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在我们经历的生物学时代，风云人物辈出，但是我们经常说现在活着的最为杰出的实验生物学家非David Baltimore莫属，可惜他在两天前也谢世了。Baltimore 享年87岁，他的华裔妻子Alice Huang说David患有多种癌症。
Baltimore以发现逆转录酶在37岁的英年获得诺贝尔奖，他的这个诺贝尔奖是与同为犹太人的Howard Temin分享的。逆转录理论是Temin提出和证实的，Baltimore 和Temin的论文以背靠背的方式在Nature发表。
逆转录不是颠覆了Francis Crick等科学家所奠基的遗传信息流动的中心法则，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特例。与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相似，因为找到例外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所以他们都在很年轻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奖。
据说Alice Huang当年也对此研究有所贡献，但是Baltimore是以单个作者发表的论文。可能是Baltimore相信了Howard Temin的理论，他在很短甚至几周的时间做出了那篇诺奖短文。当然也有人说Baltimore借用了Temin的思想，在生物学里没有实验的思想是不值钱的，这与杨振宁的物理学很不同。
David Baltimore与Alice Huang。很多场合太太比先生还高，上次在WashU医学院见到，Alice也健康很多，虽然她只比David年轻不到一岁。
Baltimore和Temin的共同点是，他们的本科都是从费城郊外的Swarthmore College毕业的。Baltimore的博士学习是从MIT开始的，然后转去Rockefeller获得的PhD。Temin是位在Madison, Wisconsin的安静学者，Baltimore的科学与人才多产可以达到弟子占伯克利生物教授的几分之一的程度。Baltimore是位Empire builder，他的徒子徒孙仍然领导着美国科学界，华大前著名免疫学教授Dennis Loh就是他在MIT时的博士后。因为弟子要找教授职位需要Cell或Nature，杂志编辑们坦言如果拒他们的文章，需要准备在会议上看David Baltimore的脸色。
2018年Baltimore来华大演讲时，我与他有过交谈，可见当时题为《与诺贝尔奖得主David Baltimore谈西湖大学》的文章。他是对中国非常友善的科学家，可能是因为他是华裔女婿的原因。他们唯一的女儿是耶鲁本科校友，毕业后从事科学出版工作。
巴尔的摩长期在MIT从事科研，为著名的Whitehead研究所的创所所长，曾经被他的博士母校Rockefeller请去当校长。但是当时他卷入所谓的Baltimore丑闻，那是一位MIT的巴西日裔助理教授的问题。他们导入外源Ig基因的Cell文章存在问题，博士后因为不能重复结果上告后成为全球新闻。那时我们刚到美国不久，不断在Science上看此新闻和八掛。Baltimore只是作者之一，因为他太有名所以他便成为焦点。
当时无辜的洛克菲勒大学躺枪，因为每次新闻报道都需提及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巴尔的摩为了学校品牌主动辞职。几年之后，Caltech邀请Baltimore担任校长直到退休，他又成为Caltech史上最成功的校长之一。Baltimore的首个教授职位是在Salk Institute, 所以他说这是他人生职业生涯的循环，但是他还是选择在离MIT近的麻省去世。
曾经有人问Baltimore在Salk时是否在实验间隙去看过隔壁的裸体模特表演？他只是耸耸肩不答，他与Alice一直是恩爱夫妻。因为Salk创始人娶了毕加索的第N位太太为妻，所以Salk在生物医学和时尚都是引领潮流的。
Baltimore是位贡献卓越的生物学家，他理应再次获得诺贝尔奖，因为决定抗体和TCR基因重排的重组酶RAG-1和RAG-2，以及对胞内信号传导至关重要的NF-kB都是在他的实验室被发现的。RAG是博士生David Schatz在Baltimore实验室发现的，NF-kB则是印度裔博士后Ranjan Sen观察到的，都与免疫球蛋白的基因调控有关。
这次我有幸在夏威夷听到Baltimore在MIT的学生David Schatz谈他发现RAG重组酶的故事，他在耶鲁读完本科和硕士，作为罗德氏学者在牛津完成学位后去MIT读的博士。
当时David Schatz己经在非淋巴系统发现了一些酶切割的现象，文章也发表在Cell上，当然不是确切的酶蛋白与基因的发现。直到随后的MIT聚会上，欧洲博后笑话他：“噢，你就是那个在Baltimore实验室发现了一个artifact 的家伙”。这段聊天当时对Schatz的刺激很大，他便回实验室去设计实验，真在淋巴系统发现了这些对Ig基因重组重要的酶：RAG-1和RAG-2，它们的重要性可以从踢除了RAG-1或RAG-2基因的老鼠没有淋巴细胞看出。
David Schatz只留在Baltimore实验室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直接从MIT回到母校耶鲁做教授和系主任，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问题是谁会愿意离开耶鲁？另外的感慨是，金童也有资深的时候，我以前知道的David Schatz是多么地年轻。
David Schatz在夏威夷演讲后自然是人山人海的问题，我忙其他事务弄晚后，正好与他有机会同电梯聊天。我对他说，你很nice还就我当年申请耶鲁的事打电话到家里来过，他自然早就忘了。我随后这样与他聊天：“你应该因为发现RAG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是委员会不想让Baltimore再次获奖！”，他回答到：“你太善良了，我非常感谢你槺概的评论“，他接着说：“诺奖喜欢大的东西，像Tonagawa基因可以重组那么开天辟地的东西”，我说：“那确实，RAG仅限Ig和TCR”。从此谈话，你可以看出，再大的人物也喜欢适当的恭维。
David Baltimore确实是美国科学政策的决定性人物，我们现在能够相对安全地从事重组DNA实验都与他相关。正与现在小肯尼迪领导的反疫苗和反科学的疯狂一样，当年对重组DNA的担心也是以反智的谣言漫天飞的形式呈现。Baltimore与华大前教授和诺奖得主Paul Berg领导了美国政府召开的Ashilomar会议，他们主导制定了重组DNA实验的安全指南。
同济美国牛人：“我对他比较失望，因为过去很多年里我给他和其他多位美国生命科学的顶尖科学家和权威都发过电子信介绍我的细胞生殖发现以及相关的研究，但未收到过他和这些人的任何回复”。
我的回答：“你将同时代的美国顶尖学者都打扰了，他们对你的邮件基本上不理采，或者找各种理由搪塞，你让他们真是Pain in the neck!”
可见我在12年前写的David Baltimore：
诺贝尔奖原创性工作发表的杂志 （一）
雅美之途写于2013年1月30日
一位校友批评国内科学界对Nature和Science等著名杂志崇拜的现象，我对此也有同感。但是他进一步指出Nature和Science杂志上假的或灌水的文章很多，还引用他人的文章声称诺贝尔奖的工作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杂志上的并不多。我随后回函表示不敢苟同此观点，现在尝试以我在校友网上的发言为框架补充后展开成文。我们应该不唯杂志论，但是重要的工作发表在具有广泛读者群的杂志上，确实更易被科学界承认。
Nature和Science与诺贝尔奖的相关性低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如果它们都低，那么別的杂志上发表的工作获奖更应该被视为随机事件了。我所知道的很多生物学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创性工作，均发表在世界水准的杂志上，包括PNAS（美国科学院院刋），Science，Cell，或 Nature。
由于诺贝尔奖格外看重工作的原创性，往往就是这些单一的论文所涉及的重大发现，开启了论文的主要作者通往斯特哥尔摩的旅程。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几十年前在没有Cell和一些CNS（Cell, Nature和Science) 子刋的时候，PNAS是和Nature和Science水准相当甚至更高的杂志。让我们浏览那些诺贝尔奖原创性工作发表的杂志，我也加上一些背景的故事以增加大家阅读的乐趣。
1。Baltimore和Temin发现的逆转录酶：1970年的两篇文章背靠背地发表在Nature上。这些是他们各自的研究组独立做出的，巴尔的摩（Baltimore）当时为血气方刚的麻省理工的年轻教授，他的华裔妻子黄诗厚（Alice Huang）那时还在他的实验室，她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Temin则在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巴尔的摩早年曾在圣地亚哥的索克（Salk）研究所，Temin在加州理工，从事病毒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他们都得到过随后和他们分享诺贝尔奖的意大利裔科学家Dulbecco的学术提携，Temin还是他的博士生。
六十年代，Temin推测逆转录可能性的DNA前病毒假说为众多同行所知，甚至有人认为巴尔的摩是按Temin的思路完成的实验。巴尔的摩后来回忆说，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一位技术员的帮助下，只用了数月的时间完成的，这是为什么那篇Nature文章只有巴尔的摩单一作者的原因。巴尔的摩的手稿较Temin的早十三天抵达Nature编辑部，但两篇论文则同期发表。Temin的文章也只有两位作者，第二作者为日裔科学家。
巴尔的摩发表那篇里程碑的论文和五年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年龄分別为32和37岁。逆转录酶不仅是艾滋病毒等逆转录类病毒生存的必备，它后来更成为基因克隆的基本工具。巴尔的摩后来在免疫学上的贡献，包括发现转录因子NF-kB和免疫细胞的重组酶RAG-1，2，几乎使他够资格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巴尔的摩不仅学术成就卓越，他还是位弟子遍天下的科学导师，众多现在活跃在美国生物学前沿的科学家的学术族谱均可追溯到他。在任命巴尔的摩为加州理工的校长时，加州理工称他为健在的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
巴尔的摩因执言力挺学术丑闻缠身的合作教授而使自身的名誉受损，他只是那篇受争议的Cell文章的一位合作作者，基本工作是在麻省理工的日本裔女教授的实验室完成的。该教授在巴西长大和读完大学后在日本，芬兰和德国完成科学训练，有人认为她不太娴熟的英文使她始终在此漩涡中处于被动地位。因为巴尔的摩的名气和他对怀疑实验数据的女博士后的强硬态度，使得完全可能在校内解决的争执在九十年代初演变成了一场满城风雨的巴尔的摩事件。因为NIH研究经费来自国会的拨款，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甚至为此举行过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美国甚至动用负责总统保安的秘密警察局使用的技术去探测实验记录本上笔迹的书写时间。巴尔的摩当时不得不辞掉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因为Nature毎次报道此事件的进展时必须提到殃及池鱼的洛克菲勒。
巴尔的摩事件是外行的媒体和政客干预具备自身纠正能力的科学界的典型恶例，后来美国卫生部的申诉调查委员会判定那位博士后的指控证据不足，并撤销了对巴尔的摩及其合作者的所有十九项指控。该委员会更是推翻了前期对那位十几年来倍受煎熬的日裔女教授的不公正结论，她在塔夫什大学医学院的职位也得以恢复，前几年还在免疫学的著名杂志Immunity上连续发表数篇论文。
巴尔的摩和黄诗厚的唯一女儿毕业于耶鲁的心理学专业，但她没有继承父母的科学生涯，因为父母在饭桌上都谈科学的生活方式反而使女儿厌倦。巴尔的摩一向对华裔友好，九十年代初当时海归还鲜少的时候，他被大陆来的学子邀请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讲话，他当时面对年轻的学生学者发问：＂如果这大厅的多数人回到中国，中国将会变成怎样?＂。看看现在国内蔚然成气候的海归教授群体，已经给了巴尔的摩二十年前的疑问一个正面的回答。
巴尔的摩和Temin性格各异，前者张扬后者内敛，但他们的犹太父母对后代的早期培养和他们的大学选择却非常相似。首先，他们在高中时期都参加过位于缅因州的杰克森实验室组织的生物科学夏令营，巴尔的摩多次肯定该夏令营对他选择生物研究作为终生职业起到的关键作用，杰克森夏令营至今已培养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另外，他们都没有读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而选择读小的文理学院，他们本科毕业于费城周围的Swarthmore学院，然后Temin在加州理工，巴尔的摩在只有研究生院的洛克菲勒大学分別取得博士学位。从巴尔的摩做报告的引人入胜和他超过六百篇论文的严谨逻辑与流畅表达，你能很容易欣赏到文理教育在他身上的影响。
图一：Alice Huang，David Baltimore和他们的女儿。Baltimore夫妇都担任过美国最大的科学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会长，著名的Science杂志由AAAS主办。与前不久成为新闻热点的耶鲁法学院教授虎妈一家相似，Baltimore家庭也是犹太丈夫和华裔妻子，一家女儿读哈佛，另一家的女儿毕业于耶鲁。图片来自1999年的＂加州理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