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全的教育(十七)

                理想破灭了，思想才得以诞生 

不知具体始于何时，学校有一个延袭已久的规定，每周二的下午，全校师生员工都要停课、停工，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认真对待，只把它当成是周间休息，像许多人一样敷衍了事。但是，几个月以后，以“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为题的讨论第一次触动了我幼稚的思想和肤浅的灵魂，使我不能像往常那样等闲视之。

讨论的起因是一位叫潘晓的人，在《中国青年》杂志(1980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只有一千字左右，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文章。潘晓出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从小就怀有无比执著、不甘平庸的理想和追求。但是，无论她怎样努力、转换角色，似乎都不能真正施展才华，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因此，不免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然而，也就是当她的无数个理想在现实的面前，如同肥皂泡似地相继破灭之后，她才能开始诘问、怀疑、自省。若非如此，恐怕难以向自己和全国的青年提出这样一个尖锐、严峻、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年轻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人在社会中的定位问题。可以说，潘晓的理想破灭了，她的思想才得以诞生。为此，在我看来，她不应该困惑、更不该失望，反而倒要为之欣慰。

当潘晓像“牛虻”一样，向整个社会和体制发起叮咬的时候，我似乎也被刺得清醒了许多。一个普通的社会青年尚且反思人生、针砭时弊，表现出深邃的思想水平，但身为“天之骄子”的我却扛不动思想、担不起责任。究其根源，恐怕也是教育所致。在分数挂帅，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指挥棒下，凭借高考的东风，一夜“暴富”后成为时代的宠儿。紧接着，又和无数人一样高枕于沾沾自喜的自诩，深陷在“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伟大理想之中不能自拔，任由它将自己变得好高鹜远、不切实际，根本不去思考自己人生的路是不是也将注定要越走越窄。随着讨论的继续进行，我慢慢从虚无的世界里脱身出来，在现实当中认识自己，并对自身的现状产生了不满。为了弥补思想这把双刃剑带来的“空虚”和“寂寞”，我越来越放任、越来越大胆地在文学甚至哲学的领域里孜孜以求。与此同时，当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人文学科上时，势必在专业上不能尽心尽意。由此而来，最直接的影响是对许多的课程更加不感兴趣。

大学一年级里的课程大多是基础课，通常是几个班，一百多人在一起上课。这是高中里从来没有的，除非是开大会。在这么多人的课堂上，常常看到不少人看小说、写信或干别的事情，更有甚者，干脆就旷课，反正老师不会知道。我虽然不旷课，但常常是进课堂三魂不在，出教室七魄归来。究其原因，自认为问题在以下的三个方面。首先是教科书。一些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教科书，比较容易阅读。但不少国内院校编辑的教科书，要么是多年内容不变，许多过时的知识根本得不到更新，要么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不连贯、不紧凑，要么是作者们叙事不流畅、论述不充分、归纳不到位，让人“一篇读罢头飞雪”。还有的教科书，比如英语课本竟然充满了政治口号，令人费解、恼火、无奈，忍不住要把书问青天，今夕是何年?

当然，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这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就分别是上课的老师和听课的学生。先说第二因素──老师。生动、风趣的老师能循循善诱，把即使是枯燥乏味的书本知识变得引人入胜。大学不能和小学一样──授课的内容仅限於教科书，教师如果不能借题发挥，缺乏新意和创意，学生就不能集中精力，更难聚精会神了。比方说，水的密度要比冰的大，这是书本上“死”的知识，课堂上老师要补给“活”的知识。应该有比如“为什么水的密度要比冰的大？”，“如果水的密度比冰的密度小的话，会怎样？”等挑战性的问题。当然，如果学生不能积极主动地吸收、消化老师的内容，并及时地反馈、诘问，只知其然，而不关心所以然的话，无论怎样循循善诱的老师可能也会束手无策。这就是第三个因素──学生。我们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就只要求我们从前人、别人那里知道结论和答案，而不重视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使无数人染上懒惰、狭隘、被动、不思进取的铅华之色，成为无感动﹑无兴趣﹑无关心的三无主义者。对这样的学生，即使教育家孔子再世，恐怕也不能为其点燃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火焰。

尽管有不少课让学生提不起精神，但也有些课给人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比如说分析化学课，虽然是几个班合在一起，但很少有人在课堂上忙别的。讲课老师从不迟到，上课前像军人一样端端正正地站立在讲台上，双唇紧闭，眼睛正视前方。只要上课铃一响，他就一声令下：“上课！”，好像是吹响了攀登科学高峰的冲锋号。他人虽然矮小、瘦弱，但声音饱满、宏亮，使疲倦的人也能精神焕发。他幽默的比喻、简练的语言、充实的内容是令许多人专心致志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决不无理占用学生宝贵的课间休息时间，体现出尊重他人的儒者风范和人文素养。只要下课铃一响，不管是在黑板上奋笔疾书，还是在讲桌前口若悬河，立马就说：“下课！”从不拖堂。他那简单、明了、准确的语言表达，尽职尽业的教学态度和干净利索的行事风格令我受益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