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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于2013年1月）
记得80年代初，俺家老爷子尖锐的批评太宗取消“四大”，说他怕群众，不让老百姓说话。那时候没有什么概念，现在回头一看才意识到“四大”几乎是网络时代到来之前普通老百姓唯一可能的“言路”。当然，太祖推出“四大”也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民主，只要不符合他老人家（或者那四大护法）意愿的言论肯定会被当成“大毒草”连根拔掉；然他老既已寿终正寝，四大护法也被刑拘，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东东便有可能为小民所用，合理合法的表达对领导及其“方针政策”的看法。把“四大”和“文革余毒”挂钩加以取消，实际上就是不许小民议论，一切还是由“组织”说的算。回想起来，天朝二代君臣为何对“四大”恨之入骨呢？
革命本身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害了一个共同的后遗症—疑心病，尤以太祖为甚；文革使得幸存下来当权的元老们又患上了两大后遗症，一曰“怕闹事”，生怕学生百姓集会，发表宣传不同于“党中央”的意见，而“四大”恰恰是煽动群众的利器，当然要“革”之而后快；二曰“护犊子”，觉得自己对不起子女，想安排条件让他们过得好一些，发展得顺利一些，于是互相开开绿灯。这两大文革后遗症以太宗及九千岁为代表。其实从人之常情的角度也不难理解这些革命后遗症：20多年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重新装到脖子上之后，换了谁都会有点发神经，尤其是对“敌人”超级敏感到了产生幻觉的地步；一辈子革命却被领袖导演的一场群众运动打倒在地，好不容易捡条老命，换了谁都会心有余悸；自己九死一生，孩子却被打成“狗崽子”，家破人亡，换了谁能不痛惜？
可是这三大后遗症到了一个封建人治社会那就贻害无穷了。我相信八九学运从某种程度上揭了太宗他老人家的文革伤疤，三大后遗症先后发作，对“政敌”的过敏使他认定更倾向政治民主改革的赵公就是新的“导演”，台下那乌泱乌泱的群众就是新的“造反派”，他们拿自己文革期间饱受苦难的长子开涮，扣上“官倒”的帽子，这次如果让他们得手岂不是万劫不复? 于是打开“钢铁公司”砸下重锤，全然忘记当年太祖也是同样的病发作让他背了“四五”的黑锅。九千岁对罗公征启先生的打击报复，恐怕也与这些后遗症有关---你一个小不拉子敢搞我儿子，怎么可能？一定有政治背景！这“护犊子症”也是现在国人诟病的官商巨富的根源之一，朴方先生等人也许清白，但这一做法毕竟开了很坏的先例，而且开了这个口子就收不住了。
毛周刘邓陈等诸公在政治上都算得上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里拔了尖盖了帽的人物，所以说他们的问题和错误不光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民族长久的封建传统造成的---这个大酱缸里，最好的货色也就这样了。太祖嘲笑艾奇逊对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认识不如一个普通解放军战士，其实恰恰相反：他自己对现代国家制度和民主法制的认识不如一个普通美国老百姓。你可以说他们愚昧，但不能不检讨我们这个民族的愚昧，检讨我们自己的愚昧。可以说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开出的药方全部带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副作用巨大，往往大过正面作用；正所谓“孙猴子（革命者）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还是跳不出如来佛（旧制度旧思想）的手掌心”。其中最害人的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老想找捷径尽快富强起来，结果脱离历史规律，欲速则不达。润之公想跨过资本主义阶段，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唯心主义，如果要马老祖师评价，他肯定会说这才是最恶劣的修正主义；希贤公意识到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但为了“效率”拒绝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说人家“扯皮”，结果是政治与经济发展脱节，百姓言路不开，矛盾和不满越积越多。这种情况下只能以加速经济发展来掩盖矛盾和不满，却如上了转轮的小鼠一样停不下来；一旦经济滞涨，便有火山爆发的可能。政治体制不进步，如此发展岂能“可持续”？现在坚持“特色”，跟李鸿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出一辙，抱残守缺，自以为是，怎能进步？
这十几年还有人大力鼓吹“中国的世纪”，连季羡林先生都这么说；08危机后更是如此，春晚上某相声演员这几年都在表演“风景这边独好”。今天，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习总居然也引了这一句，不由一声叹息。其实类似的话梁任公一战结束的时候就说过，以为西方出现了道德伦理危机，需要东方的哲学来拯救了；距今快100年了，如何？要是光靠老祖宗的“国学”就能国富民强的话，也不会有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屈辱了--那时候一个秀才的“国学”修养都比现在上台讲课的“当代孔子”高多了。没有现代国家制度，没有任何高人一筹的创新，本世纪如何能成为天朝的世纪呢？还是先虚心学习，追上人家再说吧！
闯荡世界的唐老鸭唐师曾说的好“希腊、罗马……的遗产是给全人类的。世界强国集成人类一切优秀遗产，“爱嘛吃嘛，吃嘛嘛香”。凭什么你不强大，因为你挑食！因为你个色！因为你虚弱！所以你没有前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761450102ds5r.html
忠言逆耳，愿同胞们听得进去。
多谢点评，非常赞同。用这样的词，正是为了反映出现状，即尚未脱离封建制度及“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如果此观念有朝一日彻底破除，那俺会非常高兴地弃用这些词语。
还是要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破除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让真正拔尖的优秀人才能上去领导国家。
多谢您留言。不怕落后，就怕不承认落后；表面“自信”，内心空虚。
正是！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弱点。毛到了晚年，已经不相信有人会搞真民主。他以己推人，认定国人说的“民主”只是一个幌子。
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人爬到权力顶峰后愿意自动下来的。所以王若望先生说过，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跟华盛顿比，思想落后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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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决定脑袋的典型现象：在民时，要自由，要民主；在位时，最好是唯我独尊，凡是与我不同的意见，都是错甚至是罪，凡是有可能威胁我权力的，都是敌人，都是在被打倒之列。
---如此而已！
再谢虎兄讨论！所以说，这里面有我们民族本身的因素，也有当时历史环境造成的原因，而不能只怪某一个人。俺们中国人，一旦上了强权这条贼船，谁也下不来了。相比之下，华盛顿也是武装起家，但他却自愿归政于民，也不做终身总统，正反映出了各民族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巨大差异性。
多谢虎兄点评！其实这里的“出类拔萃”，指的是政治上而言。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这些强权人物才能执政？袁、蒋、毛、邓莫不如此啊。
老毛年轻时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过下面一段文字：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是什么让他改变了看法，到老年说出“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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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赞同这个说法。他们绝不是什么拔尖人物，只是胆子大，敢造反，敢落草为寇，后来又学会了打仗，再加上精通权术...加上苏联支持和各种狗屎运最终掌了权而已。要说他们是最好的货色，绝对是错的。难道刘邦朱元璋因为当上皇帝就成了最拔尖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