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当时美国人的做法是信息通畅，以纽约州长科莫（Andrew Cuomo）为代表的政治人物定期向公众系统性地通报本州的新冠疫情。这对我们获取准确的信息十分重要，意大利裔科莫最近在纽约市长的选举中败给了印度裔的社会主义者“妈妈打你”。
根据当时的数据，各族群都有相当可观的感染病例，但是以黑人和拉丁裔的感染率最高，而白人相对较低。检测结果显示，纽约地区约有21%的人群已产生抗体，因此一度有人推测，群体免疫己经初步形成。
免疫反应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拥有记忆功能，这种记忆主要是通过T细胞和B细胞共同建立的。也就是说，当免疫系统再次遇到相同的病原体或抗原时，它们能够迅速制备出大量的高效抗体。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这种免疫记忆主要依赖于B细胞产生的抗体。但是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天然免疫系统中的某些成分似乎也具备一定的记忆特征，当然这一现象仍有待进一步的验证。补体成份可以帮助生发中心的FDC细胞持留抗原从而贡献免疫记忆，但是快速的补体反应肯定没有记忆功能。
《纽约270万人感染新冠强烈预示群体免疫》
纽约州长Andrew Cuomo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他们在全州9个郡对40个杂货店等场所的3000人进行抽样抗体检测后发现，纽约全州可能13.9%的人口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受灾最重的纽约市的21.2%人群呈现新冠抗体阳性，五人中就有一人多感染，这是难以置信的数据。富人区长岛和Westchester分别为16.7%和11.7%，纽约州的其他地方为3.6%。这些百分比与纽约州的人口分布也相似，因为乡下人口稀少，这是至今为止美国最大的新冠感染的人口调查。
纽约州长解释为什么选择杂货店的原因是专注在外面的非居家隔离人群，也避免了必须工作的人员，这样数据更有说服力。
如果我们以全州13.9%的阳性比率预测，纽约全州可能有270万人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这是现在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的10倍。纽约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5,500，这说明纽约全州的病死率大约是0.5%，而流感的病死率为0.1%。当然纽约的这个总死亡人数仅指医院和老人院的死亡，没有包括在家中去世的，所以数据更新后病死率会增加些，但是我也不认为会超过1%。这里我把Case Fatality Rate (病死率）与Mortality Rate（死亡率）混合使用了。
这些资料揭示从病死率看新冠就是大号的流感，托尼（Tony Fauci)他们还是厉害，他们是根据有限的资料判断出来的。当然新冠在传染力上远胜于流感，这个事实托尼开始是不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自己的一套防范措施，不存在什么抄别人作业的问题，尽可能少伤及医疗系统，也为来年的新冠重返做准备。还有很多人对群体免疫不理解，包括一些学免疫学的人。他们随大媒体起舞，还什么称群体免疫就是耍流氓的话都说出来了，这是为了反西方连科学都不顾的言论。
以纽约感染的种族分类，亚裔11.7%，黑人22.1%，西班牙裔22.5%，混血22.8%，白人是出奇地低为9.1%。其他多种族国家在比较不同种族的感染时，白人的感染率或住院率奇低也在英国有过报道。对英国2000住院新冠病人的调查发现，黑人和亚裔（在英国亚裔指南亚种族）比白人严重得多，35%住院病人为英国黑人和亚裔，而他们只占13%的英国人口。这里社会或生物原因所占的比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看来还是需要说说群体免疫，群体免疫是一个过程，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比例，当然是越高越好，承认与否，我们都走在对新冠群体免疫的路上。所谓群体免疫的概念是指对再次感染的免疫力，不是机体拥有的对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崭新病毒的免疫力，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很多人把这弄错，这里更多的是指通过免疫记忆功能来帮助我们和社会对抗病毒的再次入侵。人类对新病毒当然存在免疫力，并且各人的免疫反应都会不同，包括产生抗体和拥有记忆的杀伤性T淋巴细胞的反应能力，以及固有免疫反应（innate immune response)。人类也可能因为CCR5的基因突变使他们获得对艾滋病的免疫力，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谈的群体免疫。群众免疫形成的免疫墙使新冠再次袭击时，不是那么容易在人群中传播，让医疗系统更有时间和精力去对付它。至于群体免疫所形成的抗体是否真可以保证你不再感染，那也不肯定，这就是群体免疫可能的不足。对这种不足我在文章中讨论过三点，可以找来读读，文章的题目为《英国“群体免疫”真是一无是处吗？》。
正是我前篇文章分析的，大家完全忽视了新冠超强的传染指数，我们庆幸自然界的这个病毒致死性不高，武汉早期无防范吸入过大量病毒的情况除外。我们很多人可能已经感染，包括我自己，前段时间我患的重感冒可能就是，但是我们都活过来了。我在看到新冠如此惊人的传染指数后，不认为武汉早期防控好可以阻止新冠的全球大流行，当然天朝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只有上帝才知道，所谓的人在做天在看。写于2020年04月24日。
当时的情况是既没有疫苗，也无有效抑制病毒的特效药物，主要是通过对症治疗。全球的绝望可想而知，但是有一点值得欣慰：新冠感染总体上呈现出自愈的趋势，因为约92%的感染者最终都能够康复。这本身正是机体免疫力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
随后，“人民的希望”临床试验传来成功的消息，无论是股市还是普通民众，都为之振奋，尤其是这项成果还得到了福奇医生的肯定。
在文章的结尾，我引用了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对他的洛克菲勒老朋友Robert Roeder教授的介绍，Robert Roeder发现了“人民的希望”的作用靶点RNA聚合酶。他的这项研究起源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但是许多关键性结果是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完成的，随后洛克菲勒大学将他从圣路易斯挖走。
Robert Roeder理应像另一位去洛克菲勒的WashU教授 Charlie Rice 一样获得诺贝尔奖，只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可能忙不过来。
《“人民的希望”德瑞西韦重燃希望》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友创办的Gilead公司（吉列德）今天在加州湾区公布，抗新冠病毒的药物“人民的希望”德瑞西韦对治疗重症感染病人相当有效，这个结果推翻了世界卫生组织前不久称“人民的希望”疗效不显著的结论。
我在新冠病毒肆虐中国的早期，曾经写文章呼吁吉列德公司免费提供“人民的希望”给中国抗疫。作为美国药物巨头为社会服务宗旨的体现，吉列德公司曾在第一时间主动公布了“人民的希望”的分子式供世界各地仿制。现在中国抗疫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的希望”为美国和世界患者重燃希望，也令道琼斯指数和吉列德公司的股票大涨。
这次由NIH主导的世界范围的临床试验为非双盲试验，似乎也没有同时设置安慰剂组，只是与NIH拥有的近期感染的安慰剂组数据的比较，NIH拥有世界一流的相当于医院的临床中心。他们分别做了两个“人民的希望”药物治疗的试验组，分别是5天治疗组和10天治疗组，每组200人，共400人。如果以50%的病人得到临床缓解为指标，5天治疗组需要10天，10天治疗组则需要11天。临床缓解的确定是在7点评估标准中至少改善了2点，这些标准从轻到重的顺序是康复出院、给氧和死亡。
美国医生让病人出院的标准比较低，他们没有说具体的出院标准，但是他们的临床康复标准是病人不需要给氧和临床治疗以及出院。入组病人必须有肺炎和缺氧，但是在临床试验前还没有上过呼吸机。
在14天内超过半数的病人出院比例是：5天治疗组为60%，10天治疗组是52%。我们需要注意这些两组效果没有区别，显示出短期治疗就有效。更进一步，在14天时，64.5%的5天治疗组和53.8%的10天治疗组的病人得到了临床康复。他们选择对新冠重症病人进行的临床试验，死亡率还是8%（5天治疗组和11%（10天治疗组)。临床试验的数据因地区而不同，意大利之外的资料显示，在14天的总死亡率大概是7%，64%的病人得到临床缓解，61%的病人出院。
如果5天治疗组的数据能够成立，那将有助于防止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医疗系统不被挤兑。另外对数据的分析发现，越早治疗效果会越好，症状出现10天内治疗会有62%的病人出院，症状呈现10天以后治疗则只有49%的病人出院。这些数据也告诉我们，你能够康复的大部分功劳来自你自己的免疫系统，药物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
“人民的希望”的副作用似乎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以呕吐、急性呼吸衰竭和肝脏指标为准，它们在两个治疗组中均低于10%。
新冠病毒感染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自愈性的疾病，现在认为94%自愈，如果考虑抗体测定的广泛走向群体免疫的趋势，恐怕99%的人会自愈。在这么高自愈率的情况下，这个研究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说明安慰组的出院率，如果也是相当水准的出院率，那这个临床试验结果就会打些折扣，所以我们还是要等最后的文章。当然据说，这只是中期试验结果，更大的数据需要时间去展现。
NIH在前几天出的新冠临床处理指南还是对“人民的希望”既不反对也不推荐，因为没有更加详尽的临床试验数据，人们期待的中国资料又因为人数不够或其他原因没有理想的结果。这个美国的临床试验是NIAID (托尼做所长）的NIH做的，虽然由吉列德的公布有些利益冲突的感觉，但是相对于不太靠谱的WHO，我更相信美国人的临床试验。
我这样认为还是有些底气的，写完上面文字，看见托尼这样评价此次临床试验的结果：“quite good news."（“非常好的消息”），"clear cut positive effect in diminishing time to recover."（“对于缩短康复时间的十分明确的阳性效果“), "This will be the standard of care," (“这将会成为治疗标准”）。一向对科学问题十分小心谨慎的托尼，这些话能从他的口中说出，非常不简单。他对应用羟氯喹和阿奇霉素联合治疗新冠，就是持的观望态度。
从傅新元教授的朋友圈看到洛克菲勒教授Robert Roeder, 他在西雅图华大做研究生时发现了RNA聚合酶。现在这个酶应该更重要了，因为像新冠病毒这类RNA病毒就是靠它合成的自身RNA，也是“人民的希望”的靶点，这次NIH的临床试验让人充满希望。Roeder关于RNA聚合酶的重要工作是他在圣路易斯华大生化系做11年教授期间完成的，然后被洛克菲勒挖走。傅新元说他的导师（也是David Baltimore的导师）James Darnell邀请Roeder去的洛克菲勒，而Darnell正是在华大得到的MD学位，校友挖母校的墙角啊。圣路易斯华大为洛克菲勒贡献了两位完全应该但是可惜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的科学巨人，他们均获得过加拿大的Gairdner和美国的拉斯卡奖。而Korsmeyer在华大事业的顶峰时期被哈佛挖走，当时为轰动圣市的新闻，华大居然说几千万我们竞争不过，只有祝Stan好运。
华大现在醒过来了，不能总是被动挨打，新的医学院院长似乎做通了有钱的BJC医疗集团的工作，成立BJC学者计划。启动至少以千万美元级别的资金，老子也开始挖人了。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把Jonathan Kipnis从UVA神经科学系的主任位置挖来华大病理系做讲座教授。与华大前内科主任同姓的Jonathan是正当年的科学家，因发现脑里的淋巴循环系统而世界闻名，以后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都有。写于2020年04月29日。
当时传出的消息并且得到福医生肯定的是，“人民的希望”对于缩短病人的住院时间是有效的，所以这是新冠历史上第一个被证明有效的药物。P3
美国和中国同时做了临床实验，美国结果有效，但是中日友好后来跟进的临床实验宣告无效。现在我们客观地说，当时的评价不准确，中日友好的结果也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虽然德瑞西韦有效，但是它的疗效有限，因为它在降低死亡率和重症上基本没有作用。
对早期感染和未住院但高风险人群，静脉使用瑞德西韦（连续 3 天）可略微降低住院风险。但因价格高、需静脉注射、操作复杂，逐渐被口服药物（如辉瑞 Paxlovid、默沙东 Molnupiravir）取代。
最终是美国还是中国的临床试验水准高，现在还很难确定。瑞德西韦确实能抑制病毒复制，但不足以改变新冠的临床结局。它是‘有一定药理效果，但远非救命神药’。
我们当然认为美国的临床实验更规范或更可信，现在看来这个结论还不能完全这样下，因为随后WHO都不推荐使用该药。这也符合我一向的观点，随时根据证据改变观点。
《为什么美国的瑞德西韦试验结果更可信？》
NIH的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所长托尼代表美国公布，NIH主导的“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的结果。托尼是位值得尊敬的天才般的communicator，美国难得的人才，文理学院教育出来的产物。
托尼说“人民的希望”在超过1000人的双盲临床试验中显示抗病毒活力，能够降低病人住院时间的31%，并且试验的P值为0.001，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别。这是至今为止，首个确认的抑制病毒增殖的药物，能够显著缩短病人康复的时间。
在美国NIH关于新冠的临床试验中，“人民的希望”在降低死亡率上也有效果，但是沒有达到统计学差异。依照临床试验的道德规范，如果发现药物用效，必须将该药用到安慰剂组的病人中。在西方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设计了一个独立的数据安全监管委员会，他们的任务是不带偏见地去核实数据的可靠性。所以不是进行临床试验的机构和制药公司而是个监管委员会，将NIH的结果通知了托尼，让他向公众展示的。这个委员会也将这个数据通告所有参加临床试验的研究员，此即所谓的双盲。朋友曾经告诉过我，所有临床试验的原始笔记本的每一页都会封存，任何更改原始记录的行为都有可能为当事人带来牢狱之灾。
托尼说还有封闭炎症反应的抗体药在临床试验过程中，紧随“人民的希望”的步伐，很有可能弄出个类似鸡尾酒疗法。Genentech的朋友透露给我，托尼所说的抑制炎症的药物可能是他们公司正在进行的抗IL-6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如果纯粹从治疗和疫苗的角度来看，相对于艾滋病毒，我觉得人类治疗和预防新冠要容易得多。因为HIV为逆转录病毒，复制过程复杂而多变，经常整合自己的基因到宿主基因组而逃避免疫攻击，至今人类都没有对抗艾滋病的疫苗。而新冠病毒的变异度不大，英国牛津制备的疫苗在美国罗基山脉的猴子实验中，产生了惊人的保护作用。另外，各方研究指向新冠病毒可以刺激人体产生保护性抗体，虽然这些抗体的作用仍然不十分清楚。
即使HIV那么难办，洛克菲勒教授何大一发明的鸡尾酒疗法也使艾滋变成了可控性疾病。读我文章的人知道当年那帮人骂托尼的口号是：“Fuck you，Fauci!”, 现在德州的那些极端保守份子们也要干掉托尼。作为经历艾滋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美国曾屈一指的病毒免疫学家，托尼今天在白宫的沙发上，当着总统的面，有条不紊地将“人民的希望”比作在1986年发现的首个用于艾滋病治疗的药物AZT。学过医的人都知道AZT, 当时AZT的疗效也是不太明显，托尼这是在说明“人民的希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托尼作此类比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特别是在美国和全球的死亡人数分别超过六万和二十三万的情况下。
这就是我说的将美国拖下水是全世界人民的福气，只要我们现在能扛过去，现在不死，将来就有可能活。抗病毒药物联合治疗的多，虽然“人民的希望”的31%改善度并不意味着神药，但是不同药物和疫苗正在向我们走来。
NIH的临床试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托尼了列出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名字，包括德国、丹麦、西班牙、希腊和英国。这应该是以西方为主体的试验，结果更可信 。68个参加试验的单位中的47个在美国，其他21个在欧洲和亚洲国家。况且吉列德公司自己的临床试验与NIH的相互呼应和补充，应该为FDA的快速批准创造了条件。
中国的数据不在此次NIH的临床试验中，王辰院士的没有太多疗效的数据发表在《柳叶刀》上。他们只做了236人，样本不及NIH的四分之一。他们的部分结果被WHO透露出来后曾经造成吉列德股票的大跌。美国吉列德公司是给的中日友好曹彬教授去做的临床试验，当时的招募书我们都看到了，怎么文章出来时王辰院士变成了资深作者？我这外行从他们在论文的第六和七页公布的资料看不出使用“人民的希望”与安慰剂组的明显区别，但是同济在美国做临床研究的专家认为中日友好和NIH的结果存在一致的地方，他主要看的是缩短住院时间这项指标。他指出来后我才明白，王辰论文的资料展示存在大问题，给人的信息相当不明确。
这位在美国做临床试验的同济校友专家进一步这样评论道：“金银湖医院的数据，王，曹主导的研究，刚刚发表在柳叶刀上。数据和托尼的非常一致。31％改善。你可以去看看。但文章中错误不少，有算错的，有解释不对的。但数据本身是与托尼讲的一致。曹文的第六页的表和第七页的图和托尼的信息一致。图本身没有问题，数字算错了”
中日友好的曹彬和王辰在做临床试验时，允许同时使用激素、干扰素和柯力芝等抑制免疫系统或病毒增殖的药物。当我看到这些信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哪里是单个药物的临床试验，完全变成了大杂烩。以前认为干扰素是抗病毒的，现在Cell最新文章证明干扰素能够通过增加ACE2的表达使更多新冠病毒进入细胞，从而加重病情。使用激素的窗口也很重要，在病毒还存在时，激素抑制免疫系统后会促进病毒增长，抑制炎症和保护对病毒的免疫反应总是一对矛盾体。或许临床试验有时允许多个药同时使用，我高度怀疑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但是几个药效相同或相反的药物联合应用到临床试验中，造成无法解释的结果。恐怕这会加重西方药厂以后不找天朝做临床试验的趋势，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不按规矩来，以前曾经因为中国数据的造假而毁了从贝勒医学院回上海的臧教授的前途。
观察整个新冠疫情的流行过程，让我们看到人类道德的急骤下滑，政客们带头相互甩锅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首发地可以在媒体上攻击后来的被输入国，就像小时候犯了错的孩子，自己不认错还去攻击其他受他影响的孩子。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却被忽视了，那就是应该严加防范再次动物源性病毒袭击的可能性。全力改善自己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买卖野生动物的交易，这些才是需要反思与行动的地方。写于2020年04月30日
当时全球范围内关于石正丽去向的谣言满天飞，最荒诞的是有人说她已经逃往法国，那里正好是他留学的国家。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充斥在中国和美国的媒体之中，我当时推测她可能在很长时间都不可能拥有海外旅行,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随着大量人群被感染，包括一些杰出科学家也未能幸免。比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和CAR-T免疫治疗创始人 Carl June 也感染了。他平时经常骑自行车上班，这段经历促使他转向新冠病毒研究。在人类灾难当头时，几乎所有与新冠相关的科学家都希望能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回头来看，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石正丽实验室的四项重大贡献，现在依然令人钦佩。诺贝尔奖颁给了 mRNA 疫苗在新冠防控中的卓越贡献，但迫于舆论之压力，真正发现新冠病毒的科学家并未得到应有的承认。
《世界对石正丽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太不公平》
在关于石正丽叛逃法国的消息正盛的时候，校友让我从同学处打听石正丽的近况，我是这样说的：“我都不敢问了，怕连累老同学，可能性不大。石正丽首先是个科学家，在自己事业的黄金时段以政治目的叛逃，抛弃整个实验室，除非是被绑架或威胁，去法国的可能性很低。她以后出国被扣的可能性有，还是蛮大的，十分遗憾闹到这一步。天朝说美国国务卿是中国公敌可以理解，你凭什么说他是“人类的公敌”，他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他起码在欧洲有很多朋友，天朝能代表欧洲说他是“欧洲的公敌”？[Shocked]
美国有很多类似satires的杂志或网站，以政治娱乐或讽刺过日子，我学生在学校自创一个这样的网站，引起強烈推崇，这是他被哈佛录取的证据之一。[Chuckle][ThumbsUp]”。Satires是讽刺与搞笑的意思。
现在水落石出了，谣言不攻自破，石正丽再发一切安好的朋友圈：“亲爱的朋友，我和家人一切安好！不管有多困难，都不会出现‘叛逃’谣言中说的情况。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心中有对科学坚定的信念。一定会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我从来沒有见过这般的媒体暴力，对一个中国的杰出科学家如此疯狂地攻击和造谣，恐怕在科学史上都少见。这些谣言可以从民间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从中国到美国，从研究生死亡到感染她的男朋友到现在的叛逃，网络世界无所不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冠对全球的肆虐可能会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
以前华北沦陷时，中国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现在悲伤的世界似乎不让石正丽有个平静的做科学的环境。她其实别无他求，她是一个努力工作的病毒学家，一个海归，她的贡献之大已经具用历史性的价值。
没有哪一种病毒让全球科学家放弃手中的方向转向新冠研究，美国免疫治疗的领军人物宾大教授Carl June在自己感染新冠康复后，从他们开创的Car-T热门领域转向新冠病毒的研究。也沒有哪一种病毒让世界人民这般牵掛，外行人都能说出一些专业的话题，大家更是期盼对新冠治疗和疫苗研究的点滴进展，因为大家都在家里不同程度地坐牢。而这个病毒正是在石正丽的主导下发现的，现在我们所有的关于新冠的诊断与防控都与她和她的研究所相关。
我曾经这样总结石正丽所在的研究所的四大贡献：1。发现新冠病毒；2。最先确定现在研究热门的新冠病毒受体ACE2；3。找到针对新冠病毒的中和抗体；4。率先观察到氯喹的治疗效果。这四项里程碑的贡献中的前三项是由石正丽研究组贡献的，第四项她也参与了。这是什么级别的贡献？这是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的贡献。顺带说明一下，说此话的我是写过几十篇关于诺贝尔奖文章的人。我还要说明的事，我至今不认识石正丽，在疫情爆发前我都不知道这个名字。
我在批驳法国诺贝尔奖得主Luc Montagnier的新冠人造学说的文章中说，论在艾滋病的基因组序列、病毒学和免疫学研究的贡献，美国科学家Robert Gallo可以甩Montagnier几条街，但是Montagnier仍然因为原始发现HIV病毒而与他的很不知名的法国同事分享了诺贝尔医学奖。前耶鲁教授傅新元在跟帖讨论时这样评价Montagnier: “这位法国人就是一个典型的accidental 诺奖者。就这么一次，撞上了。基本上不算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到中国来骗吃骗喝倒是高手 [Awkward][Facepalm]”。虽然这个评论有些激进，Montagnier还是有些原创性的贡献的。
石正丽远不是一个靠碰运气的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她的工作是系统性的，从野外考察直到分子生物学，在病毒学、免疫学和药物治疗都有杰出贡献。她是位非常扎实的科学家，并且为人相当低调，颇有河南人的品质。
诺贝尔委员会在授奖时最为讲究的就是工作的原创性，没有比发现新冠病毒的工作更原创了，关键是新冠的全球影响已经超过了当年艾滋病的疯狂程度。我经常说很多诺贝尔奖是授予单篇的论文，石正丽研究组发表在Nature上的那篇论文就是这样的重大突破。幸好诺贝尔奖的评选是在瑞典，可以做些独立的判断，虽然美国科学家对提名和授奖的决定都影响巨大。如果在未来的哪一天，石正丽接到来自瑞典斯特哥尔摩的电话，我是不会吃惊的。写于2020年05月02日。
美国当时也有不少人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态度，甚至有两位医生公开呼吁，全民没有必要隔离，感染了也无妨，感染后自然就能好，还能增强免疫力。这种观点在疫情初期颇具煽动力，但实际上把新冠与流感混为一谈是十分危险的。
即使当时一些数据认为新冠的死亡率只是“放大版的流感”，但新冠的传播指数远高于流感，这意味着若放任传播，后果将更加严重。
防控政策当然不应走极端，轻视新冠病毒的风险也不可承受。对年轻健康人群，新冠的死亡率可能接近或略高于流感，但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新冠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季节性流感。季节性流感的整体感染死亡率IFR 大约为 0.1% 左右；早期估算的新冠 IFR 在 0.5–1%，部分地区甚至更高。关于传播指数R? ，流感的 R? 大约为 1.2–1.8，意思是每个感染者平均会传染给 1–2 人。新冠的早期 R? 估算约 2–3，部分研究甚至高达 3–4。
瑞典当时推行“群体免疫”策略，被视为一种不同寻常的尝试。然而事实表明，瑞典的死亡率远高于邻国挪威、芬兰和丹麦，虽然低于当时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但仍是北欧国家中最糟糕的。群体免疫可以是一个大的方向，但必须建立在对死亡率和传播力都拥有充分认知的前提下。
那是2020年5月，美国的感染率与抗体阳性率都已相当高。相较之下，中国武汉早期公布的数据相当低，这相当令人费解。武汉在经历了一个多月几乎无防控的阶段后，研究报告却显示抗体阳性率极低。这样的结果几乎无法用科学逻辑解释。我当时就对此提出怀疑，如今回头再看，那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经过严重粉饰和做假出来的产物。
在数据的背后，中国做事是遵循的同一种逻辑：所谓“阳性无症状者”被排除在确诊之外，抗体阳性率被刻意压低，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目的，他们需要粉饰太平。他们要向国内外展示“中国防控的成功”“中国死亡人数极低”“中国感染率远低于世界平均”，从而为自己的政绩制造宏伟叙事。
《鱼目混珠，核酸和抗体的“测不准原理” 》
加州洛杉矶北边有家医疗机构核酸检测了近6000人，发现7%的感染率，证明新冠病毒已经广泛流行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资料，他们认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与流感沒有区别。
我开始不明白他们检测的是疑似病例还是人群普查，因为这两者是显著不同的。原来他们开始是对有症状者的检测，后来包括了任何人，所以他们的数据兼具对有症状者的检测和人口普查的性质。他们把纽约或其他地方的非普查数据推广到整个人群，也是不科学的。
科学上新冠当然不是流感，只是在死亡率上比较新冠像可能是大号流感，新冠的传播指数是流感的好几倍。新冠几乎是个综合症，通过血道传播到全身，造成血栓形成和损害心脏等多系统的表现。这里一个很重要的病理基础是，很多器官的上皮细胞都表达高浓度的新冠受体ACE2，也可能还有其他有待发现的辅助受体。
这二位医生喜欢拿科学说事，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他们为从医生衍生出来的生意人。面对自己医疗企业的大量亏损，他们现在急了，当今形势对大家都很难。他们建议在4月26日就逐渐解封，因为长期隔离，沒了工作大家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在比较了瑞典这个沒封的国家后，认为瑞典与严格封城的国家没有太大区别。这个结论也是靠不住的，实施“群体免疫”政策的瑞典的死亡率比邻近的挪威、芬兰和丹麦这些小国仍然高出好几倍，比意大利或西班牙确实低很多。视频中的一个家伙（Dan Erickson）自称是美国挪威后裔，另一位为Artin Massihi，他们均为医生出身的经营急诊医疗的企业主，他们面临强大的经济压力，诸如必须做出对职工减薪甚至辞退的决定。圣路易斯华大让3,000位主要是医学院的员工furloughed（停薪留职)，让你出去拿政府的失业救济三个月后再雇回来，华大仍然负责这期间的医疗保险；梅耶更厉害，让30,000人停薪留职。
因为他们的火爆视频违反了加州的居家令，在被观看五百万次后被邮管删除了，邮管公司怕担责任。这引发了关于美国言论自由的争论，而在别的地方仍然可以看见他们的视频, 美国的可贵之处就是她永远允许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新冠的死亡率可能是流感的几倍，流感的为0.1%，新冠可能是0.5%左右。在美国还是应该采用戴口罩等防护措施，现在纽约亚裔占总感染人群的比例已达11.7%, 考虑所占人口比重（亚裔占5.9%）这数据是惊人的高，而占多数的白人只有9.1%，说明大多数在美国的华裔谋生不容易。
我也不同意他们所述的短暂居家隔离1-2个月会影响整体免疫力，因为人与病原微生物共生状态的形成是个长期的过程，不在乎这么短的时间，虽然长期会有问题。与我对武汉封城的态度是一样的，长期封城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会更多，对社会的损害会更深远。这家医疗企业主要是不满加州的居家令，但是他们也助涨了抗议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现在美国仍然处在高峰期。
但是有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群体免疫是阳光大道。群体免疫绝非反对防控与治疗，它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无法抗拒的。别相信天朝的数据，技术与西方不在一个层面上，恐怕非专业厂商一哄而上，让人读的那些IgM或IgG的条带，为染料都难说。我始终不明白天朝的一流实验室为什么不能带动检测或实验试剂领域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因工匠精神缺失而测不准人群的病毒，天朝很缺乏高质量去重复完成某项工艺的传统。
看见武汉的专业人士这样留言：“武汉现在仍然很危险，即使持续零病例”，我觉得这前后矛盾的说法是莫明奇妙，既然零病例了，为什么还觉得很危险？唯一的解释是，武汉不仅核酸测不准，抗体也读不准，弄出的奇葩数据只是给了小粉红们攻击西方的子弹。
还是中国医科院院长王辰说了良心话，天朝抗新冠打的是社会战役，科学战役不如人家，现转录他的原话：“在新冠病毒的科技研究上我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也必须头脑清楚，眼光不能偏狭，要认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当我们还为这些假阳性、假阴性，尤其假阴性所困惑的时候，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的国家已经是一滴指血十分钟，就能准确率很高的测出来了，已经可以分发到家庭里边儿，像糖尿病一样的自己测一下填报了。我们在这场战役中，现在打的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组织的力量。科技的力量有吗？有，但是打得特漂亮吗？这个留给以后评价，留给在跟其他的国家的比较中去评价”。
这次曝露出科研与应用严重脱节，中国人在技术方面是鱼目混珠，我看见国内非专业人士也在开发抗体了，把我吓了一跳。同济群讨论很多，中国和美国对新冠诊断的定义与死亡人数的统计标准都不同，我们不能将中美的数据做横向的比较。有人估算过，如果按照天朝的计算标准，美国诊断新冠不是108万而是只有23万。
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病毒，美国有很多亚裔中存在对这种病毒的抗体，特别是加州公司测出大量阳性感染中应该包括亚裔，而武汉作为感染重镇，测了不少但是整座城的抗体阳性率不高。只有两个可能，测了不报和技术不过关，前面只有天知道，现在看来后面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那就是试剂不过关而测不准。
不仅是与美国加州或纽约比较，现在连生物科技不太发达的俄罗斯都在人群中测出了大量的抗体，为什么武汉就测不准抗体？这不符合我们的科学认知。海森伯格测不准理论说的是自然界永远不能同时准确测出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从哲学或者心理学上解释则是我们应该满足相对正确的结果，因为永远不可能完美无暇，这也是为什么OCD（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强迫症是一种病的原因。
我曾经去哥本哈根的波尔研究所参观，写过文章探讨玻尔与海森伯森在二战期间的著名面谈。中国人测不准抗体似乎与测不准原理无关，中国人远沒有达到OCD那般的精细程度。中国一流实验室的试剂与材料几乎全都是用进口的，中国供给实验试剂的制造工艺仍然落后，造成中国出来的有些研究具有相当的高品质但是出口试剂却让人退货的严重脱节现实。加上现在一哄而上的测试，数据很可能是糊弄人的，正好创造感染人数奇低的假象。以国家投入在武汉的几十万医护人员计算，平均是每五至七位医护人员照顾一个病人。他们沒有想到的是，这些数据已经成为21世纪的大笑话。
我丝毫不否认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就，也欣赏他们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努力。但是科学还是有规律和内在的逻辑的，如果测得准，在如此庞大的人群里，在近期绝对不可能出现零感染，这是逆数学、物质和生物医学规律的，为夜大学毕业的人下达的任务。下属不能完成后，就只有造假一条路可以走了。
10块美金同时测核酸和抗体，这是在测试还是直接写结果？转自一位专业作者的留言：“国内当前最热的词是什么？毫无疑问是核酸检测！本文总结了目前武汉新冠病毒检测市场的一些乱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卫健部门和教育部门缺乏沟通协调，已有公司在承接区级毕业班检测业务后，欲以核酸+抗体每人70元的价格转包！”
看见这些信息，我在美国的免疫学家朋友是这样说的：“不是没有可能！上世纪九十年代，PCR检测技术开始普及，我去广州为一家生物制剂公司（隐去名字）提供技术辅导。他们的技术主管领我到一家传染病医院（匿名）实地考察，我就亲眼看见他们收到血样和一摞化验单。血标本还没处理，旁边啪啪啪化验单都敲上阴性的图章。我当时没有言语，事后问这个技术主管，他说医生为了拿回扣（当时非常诱人)，大力给病人推荐"新技术"（其实当时还没获批）。病人根本没有临床指征也开PCR检查单子。敲上阴性结果99%不会出错[捂脸]”。
最后谈谈与所有诊断试验相关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可见文后的四方块图解，为考医生执照的必备知识，不去复习总会弄混。简单说来拥有四项数据：左侧是得病的人，右侧是沒有疾病的人群，上方是检测的阳性结果，下方是阴性结果。左上角a=真阳性，左下角c=假阴性，敏感度=a/a+c。这里很容易理解，该检测方法应该在得病人群中测到了多少阳性的人，百分比越高该方法越灵敏。这里存在真阳性实为假阳性的可能，如果用该检测方法诊断了的病人，最后通过临床和其他方法确认他们其实未患该疾病，说明这种诊断方法太灵敏了。
四方块的右上方b=假阳性，未患感染者却呈现阳性检查结果，d=真阴性，开始诊断未患病的人确实没有感染，特异性=d/b+d, 这能判定沒有患病的肯定程度。应用到新冠感染，该方法沒有测出你有抗体，说明你有多大可能沒有感染过新冠病毒，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健全和新冠可以刺激所用人产生免疫反应的话。如果特异性低，说明阴性结果中还有感染者。
最理想的状态是敏感度和特异性都很高，Roche的抗体测定的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是100%和99.8%。这种情况较难出现，敏感度和特异性通常呈现反向走向，高敏感度会导致低特异性，高特异性则伴随低敏感度，这些属于需要咨询统计学家的专业知识。
美国Any Lab Test Now的新冠抗体的检查试验的敏感度是89.89%，特异性是97.5%，我们不知道天朝的抗体检测的数据。我也沒有查到Roche核酸检测敏感度的数据，天朝早期核酸测定的假阴性率高达60%以上，也就是说敏感度只有30%左右，基本上不是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测不准。写于2020年05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