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高中同学们（十七、十八）

十七、

“老猪”是男生们送给周三林的外号，我很晚才知道，并且不明所以，从来没有当面称呼过。他高高的个子，有一把带金属质感的悦耳嗓音，实沉的脑袋象一颗圆形 陨石，表面布满坑坑洼洼的青春痘和络腮胡根儿，不规则的小眼睛又黑又亮，配上眼镜正好不显凸出。他家是炮院的，有一点部队气息，证据是口语连接词“他妈的”。其实他是个蛮规矩的人，有着一般男生的爱好（比如打篮球——为此撞掉门牙一颗，以及热衷于军事、武器评论）、热情（比如开朗友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为需要的人解难答题、心平气和地顶上外号等）、烦恼（我猜有如何保持成绩领先、如何消除青春痘、以及上大学后如何追女生等）和算盘（男生的算盘都打些什么得由男生自己揭示，我不太了解。不过周三林是个活络的人，又很聪明，想必有个黑油油、拨打灵活的小算盘）。我的初中好友在三班，和他的初中同学是同桌。所以虽然周三林跟我不在一组，我却很早就了解他的一些历史。他初中成绩非常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除此而外，还有——居然——他爸爸经常批改他的日记。青春期、话多、自以为低调又聪明的小丫头都很刻薄，尤其是对那些有着辉煌形象的男生。不知周三林的耳朵根儿有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发红，反正有一伙这样的小丫头，那时背地里常把他当作一个毫无叛逆精神的乖男生加以讥讽，一逞口舌之快。不过周老兄不必太过悲愤，因为这帮小丫头擅长的是挖苦嘲弄，心里怎么想的暂且不论，嘴里总是少有正面形象出现的。歌功颂德之词，怎能显现她们的聪明伶俐，又怎能给她们带来口舌之快呢？

周三林的好成绩历史一直延续着。他的脑子特别好使，数理化都棒，语文则有老爸打下的根基，真真是文理通吃。高考时他以我班第一的成绩考入K大。大学快毕业时去了新加坡。忍受不了那里的炎热气候和“枯燥没品”的生活，半年后转战美国，到UCLA读博。去之前火速结婚，从此在那儿生了根，成了三个孩子的父 亲。他的太太非常贤惠，包揽了养育孩子们及操持家务的活儿，让老公全身心扑在工作上，而且据说做得一手好菜。

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比常人更容易有一份儿意识形态上的报国之思。而在IT高科行业里拥有的技术优势，更让心思活络的周兄总有回国创业的冲动。他曾拖家带口回国，差点在上海买了房子，并打探如何给孩子落户口——结果据说遇到计划生育政策这道坎儿，要交巨额罚款才成。最后还是回到美国，过他忙碌、矛盾的中产阶级生活去了。我觉得在国外更容易过中产阶级的生活；若想大富大贵或成就一番“大事业”，中国则是一个好的试验场。我应该庆幸自己是个女人，没有多少养家糊口的心理压力，也没有人 （包括自己）要求我成就一番大事业。大概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对身在矛盾中的朋友说：其实选择哪一条路都通罗马；但如果一个念头始终缠绕着你，让你寝食难安、不做它以后想起来会终生后悔的话，那就去试一下吧！不过我很能理解周兄的矛盾心理。创业成功能够带来的成就感，和万一失败将带给家庭的冲击，在一个拖 儿带女的中年人心里的权重，和无牵无挂、有大把青春可以从头再来的年轻人，真是大不相同。守业，还是创业？这是一个问题。

高中最后阶段， 我的成绩看上去有不小进步，有时能冲进班级前三，偶尔也得过第一，虽然实力和真正的高手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高三时民主选举“市三好学生”，周三林和我以相同票数双双获选。但我必须，不得不，绝对要在这里坦白，我，我，我当时投了自己一票。。。。。。今天如果去竞选一样东西，我多半会大方地投自己一票而毫无心理负担。但不知为什么，N年前的那一票至今仍令我感到羞愧难堪。可能因为那是在为自己争取一个名誉吧，而且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谦卑精神，在那时的价值体系里占据着相当的地位。写选票时有过犹豫，两种不同的观点在脑子里各抒己见：一个说，怎么能选自己？多害臊啊！一个说，为什么不能选自己？我觉得自己表现挺好的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最后我的反叛精神和趋利性占了上风，虽然还是有点心虚的。随后，俺就尝到了备受煎熬的滋味。同学们对俺都很友善，我的票数不断增长，眼看就要接近满票，从而暴露出我厚着脸皮爱慕虚荣的行径。幸好，幸好，有两位值得感谢的同学没投我的票，让我大舒一口气，得以苟且偷安。但这种煎熬令到手的荣誉失去了吸引力。学校给我们拍了照，相片贴在报栏里。我只瞥了一眼，看看自己拍成了什么样儿，就再没看过，也不觉得它能使我有任何变化。 “市三好学生”高考时可以加分，可那对我没有意义，我的运动类加分比它更多，而加分是不能累计的。印象中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当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投了周三林一票（似乎还有其他同学，但不记得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你不是那根葱，就别硬要散发那股味儿；心理没有ready，就不要为了任何目的——利益也好，时髦也罢——而赶鸭子上架。还是老老实实做符合自己一贯本性的事儿比较好，过得安心些。以后遇到诱惑，我会先问一下：你真的需要它吗？你清楚为了得到它需要付出什么吗？你确信能承受得起吗？都是Yes，那就勇往直前吧，失败了也没什么好后悔；反之，那就果断放弃吧，没有又有什么大不了？

十八、

钱二叉也是聚会老友之一，和周三林家同住城南。我们那时经常骑车串到他们两家去，感觉挺远的。和现在的“董事总经理”以及“上海帮帮主”形象不甚相同，高中时的钱二叉有点婴儿肥，黑黑的，老实又搞笑，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挤眼习惯，次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口吃。高一刚入学不久，学校要举行文艺晚会，我们班 跳集体舞，经常在学校后面一块野草地旁的操场上练习。那块野草地，每次开学时都要去劳动拔草。我的舞伴之一是钱二叉。我当时可不怎么喜欢跟他跳。他个子虽高，手却绵绵软软，也不说话，因为不会跳而紧张兮兮的，手心儿出汗还踩我的脚——我是不是已经忏悔过，那时我是个刻薄的人？

不过老钱同学 真正惹恼的，是哪个男生也不敢惹的绝代双骄左小黄和王贝贝，以及对艺术有完美追求的费玉珠。话要从某次全校圣诞节英语演出比赛说起。左小黄、王贝贝和费玉珠三位小姐，可能是根据《新概念英语》中的内容排了一出戏，讽刺一些在电影院里不自觉的人，比如戴高帽子的孤傲太太、滔滔不绝的话多女人等等。她们三个自是主角，也有个把男生作配角，钱二叉是其中之一，需要坐在一位女士旁边应和。到了演出的时候，面对黑压压一阶梯教室的观众，三位小姐——都是英语高手——发挥出色，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人物的可笑之处；而钱二叉，他忽然不再应答，只随着身旁女生嘴巴的一张一合，使劲儿地挤起眼睛，盯着观众不说话。全阶梯教室的人都笑翻了，只有我们几位可怜的主角莫名其妙，不知出了什么事——台词错了？还是衣服出了纰漏？我不知道钱老兄是如何度过演出后的最初那段日子的，三位小姐都被他气坏了。。。。。。

其实钱二叉是个家学深厚的人。据说老早苏州城里，有一条街都是他们家的，毕笑称之为“钱街”；如今七大姑八大姨在上海，曾经最方便聚首的地方，是人大、政协的会议现场。他有着大家族子弟的儒厚本性，和非常强的和稀泥本领。上大学以后，五官文静许多，这两“本”则越发显山露水，使他广受接纳，成为一个很有领导风范的人。

老钱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进了SJ大。我班的毕笑、郭小黑也都在此读研。我那时经常出差上海，有一次到他们宿舍探望，看他们几个在一起乐呵得不行。还有一次，老钱和毕笑带我一起去参观宋庆龄故居。她们家是座两层洋房，房间不大，有一台落地收音机引人注目，后院是巨大的花园草坪。我们仨踱到房子后门的台阶上坐下，看着空旷的草坪，想象一下当年这里开party的热闹景象。傍晚时分的上海，在一个闹中取静、绿树红墙的干净角落，偶尔重逢的老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着实惬意。我参加华交会的时候，J大的三个老同学晚上跑了很远的路到我们住的宾馆来探望。交易会的会馆离钱二叉的外公家几乎是一路之隔，我顺便去他家玩过。出来时，天下起小雨，冷嗖嗖的。出租车都爆满，我们始终打不到的，急死人了。最后钱二叉带着一辆摩的出现在面前时，我冻得手都快僵了，系不好头盔。老钱同学大手一挥，在我头上猛拍一掌，把头盔给拍正了。摩的穿过半个上海城，把我送回大姐家。这时候的钱二叉，显然比高一跳集体舞时的男生，有英雄气概多了。

一个懂技术的管理型人才，经过以科技产业化而著称的J大熏染，最后自己创业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钱二叉现在是一家管理软件公司的合伙人兼CEO，日理万机，被老婆讥为“比陈天桥还忙”。一个民营的科技型企业，在中国尚不完善的商业环境中，象一叶小舟，行驶在时有惊涛骇浪的大海上，不由得掌舵人不操心。贷款难、大宗订单政府操控、人员跳槽。。。。。。老钱每天在这些事情里摸爬滚打，练就一身商场功夫；有时不免要沾点功利主义色彩，去涂抹十里洋场的画幕。但人至中年，立足社会，有多少人能说自己的心底，从来没有闪现过染缸中的色彩呢？

在毕业N周年的聚会组织策划中，老钱作为“主席”，充分发挥他的本领，得以在不同的意见中左右逢源，全身而退。说来这个“主席”是个容易吃力不讨好的虚位，全凭为大伙儿服务的热心支撑。架不住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这次聚会的组织者们就有互相冲突的主意。在五班筹备家乡聚会的过程中，其他五个班的同学也纷纷响应，决定在同一个周末进行聚会。有组织者决定与其他班共同聚会，觉得这样更热闹些。不料回来发现本班有同学不愿意，觉得自己班在一起怀旧比较温馨放松。另有组织者这时建议一天本班，一天年级聚会。老钱同志自己是有一个倾向的，但作为“主席”需要照顾到各方意见，于是发出“众口难调”的感叹，使出浑身解数，把组织聚会当做一个project进行攻关，甚至不惜动用某些政治技巧。最后我们的聚会是一个综合体，某种程度上少了一些自己叙旧的时间，也miss掉一些年级聚会的精彩场面。但总体而言，老朋友N年后大聚首，吃饭喝酒聊天、看演唱会、与海外同学网络连线、参观新老校园，仍是一次热闹难忘的聚会。老张以一个医生负责任的态度提醒大家，N年是个漫长的时间，下一个N周年聚会可能会有人永远缺席。。。。。。是啊，在N年的岁月面前，一切纷争显得多么渺小；而大家都是出于好心，这纷争就显得更加孩子气了。我们应该感谢老钱的心力付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看他说话绵绵软软，但凭着勇于献身的精神、聪明的手法和忠厚本性的底线，总能黏贴起各方矢量人物， 让团体在稀泥的抹合下不但不散，而且向前滚动。

去年老杨路过上海，钱二叉、黄晓飞和我一起宴请他。这顿饭上我聆听了老钱的许多管理之道， 非常过瘾，并由此萌发了写个同学创业故事系列的念头；同时这顿饭上我做了一件后来想起非常惭愧的事，令我警醒。按照“上海帮”的惯例，我们几个“地头蛇” 分摊接风的费用。服务生找来的零头有三张票子，面值分别为20、10和5元。我接过找钱，随手分发，自己拿的是20的，给晓飞10块，老钱5块。事后我追悔莫及：怎么自己留下了最大的票子？是没有人在乎这些小钱，但礼让的美德到哪里去了？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诲，看来年纪越大，越需上心操练。年轻的时候蓬勃向上，不断改进自己以求进步。到了中年，身心放松下来，更容易满足现状，从而放松警惕，不进反退；而各种思潮冲刷之下，有时不经意间就模糊了原则界限。我在这里向钱、黄两位道歉，也感谢老杨带来的这顿饭，让我从正反两个方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