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以巴问题”，是一战前后犹太移民在“不经意中”肇始的。当时，英国是世界老大，本想借着资助“犹太复国主义”，控制那个地区，一度掌握“委任统治”权。不想，移民与阿拉伯人的冲突越闹越大，二战结束后，英国已经束手无策，遂将“代管权”交还联合国，接手的其实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说：中东的紧张局势主要是巴勒斯坦问题引起的；我们在那个地区有极其重要的利益，美国应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和长远观点，处理那里的事情。从那时到现在，美国从操纵“中东火药桶”的游戏中得到的了什么？
地缘政治方面，美国需要以色列这个楔子，钉在盛产石油的中东沙漠里，并就近发挥保护周边海运航道的作用；对付“十字军东征”以来敌意未曾稍减的伊斯兰教大本营，没有强大的军火和战斗力，如何弹压得住？几十年里，人们看到的是：美国的介入加剧了“文明的冲突”，蕴酿出“九一一”恐怖袭击。就像本·拉登“最后的录音”所说：巴勒斯坦若是没有安全，美国也别想安全；只要美国继续为以色列撑腰，我们就继续攻击你们。在当地，则是五次“中东战争”和无日无之的以巴流血冲突。
冷战时期，苏联延续沙俄传统，渗透阿拉伯世界。拿以色列当作美国抗击苏联势力的桥头堡，有其无奈与必要。美国那时就忽略了：遏制苏联扩张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拢络阿拉伯人。反而分化瓦解阿拉伯世界，制造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也许美国的政治家忘了，伊斯兰无论分为多少派系，反对犹太人、消灭以色列却是一致的。阿拉伯人则明确地懂得：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赢得下一次中东战争，分裂与失败，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是主要原因。所以，美国的中东政策成了给自己树敌的政策。所以，“九一一”发生之时，许多人以为突袭者是巴勒斯坦人。
反恐战争至今十余年，“越反越恐”已经成为事实，人员伤亡远远超出预料，经济负担重到不胜负荷……，前景阴霾重重。既然各方都认为“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安抚巴勒斯坦就能缓和“文明的冲突”吧？然而，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申请加入联合国这样的事，本来是美国向阿拉伯世界表达和解、善意的机会，但是，美国的反应是“提前祭出了否决权”。看似，吃了那么大亏，美国还是并不反省、重新制订其中东政策。正是诸如此类的旧帐，系紧了美-巴-以关系的死结。
虽然已经有127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那次“入联”表决，预计将有140左右个成员国赞成。但美国向来是不管什么“众意难违”的。因为美国一向高估自己的力量，其否决的，可能不止是巴勒斯坦的申请，而且是恐怖形势好转的契机，致使反恐局面更加恶化。阿巴斯在中东地区的“茉莉花浪潮”接近尾声时提出，显然是“阿拉伯世界新时代”的象征之一，也许是“茉莉花”结穗灌浆的果实呢。拂了此意，徒增伊斯兰对西方的仇恨。面对可能的报复，如今美国的经济实力、控制能力应付得了、担当得起吗？
事实上，巴勒斯坦早已进入联合国了，只差一个“扶正“的仪式；不能“加冕”，也没有什么损失。阿巴斯的申请是给美国出的难题，端看美国在：宠坏了的犹太势力，制造麻烦的以色列和惹不起的伊斯兰之间做何选择？就国家关系、民族关系而言，武力解决，因于事无补、徒留祸患，其代价已经无人承受得起。人类文明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以和平、和解、缓和为特征，处理国际问题、地区冲突、各自利益的方式方法。强权与尚武的外交理念，就像好勇斗狠的青少年，是心智发育不成熟的表现。“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常识，东西文化都有吧。
对美国而言，巴勒斯坦国进了联合国又能怎样？七十年代，尼克松主动接近中国，名曰解救七亿中国人民于“愤怒的孤独中”，实则为了离间中苏关系，并从越南“体面地撤军”。最终受益的是美国乃至缓和了冷战局势。把巴勒斯坦“收编”进国际社会大家庭，应该符合美国的利益：缓和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就有望缓解“反恐”局势；如果穆斯林不领情，美国继续推行“既定方针”，并不增加成本；美国已经开始“勒戒”以色列某些加剧地区紧张局面的行为，此举是对以色列时常“抗命”的惩罚；巴勒斯坦人利用联合国“闹事”，则说明了联合国的平等与民主------“帝国主义工具”之说自然闭嘴；对于巴勒斯坦国：给他一个讲坛、给他一个身份，其实是对他的束缚和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