫,洗得雪白。家里虽然用着好几个老妈子,外祖父却自己洗衣服,因为嫌别人洗得不干净。而且自己剃头,因为嫌别人剃得不够整齐。外祖父同样要求店里的一切都必须绝对干净整洁,院里扫得没有一个草点儿,门窗擦得锃亮,杯盘碗盏,脸盆毛巾烫洗得干干净净。外祖父的这些要求自然靠外祖母监督实施,她常常要忙到午后,客人和伙计们都吃过晌饭后,才能喘口气。
从早上四点一直忙到午后的外祖母本该好好地睡个午觉,可她却痛恨睡午觉,她觉得白天就那么点儿时光,用一两个钟头在床上挺尸,实在没意思。 她此时仍精神百倍,或搬条矮凳坐在石榴树下看小说,或逛街卖东西。外祖母年轻时很漂亮,身材苗条,皮肤白皙,明眉大眼。好新鲜爱时髦的她一进城便烫了发,螺旋的大发卷,锔得漆黑油亮,瀑布一样地泄在肩上,头发上总别着宝石发卡和绒绢花。 外祖母还给自己买了辆当时少见的坤车,午后常穿得一身锦绣,在五月的晴空下骑着单车穿梭于城市繁华的大街小巷。
三
五月节虽然只是五月初五这一天,可一进农历四月人们便忙起来了,先是本来温暖怡人的春风一下子有了一丝燥热,冬春的衣服再也穿不住了,该换夏天的单衣了。北方人家生活俭朴,中等人家一个人一年四季的衣裳不过棉单两三套,换洗着穿,除了过年,没有做新衣的道理。人们趁着初夏的好太阳,拆洗冬天的棉衣棉裤,大姑娘小媳妇儿都换上了单衫,虽是去年的旧衣,可那颜色照样娇嫩鲜亮,月白,粉红,鹅黄,藕荷,天青,人精神得像退去了一层冬天的壳,本身就是夏日刚钻出骨朵的花。
外祖父当时家境富裕,总会在五月节前给外祖母和几个女儿做几件衣服。那时女人的衣裳有太多选择,绢纱绸缎,棉麻洋布,绣花织锦,可对年轻的女孩儿来说,最时髦的却是洋学堂女学生的装束:月白园角的马蹄袖大襟儿上衣, 过膝盖的玄色长裙,白线袜,黑色的袢褡鞋。母亲那年刚七岁,才上小学一年级,也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女学生装,二姨给母亲扎了一个朝天锥,还别了一朵盛开的大石榴花。外祖母的新衣要华美的多,多是新款的绢纱旗袍,一双新绣花鞋是必不可少的。早早到鞋店订做,夏天一到便可以穿了。外祖母最喜欢的一双绣花鞋是浅藕荷色,满鞋帮用银灰的丝线绣着似菊花非菊花的缠丝的花纹,配上银白大方格的纱旗袍,衬着桃花一样娇艳的面庞,不论走到那儿,都是夏天亮丽的一道风景。
再过些日子,卖棕叶的就该来了,连升栈的后门是一条繁华的街道"民生街"。 商家店铺林立,有大饭庄,小饭馆,糕点店,杂货铺,绸缎庄,书局,古玩店,成衣铺,鞋铺,药房,等等。 除正经的店铺外,小商小贩更是多如牛毛,卖凉粉儿的,卖扒糕的,卖老豆腐的,卖焯火烧的,卖缸炉烧饼的,卖水煎包的,炸馃子的,卖时鲜瓜果的,卖羊头肉的,卖刨冰的,卖风筝的,崩苞米花的,吹糖糖人儿的。
卖棕叶的多是城外靠近水泊河叉的农民,挑着柳条编成的筐,装着满满的深绿色的棕叶在街上吆喝着卖。棕叶就是芦苇的叶子,两尺来长,两寸来宽,如一只硕大的绿色羽箭。像莲藕,菱角一样,新鲜的棕叶有着水生植物特有的香味,那香很淡,香得不太经意,甚至有点儿让人不易察觉,可只要一尝,那如水的清幽便停在舌间,久久不会散去。用这样的棕叶包的棕子,煮熟后,粘米都被染上了一丝绿色,咬一口,枣甜,米粘,然后便是这一缕回味绵长的清幽,让人即使在喧嚣的闹市,也会想到夏日明净的池塘,好风如水,荷叶恬恬。
母亲对卖棕叶的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她和三姨最迷吹糖糖人儿的。那时的小孩儿没有整盒的糖果和巧克利,只有到特别的时侯,大人才会给买块糖吃,麦芽糖做的甜甜的糖糖人儿就格外诱人。吹糖糖人儿的先把麦芽糖在一个大铜勺里化开,然后将热的糖液在一张白纸上浇画成各样的图案,凝固后,用一个细竹棍儿撑起,糖糖人儿便吹成了。一把铜勺和一些糖液能画出千百样的图案:"穆桂英挂帅","猪八戒背媳妇儿","孙悟空闹天宫",还有"兔拜月","猪拱圈","猴儿拉稀"。 母亲最喜爱的就是"猴儿拉稀", 因为猴儿拉的稀是几坨丰厚的糖稀,吃起来最解馋。
五月节将近,家家的大门上都挂起了艾条,预备了雄黄酒,女人们开始抽葫芦,挂葫芦。这些都是为了防"五毒",五毒是指蛇,蝎子,壁虎,蜈蚣,和蟾蜍。民谣说:端午节,天气热,"五毒" 醒,不安宁。 天一热,各类的毒虫便活跃了起来, 这些毒虫据说都怕艾叶的辛香味。葫芦实际就是一种香囊,里面装上与艾叶类似的香料,毒虫闻到这种味,就不敢靠近。葫芦里的香料还能驱毒气,防夏天的时疫。
葫芦都是用丝绸彩线抽制而成,每个葫芦只有拇指大小,用丝绸缝制成各样形状,再用彩线串在一起,就成了一个艳丽的香囊串,装入香料后,挂在褂子的大襟儿上,或裙摆上。那时,普通人家女人的世界只有炕头和灶台,女工针线便成了显现艺术才华的唯一地方。各家的葫芦做出来,总会比一比谁的巧,谁的俊。心灵手巧的人是绝不会放弃这一年一度露脸的机会的,葫芦的样自是千奇百巧:浅绿银红的丝绸缝成一个个小猴,再串在一条浅黄的粗丝线上,便是"猴爬竿儿" 葫芦。 红黄蓝绿的缎子缝成一个个三角形的小囊,再缠上金银的丝线,串起来便是"棕子" 葫芦。
凝结着女儿家神思奇巧的葫芦自然是出奇的艳美和灵秀,挂在黑裙子上,那黑就亮起来,让人想起夏天挂满星星的缎子般的夜空。挂在月白的大襟上,那月白就活起来,让人想起雨过天晴后天边若隐若现的一缕云。再灰头土脸的人,挂上串葫芦,眉目间也会多上几分神采。那满街的葫芦好像是夏天的神儿,夏天的魂儿,催活了在暮春中做梦的城市,给这街头巷尾洒上夏日的期盼和骚动。 风热得更撩人,让人在屋里再也坐不住了,总想出来走走,干点儿什么,巷口的大槐树上,雪白的槐花串坠满了扭结的老枝,一走过,一股醉人的清甜久久不散,街上开始隐约传来卖刨冰的吆喝声,五月节的正日子也就到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