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全的教育(十)

第二章      幸有艰难能炼骨──苦难

他使人平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撒母耳记上》2:7

            要是没有夜晚，人会不会累死?

老家在一个四面环山，长约二公里、宽约半公里的小村子里，人称姒山。山的高度不足百米，与其说是山，其实是丘陵。一条大约有两米宽的土路由南向北贯穿全村，成为与外界相连的唯一交通要道。取名为石面堰的小渠犹如一条玉带蜿蜒在村子西边的山腰上，灌溉着山脚下的百亩粮田。在地势较低的村子东边，一条宽约二十来米的小河，呈S行弯曲，从山脚下潺潺流过。河水清澈见底，四季常流，因此取名为长水河。每到夏天黄昏时，一大群孩子就在河里嬉戏打闹，大人们则静静地泡在水里，让暖暖的河水冲洗掉一天的疲劳。 

姒山由三个生产队组成。九队在村头，十一队在村尾，我们十队位于两者之间。邻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每个生产队有二十多户人家，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为姒姓, 都是夏朝的开国之王──大禹的后裔。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名曰文命，父亲是鲧，母亲是修己。大禹被认为出生于公元前二千多年的西川石纽，就是现今的四川省北川县禹里羌族乡。他汲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风餐露宿十三年，采取疏导的治理方法，征服了洪水。病逝后，大臣们根据他的遗嘱将他“深埋简葬”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上的北麓。为了使大禹一年两次的祭祀不至中断，他的第六代孙，无馀被封为越王，世世代代在会稽守陵奉祭。

 大禹的其它后裔经历代演变，不断分封改姓，比如夏、禹、鲍、楼等皆出自姒姓。但是，只为了守陵祭祀一个目的而存留到今天的禹陵姒姓这一支不迁居、不改姓。无论世事风云如何变幻，都不离不弃、忠贞不渝地传递著神圣的火炬，生生不息。他们一守就是四千年，创造了一首英雄家族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其间所经历的荣耀、尊贵、显赫和屈辱、卑微、衰败都被详细记录在他们的千年家谱──《姒氏世谱》里。

它从夏朝的开国之王──姒姓第一世祖大禹即姒文命，记到一八七三年的第一百四十一世祖姒振先。其中地位显赫的有教为详细的记载，比如第四十四世祖越王勾践。他从父亲越王允常那里承袭了王位，摧灭吴国，成为春秋一霸。但是，第五十世祖越王无疆攻打齐国和楚国，结果被楚威王战败，丢了性命。从此，越国名存实亡，姒氏由盛而衰，一落千丈。十四世纪的元末，发生在绍兴地区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使禹陵村哀鸿遍野，姒姓人几乎遭灭族之灾。只有一户人家由于避居在会稽深山里，才幸免于难，那就是第一百二十二世祖姒权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姒炯和姒烜(xuǎn)。姒权在厄运中守陵之志不移，告诫子孙：“自后守陵之裔，虽遭贫困，毋再星散，必须聚居左近，陪护陵祠，恭承先志。”

到一百二十八世祖时，虽然有后裔二十七人，但其中七人未成年死去，只有五人有嗣。为了生存、发展，使守陵护陵后继有人，一部分后裔被允许离开禹陵外出谋生。其中有一支不知经过多少迂回曲折、艰难险阻，最终在四川定居并繁衍开来。姒山里的第一代姒姓祖先是姒先──禹后第一百三十二代，大约在清朝初年从绍兴迁居而来，现已传到第十五代(参见《大禹世家》姒元翼、姒承家著，《禹裔寻踪》姒承家著)。因此，三个生产队的姒姓人原本是一家人，身上都流淌着相同的血脉，平时的称谓就按辈份而定。而且，每个生产队里掌权的人几乎都是姒姓族人，论辈份，他们是我的叔伯、兄长。

我被关在城里学校的门外，但被生产队这所学校无条件地接纳，在并不十分广阔的天地里，以切身的经历和体会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地是我的书桌，田野就是课本，锄头是我的如橼之笔。农业生产需要的“十八班武艺”在学校里就已经学会了一半，其它的也能举一反三。事实上，有不少的生产工具，比如说锄头、扁担、犁、耙等早在千百年前的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就已经开始使用，唯一较为先进的是刚购入不久的双人脚踏打谷机，但它却让我吃尽了苦头。

当地农村收割水稻时，传统的脱粒工具是拌桶，一至二人就行，而双人脚踏打谷机需要四人。两个成人站在上面，单脚踩踏板，通过连杆带动齿轮和滚筒转动，双手将带有成熟稻穗的谷把喂进去，挨近快速转动的滚筒。凭借速度，装在滚筒上的脱粒齿就能将谷粒从稻穗上脱下来。由于谷把是事先割下来，放在田里，因此，需要有人接连不断地把它们搬运到打谷机旁。担当这个运输任务的就是我和同龄的童工们。

水稻，顾名思义，就是种在水田里的稻子。通常，水田的深度约有四十厘米。我要不停地弯腰将谷把从田里拾起来，抱着它，快速跑向打谷机，递给站在上面的人。然后，再跑出去，搬回离打谷机越来越远的谷把。如果赶不上，或者传递不到位，就只能忍受言语的暴力。在火炉一样的田野中，炽热的骄阳能烤干地里的禾苗，烧得人的脸和手臂脱皮，但不能融化冰冷的心灵。在没有仁爱的地方，贫穷与落后并没有产生彼此的怜悯、相互的体贴，反而滋生歧视和仇恨。它们犹如田地里的杂草，除不尽，拔不完，而且长势总要远远超过悉心照料的庄稼。 

与学校不同的是，生产队里没有周末，没有假日，而且需要出早工和上夜班。最艰苦的是每年的“双抢”季节，即是一边抢收小麦，一边抢种水稻。因为收和种都必须在五月份完成，所以又叫“大战红五月”。其次就是秋收，也是边收边种，不过是收完水稻再种水稻，名曰“双季稻”。记得回到生产队后的头一年“双抢”，白天在田地里挥汗如雨收割麦子，已经精疲力尽了，晚上又马不停蹄地打麦子，翻麦草。终因劳累过度，倒在打麦场上，众人离去时没有理我。直到守粮仓的人来查夜时听见鼾声，才发现有人未归，踹了几脚把我踢醒。我揉揉眼睛，从麦堆里站起来，在黑夜里东倒西歪地寻找回家的路。

除了参加队里的劳动，还要照管家里的庄稼。虽然生产队的土地绝大部分归集体所有，但有小部分按人头划分给农户，成为各家的自留地。集体所有制造成了吃“大锅饭”的现象，严重压抑了人的积极主动性。不仅没有达到当初期望的合作、互助的目的，反而培养了人们投机取巧、偷工减料、懈怠冷漠的恶习。因此队里的庄稼总是欠收。当时成年男人劳动一天可挣十个工分，妇女们挣七分半，我只有三分。该生产队的一个工分可以折合成大约三分钱的人民币。也就是说，我劳动一天能挣九分钱，一年能挣大约三十元人民币，拿到自由市场上，按每斤五角钱计算，可以购买六十公斤的大米。三十年后的今天，大米的价格只涨了两倍，约每斤一元五角。那些不愿种田，不甘贫穷的年青同乡，到城里谋发展，一天挣的钱就能买到六十公斤的大米。

好在每家还有自留地。它的存在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为农民提供了一个舞台，使他们有地方尽情挥舞自己的锄头，释放自己的能量，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至于在生产队里憋死。我就是通过精心管理家里的自留地，从失学的打击中渐渐恢复了元气，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对我来说，自留地不仅是一块实验的基地，而且是一个自由的土地。只有在那片土地上，才可以不受限制，随心所欲。其次，自留地除了解决一家人的“菜篮子”问题外，还能或多或少挣些银子来，供买油盐酱醋之用。一般说来，自留地上很少种粮食作物，大都用来种经济作物，比如蔬菜、瓜果、豆类和猪的饲料。我在一小块地的周围种上厚皮菜，等长成以后，把叶子摘下来。拿到集市上，以两分钱一把的价格出售。如果能买出五把，就可以抵得上在生产队里一天的劳动收入。 

在对多种经济作物的栽种、浇灌和管理的过程中，我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被调动了起来。不同的作物需要不同的种植季节、栽培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学问是与生产实际密切相关的实学，是事关家计民生的大事。对它们的掌握和运用使我逐渐养成了认真、务实的习惯。同时，还明白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庄稼的正常生长不仅需要充足的阳光、合适的水份和肥料，还需要不断地锄草，有的还需要定时修枝、打叶，就如同人的成长照样需要“爱护”和“修剪”一样。 

如果说，生产队里务农是我的职业，那么自留地里耕耘就是我的事业。对事业的追求成了我生活的动力。所以，每天收工后，不管多累，都要到自留地里去。要么除草，要么给庄稼施肥，直到天黑为止。回到家后，再干家务事，比如喂猪、洗菜等。一次，在田地里劳累了一整天后，母亲和我晚上去磨坊碾米至深夜回来。途中小憩，当她抬头遥望既无星光也无月光的天空时，不禁深深地叹息道：“要是没有夜晚，人会不会累死？”或许母亲的感叹只是无意而发，但却让我沉思良久。正是黑夜赶走了浮燥、喧哗的白昼，才使我们可以头枕星星、重新得力。然而，当我们人生的时钟转到万籁俱寂的茫茫黑夜之时，又有多少人有信心和力量守候明日的朝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