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美国划时代的科学家James Watson最近以97岁高龄去世，在生物医学领域，他是只有达尔文才能与之同辉的杰出科学家。他是我们美国中西部人，在这里长大时随父亲去观鸟，这与阿肯森教授是何等地相似。
James Watson可以说是一辈子都相信基因，他成也在此，栽也于此。博士毕业后因为对基因的浓厚兴趣，在芝大没有为他打好数理基础的前提下，硬是在英国剑桥与Francis Crick共同确立DNA双螺旋结构，从此开启生物学的新纪元。
他在晚年成为老糊涂的DNA智商决定论信徒，犯下政治不正确的错误。在美国的语境环境里可以允许James Watson说中国人的高智商，但是他偏偏说某些种族的智商低，并且在2019年还死不悔改。诚实的James自然变成了倒霉的沃森，他呈现出炸桥的自毁模式。
阿肯森开玩笑时说过华裔这么聪明，如果他家族有中国人的基因就好了。James Watson为什么不能面对现有的事实说些心里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绝大多数的美国华裔都生活在美国内城的贫农窟，James Watson这样说我不会觉得冒犯：“我们都希望华裔与白人的智商相似，但是与华裔工作过的人不这样认为“。
我己经读完James Watson轰动一时的畅销回忆录《Double Helix》，当时写了些感想，现在正好放上，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美国牛仔科学家James Watson在芝大主修鸟类学，他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博士后先去丹麦，不喜欢北欧便跑到了英国剑桥。他在那里做出了DNA结构的革命性工作，文章发表九年后，诺贝尔委员会就决定向英美科学家授奖。
这么快被诺贝尔委员会确认是因为美国Caltech的两位科学家，在1958年通过同位素标记实验观察到DNA的半保留复制，从而在实验上证明了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在Nature论文中关于遗传信息传递的推论。
剑桥当年很少人做DNA, James Watson便去找伦敦国王学院的Maurice Wilkins合作。Wilkins 实验室有位犹太女科学家Rosalind Franklin (Rosy), 英国即使是老板对博士级别的雇员也沒有指挥权。即使Wilkins为35岁的单身汉，Rosy也是只有31岁的单身女性，他们不但没有恋爱，还关系很僵。
他们都属于更大的Randall’s lab, 该实验室老板希望外界看到自己的进度，所以也邀请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著名科学家Max Perutz过目实验材料。这在科学伦理上成为争议的话题, Max Perutz将Rosy和Wilkins 实验资料都给Watson 和Crick看。那些资料与Watson在伦敦看到的相同，所以完全不存在偷实验资料的说法。
Watson在著名的《Double Helix》开篇就这样从头到尾打量和描述女性科学家Rosalind Franklin，现在几乎可以定为性骚挠。这家伙也不想想，自己得诺奖的Data还是来自Rosy, 人家为X射线图谱吃放射线年仅37岁就英年因卵巢癌早逝了。
当然Rosalind沒有能力解释Data, 可以读Watson的文字：
“I suspect that in the beginning Maurice hoped that Rosy would calm down. Yet mere inspection suggested that she would not easily bend. By choice she did not emphasize her feminine qualities. Though her features were strong, she was not unattractive and might have been quite stunning had she taken even a mild interest in clothes. This she did not. There was never lipstick to contrast with her straight black hair, while at the age of thirty-one her dresses showed all the imagination of English blue-stocking adolescents. So it was quite easy to imagine her the product of an unsatisfied mother who unduly stressed the desirability of professional careers that could save bright girls from marriages to dull men. But this was not the case. Her dedicated, austere life could not be thus explained she was the daughter of a solidly comfortable, erudite banking family.”
（“我怀疑，一开始莫里斯是希望罗茜能冷静下来的。然而，仅凭外表观察就能看出，她并不是个容易妥协的人。她主动选择不去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尽管她的五官轮廓分明，她并不算没有吸引力——若是她哪怕稍微关心一下穿衣打扮，甚至可能非常惊艳。但她对此毫无兴趣。她从不涂口红来衬托那一头笔直的黑发；而在三十一岁的年纪，她穿的衣服却像英国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少女蓝袜子一样保守单调。因此，人们很容易将她想象成那种受压抑的母亲影响下的产物——母亲过分强调职业成就的重要性，想要靠事业把聪明的女儿从嫁给无趣男人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她那种自律而清苦的生活，并不能这样简单地解释——她出身于一个殷实、博学的银行世家。”）
这些轻浮的语言，尽管是细致的观察，当然犯了政治不正确的大忌。对女性从穿衣打扮，口红与头发，还将母亲与婚姻都评头评足，美国中西部牛仔真是哪壶不开拎哪壶。
当时写此文字时，James Watson已经是诺奖得主，而Rosalind却因为去世无法反驳，这十分不公平。Watson就是这么一个不懂事的男孩，他一辈子都这样。
James Watson将Rosalind Franklin简称为Rosy的原因也不明确，这是一个在美国女性化很强的名字，而Franklin在英国职场从来沒有使用过这暱称。
在双螺旋结构诺贝尔奖得主Watson, Crick和Wilkins中, 当时只有Wilkins有独立的小组，但是也远不是教授，因为他只有30几岁。三位最为重要的年轻人都是博士后与博士生级别的人物：Watson, Crick和Franklin。
英国的体系令人赞叹，一点不假，科学还是英国绅士做得好，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有品位。科学家几乎是些热爱绘画、建筑与音乐的艺术家，Francis Crick再婚的妻子就是艺术家，Nature论文唯一图表的双螺旋就出自她手。
《双螺旋》书的前言是Lawrence Bragg爵士写的，他在书中盛赞James Watson。他是结构生物学鼻祖，与父亲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Bragg是Francis Crick的博士导师，他们一直做蛋白质结构，没有涉足DNA。Bragg让弟子与美国游学博士后做与自己完全不相关的课题，自己也不署名，做出重大发现当然会顶力推荐诺贝尔奖。
Watson抵达剑桥的目的就是做他认为是遗传物质的DNA, 早在1944年在洛克菲勒就通过Avery等医生科学家的细菌转化实验，证明核酸而不是蛋白质为遗传物质。Watson信这些，也相信哥大教授Chargaff的碱基比例，还受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的鼓舞。
英国学术圈很小，现在也是，几乎同行们大家都认识。而英国人又讲究公平竞争，也就是英国的绅士精神。Crick再婚前，与同是单身汉的Wilkins的关系很好，他们经常约着午餐和晚餐讨论科学。
但是根据英国人做科学的传统，Crick拒绝闯入DNA领域，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不地道的事。Watson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法国人都不会这样，美国伯克利教授肯定会跟进Caltech教授的课题。
Watson可以从剑桥去伦敦的Wilkins实验室，在Franklin出差时看那张著名的51号X光图片。其实那图片早些时候Franklin在报告中展现过，Watson正是听众之一，他自己没有留心听讲，可能是看漂亮姑娘去了。
可以看Watson怎么进行文化比较，似乎可以说美国牛仔的出现推动了英国的DNA研究，英国人说不出口或不敢做的事，芝大的鸟类毕业生敢做：
“It would have been much easier if they had been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combination of England's coziness-all the important people, if not related by marriage, seemed to know one another—plus the English sense of fair play would not allow Francis to move in on Maurice's problem. In France, where fair play obviously did not exist, these problems would not have arisen. The States also would not have permitted such a situation to develop. One would not expect someone at Berkeley to ignore a first-rate problem merely because someone at Cal Tech had started first. In England, however, it simply would not look right”.
（“如果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事情本来会轻松得多。英格兰那种关系密切的社会氛围——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即便不是姻亲，也似乎彼此认识——再加上英国人对“公平竞争”的执念，使得弗朗西斯无法介入莫里斯的研究问题。在法国，那里显然没有“公平竞争”这一说，这类问题根本不会出现。在美国，也不可能让这种局面发展下去。没人会指望伯克利的某位学者仅仅因为加州理工的某人先开始研究，就对一个一流的问题置之不理。然而在英格兰，插手别人的研究——哪怕有正当理由——看起来就是不合适”）。
在当年的英国绝不会发生Dennis Loh在华大CSRB的10楼抢先发表Stan Korsmeyer发现的Bcl-2蛋白的基因踢除老鼠的事，Korsmeyer的同样老鼠在Cell只比Dennis的Science文章晚几个月发表，因为Cell审稿时间长并且Dennis更熟练和早掌握基因踢除技术。Dennis无所谓，他的辩辞是这种事在哈佛经常发生。但是这里是为人nice的中西部，不是强盗盛行的哈佛。
哈佛实验室可以在溶液只标ABC, 因为害怕别人用。大老板为了抢进度，将热门课题给两个博士后同时做，以前失败者什么都沒有，现在盛行的“Co-first authors”就是东海岸首先实施的，或许是因为如此的原因。
在国际公开的会议场合，英国人可以与德国人为了争功劳打架，但是这种事情在英国或美国的内部绝不会发生，因为大家都相互之间评审基金，不应该公开翻脸。
美国人做科学是狂野的西部风格，昨天在高速70上返家时，我就想到James Watson就是在这块美国中西部土地长大的人。
在组建DNA双螺旋结构上，James Watson拥有更多贡献，原始的思想在这两点，几乎都是Watson的功劳：碱基配对以及从Rosalind的X射线的图片认定DNA是双螺旋结构。
熟悉分子生物学的人都知道这里的重要性，首先James Watson将哥大教授Chargaff的碱基A与T, G与C的比率对等带入建模，Crick当时无法理解与重视这个重要的化学数据。Watson认为DNA是螺旋结构时，Crick不欣赏，Rosalind对他尽是嘲笑。
Rosalind对Watson进她的实验空间不敲门也充满愤怒。大家都说她被歧视，但是Watson害怕她打人。
可以看James Watson如何描述Francis Crick对双螺旋结构的反应：“Upon his arrival Francis did not get more than halfway through the door before I let loose that the answer to everything was in our hands.” （“他一走进门还没到一半，我就脱口而出——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掌握在我们手里。”）。
现在剑桥著名的老鹰酒吧（Eagle)的外墙拥有一个牌扁标明，双螺旋结构是在那里公布的。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出风头的是英国绅士Francis Crick, 而不是美国中西部牛仔James Watson:
“Thus I felt slightly queasy when at lunch Francis winged into the Eagle to tell everyone within hearing distance that we had found the secret of life.” (“因此，当午餐时弗朗西斯飞快地冲进“老鹰酒馆”，向所有能听见的人宣称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时，我感到有点不安”）。
这段描述将英国绅士的形象损失殆尽，Crick否认这样做过，这也是Crick致信Watson阻止书发表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一些隐私的原因。我不觉得James Watson在书中说了慌，美国中西部人也吹牛，但是不会在这些重要细节上说不真实的话。
英国剑桥的Eagle Bar, 为很普通的酒吧，我们上次没有时间去参观，应该那里的食物也不咋地，但是人类最伟大科学之一的诞生地。
Francis Crick也不认为Watson在书中对他们的科学发现的描述有出入，包括Watson弄出了碱基配对以及模型的基本框架，所以最大贡献属于James Watson无疑。
在整个过程中 ，Rosalind没有得到正确结论的原因是因为她只是个优秀的实验专家，但是她无法从漂亮的data得出正确的结论，更不用说做出精美的模型了。
Watson和Crick开始做的模型是三条链，他们在多次建模失败后，灰心丧气后停顿了几乎一年，直到在1952年底看到Caltech结构生物学家Linus Pauling的结构模型。虽然Watson看到Pauling结构的第一眼就否认了该结果，因为那结构是三条链，甚至连酸都不是。但是想到Pauling的名望，预测他们的论文在PNAS发表后会让同行迅速看出破碇，也会引来各路同行的竞争，所以该论文再度点燃了剑桥组的热情。
Crick当时正在做的博士论文是蛋白质结构，与DNA结构无关，而James Watson在剑桥亲手做出烟草花叶病毒（TMV) 的螺旋结构有助于他认为DNA也是螺旋，Crick还嘲笑他不务正业。
英国剑桥当年云集世界英才，Linus Pauling的儿子Peter就在他们的剑桥办公室，他可以将父亲的手稿给竞争对手们看, 这在现在不可想像。随后两次获得诺贝奖的Linus Pauling也在双螺旋结构模型建成后访问剑桥，亲自看模型后几乎马上认可。
James Watson也通过他以前在噬菌体小组结识的Max Delbruck向Caltech传递进展，正确或错误的信息都通过Delbruck往Pauling的耳朵里灌。Delbruck后来与James Watson的导师Salvador Luria分享了诺贝尔奖金，当时孕育DNA双螺旋的智慧浓度令人难以想象的高。他们写好的Nature论文是先送到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诺奖得主Bragg的办公室，第二天才投稿Nature。
James Watson当年从芝大毕业申请Caltech和哈佛的研究生都被拒绝，但是他去Indiana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跟了噬菌体小组创始人之一的Luria, IU当年还有因为研究基因突变获得诺奖的穆勒。这点应该无疑，James Watson肯定是IU最为杰出的校友，没有之一。
Watson在将碱基配对放横型中间时，总是弄不对碱基的氢键，最终当他弄对AT的二个氢键，GC的至少两个氢键(后来再加一氢键)，他让同办公室的美国结构化学家Jerry Donohue过目。Jerry一直不认同Watson摆弄化学键的结果，当时他终于松口表示同意，这让Watson的自信心直冲云霄。
Jerry是什么人呢？他是Watson和Crick的Nature论文专门感谢的科学家。书中James Watson称Jerry是当时世界上除了Pauling之外最懂氢键的科学家，他也是来自Caltech的Pauling组。那么Crick的贡献是什么呢？主要是从数理和结晶学上确保模型符合科学解释，如果仅是Watson的横冲直撞也做不出DNA双螺旋结构。Watson是全力建模型的推手，Crick是让模型更精准的把关者。
碱基配对是生物学的根本，所有遗传信息就是这样传递的，所以说James Watson的贡献巨大。这是在因为Watson的《Double Helix 》书的出版，他们俩交恶，Crick也不能否认的事实。Watson在书中透露了太多隐私，包括Crick的太太如何欣赏剑桥最帅法国男人。当然Crick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发长信阻止哈佛出版该书，还说英国精神病学家认为Watson爱上了他的妹妹Elizabeth Watson。
可以看Watson如何描述King’s College的朋友和竞争对手Maurice Wilkins在看到Watson-Crick模型时的反应，英国人的胸怀与合作精神也存在于现在的美国：“Maurice went back to London, saying that he would soon measure the critical reflections. There was not a hint of bitterness in his voice, and I felt quite relieved. Until the visit I had remained apprehensive that he would look gloomy, being unhappy that we had seized part of the glory that should have gone in full to him and his younger colleagues. But there was no trace of resentment on his face, and in his subdued way he was thoroughly excited that the structure would prove of great benefit to biology.”
(“莫里斯回到伦敦时说，他很快就会测量那些关键的反射数据。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怨气，这让我感到如释重负。在他来访之前，我一直担心他会神情黯然——因为我们夺去了本该完全属于他和他年轻同事们的部分荣誉。但他脸上没有任何怨恨的迹象，以他那一贯克制的方式，他显然真心为这种结构将会给生物学带来巨大益处而感到兴奋“）。
英国当时的科学拥有完全公开的氛围，Rosalind在看到模型后也是很喜欢和认可，表示它漂亮得不可能是错的。他们商量好同时投稿Nature, 所以在同期的Nature上也发表了几篇Wilkins 和Franklin的论文。只是Franklin的命不好，也为科学做出了牺牲。如果她活着，诺贝尔委员会应该会想办法将她包括在获奖名单里面。
James Watson在丹麦对课题不感兴趣后决定向结构生物学转移去研究DNA, 当时他跑到意大利开会。他是尽情巴结Wilkins，希望他能招自己去King’s College，曾经还希望Wilkins能够与自己的漂亮妹妹谈恋爱。Wilkins 对Watson兄妹都沒有兴趣，Watson赴英国的道路顿时受阻。
Elizabeth Watson和James Watson与父亲在一起。Elizabeth后来从剑桥飞日本与她的大学同学结婚，在东方数年后随出版商的丈夫在华盛顿养育了三个孩子。
但是Watson的意大利裔美国老板Luria这后台更硬，将他的美国奖学金转到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Watson也吹牛美国奖学金远超欧洲，Luria后来成为诺奖得主。完全出乎想像，只在剑桥一年半后，Elizabeth充当打字员，Francis Crick和James Watson在她的后面口授了那篇只有900多字的Nature论文。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是开天辟地的，其重要性可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宏篇巨著争辉。
我时常让同济美国牛人be humble, 黄冈乡里人喜欢牛气熏天，看人家的论文多么低调：“We wish to suggest a structure for the salt of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DNA). This structure has novel features which are of considerable biological interest." (““我们希望提出一种关于脱氧核糖核酸（DNA）盐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些新颖的特征，并且在生物学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文中最后那段推测似乎是Francis Crick着笔的：“It has not escaped our notice that the specific pairing we have postulated immediately suggests a possible copying mechanism for the genetic mate-rial." （“我们已经注意到，我们所提出的这种特定的配对方式，立即暗示出一种遗传物质可能的复制机制”）。这句是我们与博士生讨论时强调的，在你不确定但是又认为自己的观察正确时应该怎么说的话。
1962年诺贝尔奖得主，从左至右：Maurice Wilkins, Max Perutz, Francis Crick, John Steinbeck, James Watson和John C. Kendrew。
James Watson从剑桥出来就沒有什么成就？那是不懂行人的乱说。他从剑桥直接去了Caltech, 他认为那里太小和漂亮女孩少便去了哈佛。有英文媒体说他在哈佛的实验室参与了mRNA的发现，这个我不能肯定，因为我认为功劳归英国剑桥。
有些人因为政治原因抵毁James Watson时，请你们不要忘记他曾经是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首任主任，以及将长岛的安静渔村发展成世界科学重镇冷泉港实验室。这些博士生和博士后都出自他在哈佛的实验室，诺奖弟子都有至少四位，怪不得他偏坦Richard Roberts而让华裔周芷与断裂基因诺奖无缘：
“Several of Watson's former doctoral students subsequently became notable in their own right including, Mario Capecchi,Bob Horvitz, Peter B. Moore and Joan Steitz. Besides numerous PhD students, Watson also supervised 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and other interns including Ewan Birney,Ronald W. Davis, Phillip Allen Sharp (postdoc), John Tooze (postdoc) and Richard J. Roberts (postdoc).”，来自维基。
记得James Watson最早去中国是在80年代在中科院上海分院讲单克隆抗体，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在2017年曾经促成了James Watson的再次访华，这是他在耶鲁的博士后Eugene分享的回忆和照片。
“华森
Eugene
James Watson提出DNA双螺旋，于是34岁1962年左右拿下诺奖。比杨李诺奖迟了几年。
华森太太伊丽莎白的父亲Dr Leiws是我在布朗大学老同事。九十几才退休。
1917年老傅请来华森访华，华森夫妇到访中国，从南到北掀起巨大“傅华-旋风”。俞强和我都去了。那天要和詹姆斯华森博士合影的人排了长龙。我在一边沙发上和伊丽莎白、陈列平一起聊天。没想到伊丽莎白突然起身说，“最应该和我丈夫合影的是秦教授。秦教授是我爸爸的布朗大学同系老同事了”于是她推开众人，将我、陈列平和她丈夫合影。
刚刚看见新闻华森博士97岁刚刚去世。和李政道同岁。”
耶鲁前教授和海归大佬傅新元：“很有趣的Eugene 曾在我Yale 实验室发现STAT 对 Cell Cycle 的调控 David Beach 当时评论 这是Cell signal to Cell。@傅新元?[ThumbsUp]元兄，跻身于泰斗间、纵横旋中美天[ThumbsUp]这幅沃森头像是画得很传神，出自哪位高手？何时的作品、为何而作、因何所献？发在我群里的[Smile]”
那次还去了饶伯伯的家，这家伙继续说什么James Watson的智力赶不上杨振宁。真是令人哭笑不得，饶伯伯怎么能辩别80多岁人的智商？只有愚蠢的人才这么在意什么智商，他是习惯性骗中国年轻的学生。饶伯伯的见识有限，他不知道James Watson在剑桥多么活泼、开朗和富有创造性。可以这样说，Watson的贡献是开创个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杨振宁无法企及的。
James Watson是个钻石王老五，25岁发现双螺旋结构后在法国巴黎看见那些长辫法国姑娘，觉得自己太老做不了出格的事。我的华大教授朋友在哈佛生物系拿的博士，当时Watson正在哈佛，他说Watson在办公室放着一尊男人裸体雕塑，那男模的阳器上专门涂成黑色。还是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James Watson。
老傅分享的照片里面有Watson夫妇的合影，他在40岁才与哈佛艺术史毕业生Elizabeth Lewis结婚。从名字和姓氏看都是美国英裔后代，Watson以他的爱尔兰血统自豪，他也因反犹言论惹上过麻烦。我常说天才与精神病人只有一纸之隔，Elizabeth Lewis与James Watson所生的两个儿子中就有一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James Watson和Elizabeth Watson夫妇，注意Watson的妹妹和太太都叫Elizabeth, 似乎只衷情于英格兰的文化。
耶鲁家长在群里的帖子的首段：“James Watson是DNA发现者，诺贝尓奖得主，因为认为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力会因为基因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此受到左派的迫害”。
我的留言：“第一句”James Watson是DNA发现者”完全错误，你恐怕没学医或生物，可以原谅。瑞士人Friedrich Miescher于1869年在德国Tuebingen 大学发现DNA时，James Watson还没出生。第一段也不准，建议读James Watson当年访问英国说出的让他丢工作的话，以及耶鲁校友和哈佛教授Henry Louis Gates对他的采访”。
他的回复：“我确实不知道，谢谢指正”。
祝贺我的同济老同学和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的向惠云教授成为美国的一个协会（association）的主席，现分享他留给我的信息：“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已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 在 第二届 Nationwide Children’s XR Symposium 上正式成立 全球儿科扩展虚拟现实协会（Global Association for Pediatric Extended Reality，GAP-XR）。中文应该翻译成“全球儿科扩展虚拟现实学会Global Association for Pediatric Extended Reality，GAP-XR）”
“我十分荣幸担任 GAP-XR 的创始人兼首任主席。这是全球首个致力于推动 扩展虚拟现实（XR）在儿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教育和伦理实施 的国际组织，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 —— 标志着儿科医学在数字创新与全球协作方面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爱因斯坦也在相对论后没有大成就。”，那是因为他在搞统一场论，而那时候其实还不成熟，当然搞不出来。不过杨米尔斯理论延续了他物理学几何化的衣钵，后来又经过自发对称性破缺和重整化的修正，终于发展成了现在统一强弱和电磁三大相互作用的标准模型。科学探索就是这样前赴后继发展的。
我（在1997年至2005/2006年间）与沃森有过三次通讯，1997年那一次是在《科学》拒稿之后，我把被拒稿和相关的实验证据包括数字电影（图1是当时用的软盘）一起寄给他，还附有一张图显示细胞生殖对DNA半保留复制的解读（图2是后来电脑重复绘制），可他（大概三个月后）通过秘书回复说不在行，看不懂。第二次是2005年，《自然》拒稿后我把稿件发给他（图3含那篇论文的图），我希望他看到那张图后会对DNA碱基序列遗传和碱基修饰表面遗传对细胞生命的意义有更深理解。他还是通过秘书回复没有时间。第三次是我把细胞生殖和DNA模版链有序分配推进到对多细胞生物整个发育过程后再让他看一下我的又一篇论文（图4是其核心图），但他又一次通过秘书回复说忙、没时间看。不过我后来知道他晚年在忙什么了，他在忙基因决定智力观点的推广。而在我看来，如果他理解了我给他发的那三篇论文，或许会明白人类智力表现上的差异虽然与遗传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还与表面遗传与后天的多种因素有关，就像一台计算机是不是很好，硬件和软件都重要一样。可惜，一个英明的科学家最终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有人说他的一生“是卓越科学洞察力与复杂人性交织的真实写照“，这话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