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千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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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8 月 16 日 本文短链接为 http://hx.cnd.org/?p=200165
——探索一段被湮没的历史真相
提要：
几乎是与1974年结伴而来，仿佛是平地骤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其意图在于将1973年11—12月政治局“批周”会议的“成果”推向社会。这也几乎是打倒刘少奇步骤的再次上演。直至74年国庆节，“批林批孔”一浪高过一浪。报刊上御用写作班子的大块文章，影射周恩来越来越露骨，“批林批孔批周公”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然而，国庆节后，毛泽东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他明确表示了：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毛的态度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这后面，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正文：
（一）毛泽东180度的大转弯
从197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渐显露：
1.中共“十大”，王洪文被毛钦定为第3号人物,明显具有“接班”的特征；【注1】
2.“以邓制周”、“以邓代周”的计划悄然启动；
3.11月25——12月5日，毛亲自部署了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文革以来一直以毛代言人自居的江青，直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责周恩来要“迫不及待取代毛主席”。【注2】
4.1974年骤然而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名不符实地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甚至有“端着胳膊”这样的形似，影射周恩来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5.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黒画展览”【注3】、“蜗牛事件”、【注4】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注5】、批影片《中国》及“无标题音乐”等，更是射向周恩来的阵阵暗箭。
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天降奇迹，毛泽东突然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1974年10月20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注6】毛不仅骤然中断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还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直接交给了周恩来。
这出人意料转变的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笔者大胆推测，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危险：一个潜在的危机正在迫近。如不及时制止，后果将极为严重！除了果断“刹车”、安抚潜在的对手、化解尚在萌芽中的危机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原本的计划是什么？是什么因素让他对局势做出了危机将临的判断？他的判断准确吗？事后能否得到验证？笔者准备就以上几个问题加以分析，阐述自己的观点。
（二）探秘毛原本的“倒周”计划
近年来陆续披露的资料表明，毛周关系远不像官方描绘地那么亲密和默契。“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反冒进”… …毛一直有将周“拿下”的冲动，但始终未能如愿。而1973年下半年开始的这波“倒周”计划，则有着“志在必得”态势——它具备了“倒刘”、“倒林”之前的几乎所有特征：
1.组织和人选准备：
“倒周”不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难找到能够取代周恩来的人选。而这次，毛不动声色地做了备用人选的准备：
（1）破格提拔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
毛泽东曾多次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注7】中共“十大”前，根据毛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屈居王洪文之下。
中共“十大”，王洪文被“选”为副主席。排名一举超越提携他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以及军队中诸多将帅，位列毛周之后第三位。
（2）邓小平的复出及急剧上升
尽管王洪文的发迹多次被讥为“坐直升飞机”，但邓小平复出后的上升速度比王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只有邓小平有足够的资历、威望和能力能够挟制或者进而取代周恩来，所担忧的唯有邓是否靠得住。经过几个月观察，特别是邓在政治局“帮周”会议上，说出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之后，兴奋不已。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深更半夜找不到人，只得作罢。【注8】
随即，毛连续三次在会上推荐邓小平：提议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仅凭毛的一席话，从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事先都没有在形式上走走过场。
毛此举一石二鸟：将邓小平“掺进”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同时制衡周、叶二人。
1974年4月，毛力荐邓小平出任赴联合国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更是明显释放出“以邓代周”的信号。
邓的快速上升甚至让江青一干人心里酸溜溜的——冒着“杀头危险”搞文革，却被邓“摘了桃子”。其实质是毛“以邓制周”、“以邓代周”的战略意图，江青等人未能参透罢了。
2.舆论准备
（1）不管是对付刘少奇、林彪，毛都要先造舆论。而这次倒周也同样如此：他暗中支持江青一干人，突然发动所谓“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大有第二次文革【注9】爆发之势。《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的鼓噪，《解放军报》则被勒令停刊【注10】达178天。
大大小小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等一齐上阵，借古喻今批“现代大儒”，含沙射影攻击“宰相”、“周公”。【注11】和当年借“中国赫鲁晓夫”暗指刘少奇；用“刘少奇一类骗子”暗指陈伯达、林彪几乎是如出一辙——只差随时和周恩来划等号了。
（2）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1973年11.25–12.5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就连一向被周器重，同时也视周为“恩师”的乔冠华都错以为周的政治生命即将完结，对周落井下石；外交部两位“通天”小人物，更是对周疾言厉色，恶语相向。
周恩来挨批期间，每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 …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他的办法… …往日谁见了周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注12】
经过这个会议，毛深信周已经“威信扫地”，是个“犯错误”的人。届时只需将“错误”升级，便可顺势拿下——正如曾经对付刘少奇的那样。
3.军事准备
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令人感到诡异，事前毫不知情的司令员们被命令立即赴任。原因呢？毛用轻飘飘的一句话解释：“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
应该说，“913事件”后，毛对各地军头不信任、唯恐他们借机坐大，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总感到还缺少点什么。尤其是毛还在会上撂下了几句莫名其妙的重话：
“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注13】这不是当年发动文革“倒刘”时一再重复的语言吗？难道又出了新的“刘少奇”？
他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注14】
这些话是针对司令员们的吗？显然不是。那又是针对谁的呢？
笔者曾长期对此困惑不解。直到将其与“倒周”联系在一起，才感到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释：刚上任的司令员对所辖部队两眼一抹黑，即使想干预“倒周”也无能为力。
蹊跷的还有“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恰恰发生在政治局“帮周”会议之后，“批林批孔”之前，这绝非偶然。其奥妙值得细细品味。
4.似曾相识的方式
（1）先“内”后“外”的信息扩散
当年倒刘，就是先在中央会议上迫使刘作出检讨，然后择机将刘犯错误的信息扩散出去，最终形成打倒的态势。
这次“倒周”，又是先开政治局“帮周”会，逼迫周恩来检讨；随后发动“批林批孔”，意在将“成果”扩散出去。不同地是，毛再也找不到当年为其卖命的造反派了，只有江青及迟群、谢静宜等几个小丑跳梁。
（2）到外地观察动态
1974年7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赴武昌、长沙等地。看毛发动的历次“路线斗争”，身在外地几乎成了一个规律。高岗事件如此，刘少奇、林彪也同样如此。而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他再次离京，意义深远。
综合上述几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消一个由头或等待一个机会，“倒周”就要破门而出了！
（三）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那么，又是什么让毛突然察觉到了危险，并迅速中止“倒周”进程？
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简短的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注15】
笔者当年看过周主持国庆招待会的新闻纪录片：周连续做了五、六次手势，都压不下去那热烈掌声，场面明显超过了毛泽东——笔者当时就深感震撼！
国庆招待会强烈的拥周场面，让毛泽东心中很不是滋味。苦心孤诣“经营”一年之久，马上就要“临门一脚”了，却没成想踢到了“铁板”上！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他太明白国庆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拥周”信息了。如果罔顾党心民意执意“倒周”，极有可能激起强烈的反弹，致使局面失控。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再没有胆略去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他不能不暂且把“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74年10月4日，毛泽东做出了反应，他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表态。
笔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仅仅是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柄，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2.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泽东非常震撼，不得不暂且中止“倒周”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危机或许正在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注16】王洪文则当天又飞回北京。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深究。然而，事情果真这么简单吗？
笔者认为，在这貌似平和的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正是王洪文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
按王的说法，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白了，庐山会议，就是林彪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借被煽动起来的气势，强加给毛的一场“未遂政变”。好在毛当时就在庐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
然而这一次，他身在外地，鞭长莫及，一旦北京事发，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
（四）毛泽东果断出手化解危机
1.迅速将“四届人大”的主导权交给周恩来
事情紧迫，来不得半点拖延。王洪文“秘密告状”两天后—-10月20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 …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届人大”的主导权交给周恩来，同时用王洪文牵制。
应该说，毛对这样的安排是不大情愿的。“913事件”后，毛周分歧渐露：周批林“极左”；毛却批林“极右”。【注17】借尼克松访华，周主导中国外交走出孤立，开创出新局面，赢得世界赞誉；毛却一再挑刺、找茬，批周“屁话”、“投降主义”。像毛的“最高指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注18】，“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注19】等等，都是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更不用说了。
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都彰显着毛对周的不满。“四届人大”迟迟不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毛对当时周主导的政治格局并不满意，希图借运动等方式削弱周的力量，改变权力格局。
而今不得不再次启用周，一方面是他看到了“倒周”力不从心，实在无力再搞下去；另一方面也是化解迫在眉睫危机的紧急举措。
2.对邓小平“加官进爵”
江青等人这次针对的是邓小平，“风庆轮事件”是导火索。邓原本是毛“以邓代周”战略中最重要的棋子，却让江青的胡搅蛮缠搞破了局。毛心中的恼怒自不待说，却还得替江青去“擦屁股”。这次，毛不仅再次明确邓为第一副总理，还指示将邓党内地位大幅提升，由低于张春桥（常委）的政治局委员直升为高于张的“副主席”，同时还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党、政、军一把抓，在中共历史上除毛之外，别无二人。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江青等人不仅未能将邓的“第一副总理”搅黄，反倒使邓“加官进爵”。很快，邓又取代了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真不知江青等人心头是一番什么滋味。
笔者揣测，这不仅是毛应付眼下危机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流露出对江青“不顾大局”的极度不满。甚至暗含这对政治夫妻之间，家事、国事搅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10月20日，毛接见瑞典首相哈特林后对邓小平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注20】
仔细琢磨“我不大懂北京的事”，是否在暗示他已经关注到了北京的异常？对邓暗含着警告？而“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则有点缓兵之计的意味。
3.刻意加强了对叶剑英的笼络
北京如若“闹事”，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仅在一年前还批叶的“修正主义”，此时毛宛若换了一副面孔：
例如，毛泽东让王海蓉、唐闻生将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的意见带回北京时，特意说：“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注21】… …
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时说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却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注22】
明显的笼络后面，又隐藏着什么？
4.鲜为人知江青秘密长沙行
诡异的是，在王洪文、周恩来去了长沙之后，江青还秘密去过一次长沙。【注23】但官方对此无一丝披露，令人感到诧异。
毛为什么在召见周、王之后，又特意召江青到长沙？毛和江都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官方至今对此仍闭口不提？
但江青此后不再寻衅，而是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笔者推测，毛很可能会告诉她前一段的风险，以及眼下暂且后退一步、将来再找机会的战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和周都分别有自己的“战略”：毛的战略在周临死前即开始实施，正如周预想的战略也在毛死后立即实施一样。
5.对周的测试
尽管“叶、周密谋”仅仅是个猜测，但毛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北京“风平浪静”之后，毛旋即令周恩来与王洪文一同飞长沙，向他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笔者推断，其中即含有很强的对周测试性质。大凡密谋政变之人，面临这样的召见，总会有“去，还是不去？”的艰难选择：去，有可能自投罗网；不去，无疑不打自招。
而这一次，周恩来不顾医务人员的极力反对,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折磨，坦然飞赴长沙.一方面,在毛面前争取更有利的人事安排,另一方面,直面接受毛的探测。用他自己的话说，去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周的长沙之行打消了不少毛的疑虑，遂有了12.26毛周二人的“彻夜长谈”，并达成了“长沙共识”。尽管从事后看，毛未必是真心诚意。
（五）尾声：危机真的存在吗？
人们不免要问：北京政局后来风平浪静，再也没有了“庐山会议的味道”——那么，危机真的存在吗？毛泽东的反制措施是否真有必要？
说实话，这“八字没有一撇”，只不过是极少数人私下密谋、又因达不成共识而“胎死腹中”的东西，要想拿出严格意义上的证据，恐怕也是勉为其难。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事情发展的应有逻辑，从当事人行为、态度的显著变化上加以推测。
可以明显感觉到不同的是：
1.王洪文“长沙告状”之后，以周恩来为目标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偃旗息鼓、无疾而终。
2.毛泽东刻意加强了对“嫌疑对象”叶剑英、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笼络，意在安抚。
3.毛批准了以周、邓、叶为首的“老派”占优势的“四届人大”和政府组成，让风头甚劲的江、张、王暂居了下风。
4.毛泽东对江青除了几次书面批示加以告诫【注24】之外，还专门召到长沙耳提面命、面授机宜。此后，江青果然安分了很多。
5.周恩来曾责怪邓小平：“你就不能忍一忍”；叶剑英也曾通过手势暗语告诉王震，等毛死后再动手等，都应该是这场“密谋”主要当事人思想的真实流露和写照。
6.“实在人”陈永贵下台之后曾透露，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 …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注25】
（六）小结
其实，毛泽东1974年确有“倒周”意图，以“养病”为名离开京畿喧嚣之地，到南方冷静评估“倒周”的利害与得失，并非本文提出的新观点,《晚年周恩来》早已有披露。
笔者此文的新论点在于—-
1.在1974年，北京确实存在着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人集团，密谋趁毛不在北京的机会抓捕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计划。不过，由于周恩来拒绝参与，该计划“流产”。
2.恰恰是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反而使毛对北京政局的形势大为警觉，并果断出手化解危机，从而结束了已经箭在弦上的“倒周”之举。
（七）结束语
1944年，那些谋求刺杀希特勒的“德国抵抗运动”军人曾经疑惑：他们的努力还有没有用处？盟军已经成功在诺曼底登陆，东线的苏军也在节节胜利。即使起义成功，德国也不可避免被敌人占领。而这时，俄国战线第二军团参谋长特莱斯科夫将军说：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取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注26】
正因如此，施道芬堡伯爵实施了机智过人并震惊世界的刺杀希特勒行动，仅系偶然，希特勒才躲过这一劫。结局却很悲壮—-抵抗运动的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就连声名卓著的隆美尔元帅也无以幸免。
与1944年的这些德国将军们相比，30年后的中国军人没有能在毛活着时走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似乎显得过于懦弱；但，保住了生命，保住了实力，为最终结束极左集团统治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战后期德国军人“决定性的一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崇和赞誉，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74年的中国军人“窝囊”了两年，最终却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孰更胜一筹？
注释:
【注1】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53
【注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471
【注3】高皋 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华夏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P.501
【注4】高皋 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华夏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P.498
【注5】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53
【注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509
【注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80
【注8】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杜 p.288-289
【注9】高皋 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华夏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P.497
【注10】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70
【注1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494–496
【注12】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p.118
【注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472
【注1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网络版
【注1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网络版
【注16】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509
【注1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54
【注1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第一版 P.469
【注19】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63
【注20】人民网：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17837444.html
【注21】人民网：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17837444.html
【注22】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10/06-21/2353927.shtml
【注23】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 p.164_165
【注24】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P.376
【注25】《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 1998年5月网络版
【注26】《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p.1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