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这次新冠疫情，幸亏美国有真正的智慧科学家福奇医生掌舵，不然损失不可想像。他果断推动了 mRNA疫苗的研发与临床试验，并且以极其丰富的科学与行政经验夜以继日地为美国工作。在面对一位对科学缺乏尊重的总统时，福奇始终坚守科学立场，抵制政治压力，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抗疫的定海神针。
让我举些简单的例子：当时被称为“人民的希望”的药物在早期试验时显示似乎有效，带来了巨大鼓舞。但是在随后的临床试验中，它又被证明并没有显著的疗效，还有研究显示羟氯喹的临床试验无效，福奇都如实说出。即使来自白宫的压力巨大，福奇仍坚持科学结论，拒绝迎合政治需要，他真是美国医学与科学界的良心与脊梁。
福奇在特殊的时代为抗疫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纪念他的卓越人生，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背后的精神与科学品质。
阿肯森相当肯首福奇的人品和才华，他们都曾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著名的“Yellow Berets”成员。那是越战时期一批顶尖医学年经人加入政府的研究项目后获得的绰号，他们以科学研究服务国家可以避免被送往越南前线。以此可见越战在当时的美国人中不受欢迎的程度，那一代“Yellow Berets”后来成为美国医学界的领袖群体。Green Beret为美国特种部队的象征，Yellow Beret也是体制性逃兵役的讽刺语。
福奇医生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原本只是国立传染病与变态反应研究所的所长，并非整个 NIH 的院长，但凭借极高的学术威信，他成为白宫首席传染病顾问。
媒体喜欢调侃他是美国政府薪资最高的人，这并非特权，而是因为他在政府里服务了 54年，薪资随资历而自然递增的结果。他在 84 岁退休时，已先后为从里根到拜登的七位美国总统提供了公共卫生方面的决策咨询。
福奇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他所经历的遭遇同样让人必须为他鸣不平。无论在艾滋病防治还是新冠防疫中，他都曾面对来自阴谋论制造者和政治活动人士的攻击与威胁，有时甚至波及到家庭。这种针对科学家的仇恨是文明社会里最不应该出现的，美国的保守派对福奇医生确实欠一份道歉。
现任美国卫生部长肯尼迪几乎是个小丑式的人物，科学的敌人。在公众最需要科学指引的时刻，他所领导的基金会却从事反疫苗活动，对美国社会造成了伤害。面对这样的政治与舆论环境，福奇医生更显珍贵，他的理性与勇气捍卫了科学与人性。
福奇唯一的失误，也许是他在疫情初期曾建议不必佩戴口罩。但他后来坦率解释了，那是因为当时美国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极度短缺，他担心公众的抢购可能导致一线医护人员无防护设备。
在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美国能拥有福奇这样的科学家实乃国家的幸运。相形之下，中国的防疫专家的层次则差很远。像张文宏和乔治高虽在国内受到追捧，但他们的科学鉴赏力，完全无法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级别的福奇相比。中美科学体系与社会结构的差异，也决定了两国人民在这场灾难中所经历的命运截然不同。
《川普再失策也不会解雇Tony Fauci》
今天记者招待会Tony Fauci还在，我就放心了。川普面对极端保守派的压力，至今没有干掉Tony实乃美国之幸事，极端保守派已经弄出了一个#FireFauci的运动。我在文后使用他在美国学术界的昵称Tony（托尼), 他太重要了，值得专门写文章谈他。
托尼在周末访谈时，明显暗示川普在二月份阻止了他们专家多次建议的社交距离的措施，而他认为如果实施有效的隔离措施肯定会救不少人。川普已经在推特中对托尼表示不满了，但是他如果动了托尼，可能会激起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弹。川普恐怕不会动他的，当然无人能预测川总统。托尼在美国国会也明确说CDC独榄检测系统是一大错误，但是他自己也在系统中，脱不了干系。托尼的另一个错误是沒有号召美国民众早戴口罩。我们还是应该全力抗疫，美国在拉平曲线的过程中，虽然任务仍然艰巨。美国完全没有恐慌，因为信息是公开的，医疗系统也没有被挤兑。
Fauci这意大利姓氏也难堪。在艾滋病的高峰期，托尼面对的是极端左派，那些艾滋病的活动分子，当时他们的口号是：“Fuck you, Fauci!”。在美国新冠记者招待会上，有时还会出现另一位意大利后裔，那就是美国现任国务卿蓬佩奥。纽约现任州长和市长都是意大利后裔，管理成这样意大利传统是否也是部分原因？意大利裔美国人在近代才被接纳，我与一位意大利裔医生共事过，他的学历是华大MD，本科藤校。他的姓为DiValerio，很难发音，有次我接一位病人电话：“Can I speak to Dr. DiVa, Dr. DiValeaa...I am sorry！What a fucking name, I can’t pronounce it!”。这可真不是他的错，他爹妈给的，让我们同情一下姓Xi, Cao, Lie, Xing, Xu, Xiao和Xue的老中。
关于托尼的身高，他每次从川普那里接麦克风时都必须压低它，任何事情就怕有比较，托尼在政客里是太矮了。托尼的身高其实是五英尺七英寸，大概就是1米7，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托尼喜欢长跑，所以到这年龄身体和精神都特别棒，只是嗓音有些嘶哑。如果托尼在大学里做教授，他的个子应该沒问题，他肯定比华大知名教授Emil Unanue或华大校友诺奖得主Daniel Nathans高，做过Hopkins校长的Nathans 曾经来过华大，我曾在路上与他擦身而过，所以知道他是个小个子。Nathans现在已经去世，他儿子也成为著名教授。托尼与华大前著名教授Stan Korsmeyer的个子应该差不多。
我很早就知道托尼，我们隔壁实验室的老板（简称JA教授）就是托尼的博士后，这位匈牙利皇家贵族的后代几乎教了我免疫学。当时JA教授给我们几位博士后或临床Fellows开小课，形式是每周大家围绕权威免疫学教科书讲一章，5-6人坐在会议室的圆桌上。这人越少越可怕，因为问题会随时向你袭来。这是我首次经历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教学方式，学生必须发言，教授负责答疑和随后的讨论。对我来说无论英文还是专业都面临挑战，学完后才知道科学是可以这样学与做的，我们有时还会分析经典论文。
JA教授的本科毕业于耶鲁，40多岁仍单身，每天除了工作就在他面向森林公园的办公室读书。JA教授的笑声和我的犹太老板一样傻，你问JA教授任何免疫学或医学知识，他都知道。JA教授与人打交道几乎是近于害羞的程度，虽然谈起科学他可以沒完沒了。他人是nice得不得了，唯一的特点就是沒有出息，在他实验室做过博后的华裔医生说，他的经历可以写本书。
我最近得知托尼大概40多岁才与护士结婚，太太为爱尔兰后裔，育有三位女儿，托尼为整个家族里第一位与非意大利裔结婚的人。我们隔壁的JA教授被华大赶走时还是单身，后来很晚才在纽约组建家庭和领养孩子。在他的纽约科系做过住院医来华大做专科的泰国华裔医生，提到JA教授是崇拜万分，称他为免疫学百科全书般的人物。对我来说，JA教授没有成为同志就是意外，当时华大好几位这样的单身汉教授，莫非是受托尼的影响？
托尼本科是Holy Cross, 医学院是以第一名从康乃尔毕业的。漂亮的白宫新冠主管 Dr. Birx也是文理学院的毕业生，读的学院很多人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Houghton College。他们都有很强的文理学院传递信息的能力，这里托尼和Dr. Birx还是师生关系，不可想像吧，Dr. Birx曾经是托尼实验室的Fellow。也就是说，一个实验室的师生现在running the whole country，经营着整个国家的新冠防控策略。Dr. Birx说，美国与别国不同，所有新冠阳性病人无论因任何原因死亡，全部计入新冠的死亡总数中。
在托尼受训的年代，最聪明的医学毕业生抢着去NIH, 因为那会算在政府部门工作，可以不去越南打仗。托尼除了回纽约做过临床训练外，一辈子在那里。阿肯森和Korsmeyer都属于NIH的那批人，俗称Yellow Berets, 也就是说戴黄帽的军人，当时从越南传回的消息是：“伙计们，不值得去越南送死”。
托尼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成就时，认为学术成就首选在他领导实施的治疗艾滋病人的鸡尾疗法，使艾滋病成为可控制性疾病。这个评价有一点不太恰当，因为鸡尾酒疗法是华裔洛克菲勒大学教授何大一的功劳，托尼的贡献是行政管理。我至今仍记得，何大一那篇测定艾滋病人血中CD4+细胞的动态变化的经典Nature文章。当然托尼是美国的一流免疫学家，而何大一则是病毒学家。托尼的另一个贡献，是响应小布什的号召将艾滋病的治疗推广到非洲（PEPFAR)，美国在那里的努力几乎拯救了一个大陆。其实在我看来，托尼的一个重大贡献来自他做Fellow的阶段，那就是将治疗癌症的细胞毒性化疗药物（Cytotoxic drugs)首次应用到治疗风湿等自身免疫病人身上，像cyclophosphamide或methotrexate, 原理是它们能杀死增殖度活跃的癌细胞也应该能对活跃的免疫细胞有同样的作用。这个贡献相当了不起，为现在常规治疗的鼻祖。
托尼是最具表达能力的科学家，刚性的观点以柔性形式表达出来的天才，他说自己喜欢人文和科学，所以选了医学这介于它们之间的职业。托尼在周末面对媒体的争议访谈，其实也留下了解释的空间，这正是他的艺术之所在。如果没有托尼，美国不是被川普带到阴沟里, 而是翻船到海里了。
托尼在NIH工作十几年后就成为国家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的所长，当时只有43岁的他为NIH最年轻的所长，他咨询总统是从里根开始的，现在更是每天不辞辛苦地工作。托尼是位美国英雄，一个意大利裔药剂师的儿子，祖父母生于意大利南部。托尼从小长在纽约的小意大利城，学前只与祖父母说意大利语，上小学后祖父母为了他的前途就改用破碎的英语交流。托尼父母全部为美国出生的，父亲读了纽约哥大。托尼的祖父母从来没有回过意大利，托尼在成人之前也未曾访问过意大利。福山和林缨长在美国很少注重族群政治的时代，父母都把他们当美国人养，他们都是在长大后才明白自身的族裔归属的。
媒体把川普与托尼可能的冲突吵过了头，托尼后来解释他在周末回答的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早隔离的话很多人是否会获救？他说当然是这样，他沒有责怪总统的意思，川普也说他没有任何解雇托尼的意图，并且称赞了托尼。从整个过程看来，川普还不是无可救药的人，他先要求居家令后15天开放，托尼他们建议需要30天，他也都听了，川普沒有像竞选期间那么刚愎自用。面对媒体关于有人要谋杀他的问题，托尼回答这是他选择要做的职业，但是有些人干扰了他的家人，这是十分不应该的。
托尼始终坚持的一个理念是要与总统一起工作，因为他认为很多情况下，你如果与总统正面冲突，那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如果换成David Baltimore或Richard Feynman, 恐怕难听的话早就出口了。托尼多次面对科学家或左倾媒体的锋利问题都选择不回答，充其量这样说总统：“你总不希望我把他推一边，然后把他的麦克风夺过来吧？”。写于2020月04月14日。
美国三军联席会议主席开始就新冠病毒的起源提出一些问题，当时还不敢说病毒一定是中国制造的，但那只是阴谋论的原始阶段。
我对石正丽在病毒泄漏上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她是一位具有竞争意识的科学家，在没有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她若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病毒，她们理应会主动发表相关的论文。然而在疫情爆发前，她并未发表任何关于新冠作为新型病毒发现的学术成果。
以此可以反向推测，尽管她确实在野外采集和研究过许多病毒样本，但至少新冠病毒并不在其中。随着事态的发展，中美两国政客相继卷入，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是制造了新冠病毒的元凶，这导致了美国科学界的人士几乎不屑参与争论。
《轮到美国炒作病毒实验室漏露案了》
关于美国Fox News报道病毒从武汉的实验室传出的信息，我是这样在同济校友群中讨论的，略加修改公布如下：
可以看这里的视频，美军联席会议主席Mark Milley将军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能排除这个病毒来源于实验室，但是现在的证据指向病毒为自然的产物：
这是记者与Mark Milley将军的对话：
记者：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that the virus began in a Chinese lab and was maybe released accidentally?
(“你是否有任何证据指向病毒源于中国的实验室，可能是意外漏露的？”)
Milley将军：”There’s a lot of rumor and speculation in a wide variety of media, blog sites, etc. It should be no surprise to you that we’ve taken a keen interest in that and we’ve had a lot of intelligence take a hard look at that. And I would just say at this point, it’s inconclusive, although the weight of evidence seems to indicate natural. But we don’t know for certain.”
(“在广泛的媒体或博客中存在大量的谣言或推测。你应该不意外我们对此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的情报部分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这个时间点，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虽然大量证据指向病毒是自然的产物。但是我们不十分肯定”)。
美国国防部长Mark Espe也说：“A majority of the views right now is that (the virus) is natural -- it was organic,"（“大多数的观点认为病毒是自然的产物”)。
以上是些采访的内容。
我查不到美国媒体病毒漏露论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源，他们在不确定或存在深喉的情况下多用Multiple sources, 但是到现在为止的信息是没有smoking gun或no credible evidence。我是这样看的：在石正丽发表那篇新冠病毒的Nature论文之前，她们没有发表过任何与该病毒一致的病毒。现在这个病毒在包括华大的一流病毒学家Michael Diamond在内的全球科学家的手里，大家没有发现任何人工操作的痕迹，完全就是个自然病毒。至于是否是从实验室漏露的，可能性也极低。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只能算是炒作，只不过炒作从中国轮到了美国。那UNC的人工病毒与这病毒是两回事，况且那人工病毒是美国科学家制备的，石正丽只是个合作者而已。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石正丽手上早就有了这个新病毒，现在不小心漏露出来了，从武昌漏露到几十公里外的汉口华南市场附近。也就是说她几年前就发现了这种自然界的新病毒，却没有发表，现在弄到全基因序列被上海的张永振抢先发表了。这对于一个富有竞争意识的科学家会有多么惨，我们应该推断这种可能性很低。至于什么感染了黄姓研究生和她的男朋友，这纯粹是阴谋论，早在前段时间已经被证伪了，现在转到记者向川普提问了。
中国做得好的，我是会在公开的国际场合大力赞扬的。正如我给自己的好朋友美国感染科专家的这封回邮所展现的。他拥有麻省理工和圣路易斯华大的哲学和医学双博士，本科与Anthony Fauci读的同一所文理学院：
Holy Cross。
Tom,
Nice to get your note and I hope everything is well with you and your wife.
Regarding your questions on Wuhan BSL-level 4 lab, I have to say that they are managing very well. No graduate students or any personnel associated with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were infected, that is an amazing record for a city initiated the pandemic. They made great discoveries this time: identifying the virus, receptor ACE2, and the neutralized antibody. This time the Chinese scientists are doing a much better job than their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SARS outbreak, but the government was horribl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ontrolling the virus spread. Please find the source of research done by Scripps scientists published at Nature Medicine showing that the virus was not lab construct or man-made whatsoever.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820-9
Regards,
（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希望你和你太太一切都好。
关于你提到的WIV P4实验室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管理得很好。他们的研究生和任何工作人员无人感染新冠病毒，这对于大流行始发的城市是个惊人的记录。他们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发现新冠病毒，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受体并且认识到新冠病毒能产生中和抗体。中国科学家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的表现远强过他们在萨斯流行时的记录，但是ZF在早期防止病毒扩散方面失策不少。请看下面Scripps研究所的文章，说明病毒不是源于实验室或人为制造的）
美国Scripps 研究所等单位的科学家终于在Nature Medicine发表文章还了石正丽一个清白，当时我所极力反对的对她铺天盖地的阴谋论，比现在还盛，十分可恶。最关键的是这句话：“Our analyses clearly show that SARS-CoV-2 is not a laboratory construct or a purposefully manipulated virus.” （“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说明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构建的或者人为操作出来的病毒”）
美国是个十分慷慨的国家，现在终于有个总统对世卫说：“老子不干了！”，美国国会还说他违法。美国政府不支付钱后，美国的盖茨基金仍是全世界付款最多的。写于2020年04月16日。
在疫情初期和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刚公布不久，曾有印度学者发表后来撤稿的论文声称，在新冠病毒中发现了类似 HIV（艾滋病毒）的基因片段。这一说法立刻被阴谋论者热烈追捧，他们据此认为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对人类的杀伤力。
出呼意料的是，法国那位因发现 HIV 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引用了类似的观点，声称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国利用先进技术制造出来祸害人类的。
其实HIV在法国或美国的发现过程本身就颇具传奇，美国媒体使NIH的Robert Gallo与诺贝尔奖无缘，而这位法国诺贝尔奖得主的晚年言论也是饱受争议。那时他已高龄88岁，思维似乎有些混乱，甚至还曾相信过水具有记忆功能这个科学上的著名闹剧。
《上海交大的法国诺奖得主称新冠为人造》
最近法国发现艾滋病毒的诺贝尔奖得主Luc Montagnier（蒙塔尼耶）发表访谈，认为新冠病毒是人造的，因为新冠基因组里面含有艾滋病毒片段。他还说美国对中国科学无论从资金和技术都有巨大的援助，所以两国对新冠病毒的起源都脱不了干系。
蒙塔尼耶认可印度人关于新冠病毒基因组中含有艾滋病毒片段的学说，印度人自己都撤稿的东西他来背书，还弄出了个什么数学模型。他似乎在讲虚构的故事，他得HIV诺贝尔奖后脑袋就不清楚了，近期这位过气的法国科学家频频在天朝捞钱，这次访谈是否是因为与天朝的交易不顺？
几位朋友问我对蒙塔尼耶访谈的看法，我让他们别信这位法国诺奖得主。他得奖后就糊涂了，这是世界科学界人所皆知的事实。他以前相信水拥有记忆的假科学，让我先说说那个知名的抗体无限稀释实验，法国科学家Jack Benveniste把抗体以10倍稀释，稀释了120次，里面除了水之外没有任何抗体分子，他还认为该稀释水中的“抗体”能够刺激嗜碱性白细胞产生过敏反应。他们把文章投稿到Nature，Nature审稿人认为整个实验过程无可挑剔，结果却将颠覆世界的科学认知，主编同意在加备注让大家警惕的情况下发表。文章发表后震惊科学界，但是无人能重复他们的实验。Nature便派由主编、科学家和资深记者组成的团队去法国国家级研究所（INSERM）的实验室核实，盯着他们现场重复实验，结果发现实验不能重复。真实的情况是法国人故意设套了实验，实验员预先知道哪个试管是含有未稀释的原抗体，哪个试管是被无限稀释了的。Nature随后发表几篇文章描述整个过程，揭开法国科学家的骗局。
这在当时是轰动性科学事件，Jack Benveniste已经去世。蒙塔尼耶却继承了他的衣钵，他认为水分子通过电磁场拥有了记忆功能，水与抗体接触后就记住了抗体的功效，那怕水中无抗体也无所谓。蒙塔尼耶可以把DNA稀释到几乎无分子存在的情况下，还能从水中PCR扩增出该DNA，并且蒙塔尼耶可以把这记忆的电磁场通过电脑传到意大利去重复PCR实验，他们把科学变成了巫术。蒙塔尼耶现在己经88岁了，说的是老年痴呆般的语言，蒙塔尼耶称Jack Benveniste是当代伽里略，受尽了委屈后离世的。
蒙塔尼耶于78岁高龄在法国走途无路后，被上海交大雇去担任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所长，以证明他的假设，沒见任何成果，现在又说胡话了。蒙塔尼耶称他在疫情暴发前还在中国，或许还是上海交大的教授。天朝是人傻钱多，我真不知道上海交大为什么那么渴望在自己的教授中拥有诺贝尔奖得主，蒙塔尼耶自己都说是在欧洲沒市场才去上海的。
蒙塔尼耶还有好多关于自症状和疫苗的奇谈怪论，从他的水通过电滋波拥有记忆的学说出发，他认为自闭症是感染造成的，他要应用抗生素治疗这些孩童，当时引起科学界的强烈批评。他称欧洲对他采取了科学的暴力，中国上海的思想开放，他要在上海交大研究他的电滋波理论。中国雇了这位神仙科学家，现在回法国又推出关于新冠病毒的数学新理论。
当年美国媒体硬是把美国NIH的Robert Gallo的诺贝尔奖给搅黄了。无论从HIV基因组、病毒学与免疫学研究，Gallo研究组都甩蒙塔尼耶几条街。蒙塔尼耶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说法语，我听过他说很难懂的英文。美国媒体人深挖到Gallo研究员没有发现HIV, 他发现的HIV是从蒙塔尼耶寄的样品中分离出来的，Gallo在文章中扯谎说是自己发现的。美国媒体直接揭露自己的意大利裔科学家Bob Gallo, 调查过程堪称世界调研采访史上的经典，不仅使Gallo与诺贝尔奖无缘，最后他只有离开NIH去了马里兰大学。
需要说明的是，新冠病毒攻击包括免疫系统在内的全身组织与器官，尤其能使CD4和CD8阳性T淋巴细胞急骤下降，这些特征使新冠病毒像是萨斯病毒和艾滋病毒的复合体。写于2020年04月18日。
在整个新冠疫情的传播过程中，最初的重大误判之一是对病毒传播指数的严重低估。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后来计算出，新冠病毒的传播指数高达 5.7。这一数字相当惊人，尤其在没有出现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株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的致病性逐渐减弱，但它的传播力却显著增强，这正是奥密克戎的典型特征。
根据早期的测序结果，新冠病毒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太多变异，因为美国与中国的病毒基因序列非常接近。随着疫情的扩散和病毒的持续进化，变异开始不断累积，最终出现了像奥密克戎这样传播性极强但是毒性较低的变异株。
实际上，奥密克戎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像是一种自然演变出来的活疫苗，通过广泛传播，使大部分人群获得群体免疫。文章中还详细讨论了武汉早期毒株的致病性特点，以及各国在不同时间点可能实现群体免疫的科学推算。
《大家都弄错的是新冠病毒惊人的传染指数》
关于新冠病毒的传播指数R0, 成功预测新冠疫情的英国院士Neil Ferguson开始称R0为2.5，后来他自己调高到3.1，其他各方学者测定的R0在2左右。传播指数R0指病原微生物在沒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传播的强度，R0 3意味着一个感染者可以传三个人。我长期认为新冠的传染指数会高于Neil Ferguson推算的，我觉得应该至少是4-5。这次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算出的新冠R0高达5.7，这病毒的传染性也太高了。
我们在2018年驱车去过位于新墨西哥州深山老林里的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为世界原子弹的故乡，现在很多核武器是计算机模拟的，他们应该算得准数字。朋友也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能造原子弹一定算得准数字”。以前R0为3时，如果沒有防范的话，推算新冠需要77天感染整个欧洲7.4亿的人群，现在R0定为5.7，恐怕一月左右就可让全欧洲感染。想想武汉45天以上无防控的情况，对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意味着什么？
摄入病毒量的多少也是判断致死概率的关键因素，记得当时我给华大医学教授们看武汉病人的白肺CT时, 他们都惊叹这些患者吸入了太多的冠状病毒。病毒量少的话免疫系统会清除它们，量多机体则变成了病毒的天下，病毒就会挤兑免疫系统，让这个保护性的防御系统变得敌我不分。
托尼（Tony Fauci) 曾经写评述文章称新冠相当于重号的流感，我觉得还是有些根据的。当抗体检测出来和治疗措施跟上后，我们会发现新冠在人群中的真实死亡率应该低于1%，流感的死亡率为0.1%。我读过托尼的New England 文章，他们当时是这样猜测的：鉴于中国报道的死亡率为1-5%，如果考虑没有检测的大量人群，所以推测新冠总死亡率将会低于1%，也就是重的流感。托尼这样说是基于事实或当时的认知，现在看来也沒有太大的问题。注意我们只是说死亡率上新冠像流感，新冠的传染性远胜过流感，流感的R0为1.2-1.6，全世界错在沒有人知道新冠的R0可以高达5.7，直到这次美国人说出来。
让我们看看Tony Fauci和CDC主任Robert Redfield在3月26日的New England杂志怎么说的:
“On the basis of a case definition requiring a diagnosis of pneumonia, the currently reported case fatality rate is approximately 2%. In another article in the Journal, Guan et al. report mortality of 1.4% among 1099 patients with laboratory-confirmed Covid-19; these patients had a wide spectrum of disease severity. If one assumes that the number of asymptomatic or minimally symptomatic cases is several times as high as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the case fatality rate may be considerably less than 1%. ”
(“基于诊断设定必须拥有肺炎，现在的病死率为2%（注：来自WHO)，在另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的文章中，关氏等学者报道（注：中国学者）1099例实验室证实的新冠病人的死亡率为1.4%，这些病人的严重程度分布很广。如果考虑无症状或轻症状的患者是现在所报道病例的几倍，我们猜测新冠的病死率可能远低于1%”)。
新冠病毒很少变异，现在传到世界各地的新冠基因组99%为同源的，所以我不认为新冠流行到其他地方后传播指数增高了，原因是大家从开始就把它的传播指数messed up了。造成了它的R0只有2的假象，结果全世界都吃亏了。同济在芝加哥郊区做医生的校友说，他们医院的乡下病人除了超市外其他地方都沒去过也感染了新冠。
从外面的世界看天朝的数据，就是一个流感，应该比流感还弱得多，在13亿人中传播五个月，还只有8万多人感染。从武汉出来500万人，湖北之外的天朝只有一万多人感染？我们用脑袋想想问题，全国除武汉外没有完全的小区封锁，病毒会照样流行的，现在还在传播。托尼最近在不同场合也表示轻信了WHO和天朝的数据，美国流感可以造成每年41-74万人住院，中国流感总数更多。现在天朝官方承认拥有6764例无症状感染者，这些人就是新冠病人，为什么不计算在内呢？什么叫无症状，现在是过敏季节，咳嗽几声算不算有症状？根据美国白宫总管Dr. Birx, 所有美国新冠阳性的患者去世，不管是死于心肺衰竭，尿毒症甚至老年痴呆，美国全部都将他们计算入新冠病人死亡的总数。虽然这有待商榷，但是美国人就是这样做的。天朝最近将武汉死亡病例调高了50%，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还应该进一步核查。
美国的问题出在CDC在早期控制了试剂盒，使测试得太少，忽视了二月份的社区流行。因为美国有规定在疫情期间只允许CDC掌控检测，川普在专家的建议下将私人企业的诊断试剂引入进来。美国现在新冠的R0远高于流感，真实的新冠死亡率应该只比流感高些。因为很多感染的人自愈了，根本没有计算在内，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德国普查测定高发病区的500-1000人群的新冠抗体阳性率高达15-18%，我想武汉和纽约都接近或高于这个比例，这意味着恐怕几百万人已经感染了，走在群体免疫的路上。
美国CDC为波士顿地区的397位无家可归者测试了新冠病毒，发现146人为阳性，也就是146/397=36.7%感染率，这是我看到的向群体免疫挺进得最快的人群。令人震惊的是他们都沒有任何的症状，平常需要体温100.4度才能测试，如果不是瞄准这类特定的群体，没有人觉得他们是病人。斯坦福研究加州的情况表明，真正感染的人是报道的病例的50-85倍，在一个郡的感染率达4.16%。
美国麻省总院在附近的Chelsea镇对路人进行了新冠抗体的检测，200位随机抽取人群中64位为新冠抗体阳性，阳性率预示已经有32%的该镇居民感染过新冠病毒。这些人大约有半数在近期有过一点症状，这个麻省小镇走在群体免疫的路上。该镇拥有4万人口，以32%阳性计算推测有12,800人已经感染，但是只有39人死于新冠，这样Chelsea的新冠病死率只有0.3%，接近流感的0.1%的病死率了。当然美国新冠死亡人数也可能漏掉，但是美国是把所有新冠阳性的死亡都计入新冠死亡人数的，除非是沒有任何呼吸道症状的死亡，这种可能性也有。
斯坦福得出的结论是新冠抗体阳性率可以是核酸阳性率的27-45倍，这被我猜中了。现在是哈佛、斯坦福和美国CDC三家独立的研究结果，都指向群体免疫的趋势。我们只有面对这群体免疫的现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很多人都感染了，强壮的人才活了下来，十分残忍，但是沒有办法。新冠传播指数极高，最终算它的病死率就是流感水准，托尼说对了。另外降低死亡率的重要因素是临床上对病人的处理和治疗，包括现在的对症治疗和逐渐起来的抗病毒治疗，让我们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说的将美国拖下水是全球人民的福气。
实在无人能预测世界各国的疫情，像是虚构的小说，特别是3月7日以后的指数增长。自从1月18日向国内披露武汉已经1723人感染新冠以来，我写了超过40篇的新冠文章，但是我在3月初猜测的美国疫情走向，与我当年预测川普不会当选美国总统错的差不多。写于2020年04月19日。
这篇文章写于新冠疫情爆发大约半年之后，系统地总结了西方各国在新冠大流行初期普遍反应迟缓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其实源自文化层面。西方社会高度重视个人隐私与人权，自由是其核心价值。这一文化基础既塑造了社会的开放，也削弱了危机中的行政效率。
正因为建立在自由之上的政治体系，西方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显得反应迟缓和协调混乱。公众在自由氛围中更倾向于质疑政府与专家的权威，这种怀疑态度也助长了各种反科学和反疫苗的言论蔓延。
我因此在最初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成立的：中国有过控制萨斯的经验，并且拥有强有力的政府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冠疫情的控制。
当然，中国在疫情早期压制舆论和延误信息公开，在中坚阶段的清零暴政和在最后放闸的新冠海啸，也正是专制体制的另一面。这种信息的不透明最终导致病毒在武汉三镇迅速扩散，并且蔓延至全球。
然而如今回望，当我们了解到新冠病毒这种极高的传播指数，就会意识到：如此高传染力的病毒，无论在任何国家或任何体制下爆发，恐怕都几乎无法被完全遏制。
《为什么西方普遍对新冠大流行反应迟钝？》
同济校友水平送我私人微信，他给我出了这道难题：“问你一个题外话：公卫思想起源西方，中国这次教训很多，按说西方有新闻自由独立的监督，医疗服务发达，ICU病床多，但是这次西方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基本都反应迟钝，发病病死率数据目前结果都不太好，原因何在？[Smile]”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多少涉及过这些问题。当我看到他的问题后还是放下手头的活儿，努力尝试去回答，现整理扩充如下：
第一。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不同，西方自由奔放的民风与文化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对待死亡与无神论的我们存在天然的区别。他们看待死亡是到了天堂或投入上帝的怀抱，我们的离世说轻点是家里的损失，言重些则被赞誉为国家和民族的损失。西方人在葬礼这种悲伤的场合，甚至可以谈笑风声般聊逝者的有趣往事。我们在葬礼上必须有哭声，嚎啕大哭最能表达悲伤，自己哭不出来雇人来哭。我在美国著名医学院和医院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类哭声。当然美国设置有专门的临终关怀医院与设施，在美国送别过亲人的人都知道，美国人对逝者的尊重是中国无法比的。
我在华大多次遇见中国女学生打伞和遮脸，在像迪斯尼乐园等其他的公共场所，我也经常见到这样的中国习俗。中国人以一白遮百丑为文化的认同，所以中国人很自然在疫情来临时采用戴口罩等防护措施。而西方人绝少这样，他们以把自己晒成褐色为美，戴口罩是疾病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早期中国人在圣路易斯地铁通勤上被人轰出去甚至挨打的原因，理由是你生病了凭什么出来传病菌给我？这个叫有理说不通，主要是文化的差异。
我再去意大利的时候，他们的沒受太多教育的人们会对中国人另眼相待，但是这新冠大流行还是很难改变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文化习俗的，文化的固性是惊人的。意大利是疫情最先泛滥的欧洲国家，西班牙稍晚，但是在西班牙感染人数少时，我就从去年在西班牙的所见预见他们会上来，现在果然已经超过了意大利。
第二。中国集权统治有利于从群体上控制人的流动，强制性形成社区隔离。我在1月18日的首篇新冠博文中就预测到了，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中国拥有非典经验，又有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希望这次能渡过难关”。我倾向于将公卫看成是政府的一部分，它其实在中美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来执行的，虽然美国也借助了私人机构的力量。中国可以一声令下撤换湖北高官，川普连让纽约封城的决定都做不了。
第三。中国这次限制言论自由使自己和全世界都吃了大亏，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新冠病毒传遍世界各地。英国研究发现，如果中国早期能控制住，95%的全球疫情可以避免，但是这个结论也是靠不住的。我观察新冠世界大流行趋势后，觉得似乎任何人都不能完全阻止新冠在全球的大流行，我们必须让残酷的数据说话。因为新冠的传染指数太厉害了，只要有那么几个人带病毒出来，一切就完蛋了，潜伏一段时间后指数传播，当今的全球航空系统使我们对新冠病毒防不胜防。西方媒体再强大也没有用，因为不测定就看不见病毒，美国媒体在病毒只有几十例的三月初，再怎么炮轰美国政府也不会起到任何的正面影响。因为这是看不见的敌人，无确凿的数据没有人会理解政府的措施的。现在几万人死亡的情况下，美国都有那么多人抗议政府的居家令。
第四。西方保守主义宣扬的小政府也与此次美国疫情控制有关。如果美国政府有规定只允许CDC涉及，那就应该给CDC足够的经费去检测。这次CDC无论从资金到技术都不足以应对如此规模的挑战，最后还是靠的Roche等私有企业，华盛顿州的华裔医生几乎是冒着犯法的风险自行联系检测。我沒有想到美国有立法，不允许CDC之外的任何机构涉及。另外这次曝露出来的问题是，美国医生越来越被一群拥有MBA学位的职业经理人控制着，医生只是一个打工的。这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MBA执行官赚大钱，还沒为医生准备好防护设备。
第五。西方民间存在着广泛的反智主义和反政府情绪，这些都不利于需要科学与技术的新冠控制。什么模型预测，没有人认为是真的，只当是科学家的游戏。如果是政府出来解释，那更没有说服力，在美国越是政府的东西就越不好，真正需要强大政府的时候大家又沒折了。大家可以看博文刊头的图片与新闻，俄亥俄居民John McDaniel前几周抗议州长居家令限制了他的自由，最近自己却得新冠去世了。
第六。还有可能存在不同人种对新冠易感性的差别，包括ACE2受体是否在意大利后裔中存在易感突变。这个已经有些报道，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的致病机理还处于初级阶段，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华中科大海归教授红凌在去世前4-5小时都在与太太微信交流，后来突然去世。现在从各方面的研究结果推测，骤死的原因可能是新冠造成凝血功能障碍所导致的肺血栓，或者病毒直接损害了心脏。
美国底层民众容易感染新冠的原因是显尔易见的，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Zoom meeting or teaching 在家办公，他们必须挤地铁去上班，不然家里桌子上就沒有了食物。我将新冠大流行看成自然压力迫使人类淘汰一些基因库的过程，品德高尚的人类现在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减低这种自然选择的残酷度，但是人类基本上永远对抗不过大自然，人类对自然却是有罪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新冠是对贪婪的人类的报复，还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全球变暖的恶化，我们的子孙将会面对更加悲惨的命运。
贴些步行去华大上班路上的照片，沿街的郁金香盛开，景观涉及小区、CWE和森林公园。往日熙熙攘攘的医学院校园，现在空空如也。比细胞还小的生命现在支配着世界，谁要我们打破了它们安宁的家园？写于2020年0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