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顽主下乡
一九六九年我十四岁，在北京读初中二年级。那时的中国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机器像一台疯狂运转的巨大锅炉，全国人民像沸腾的开水，荡涤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料，文化的浸润不仅无微不至、还根深蒂固，经常以它强大的生命力抵抗企图改变传统的革命者。当年，尽管我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却目睹了它的表现形式，那就是“革命接班人”对待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那是我认识社会的第一课。
那时候的北京，初涉人世的青少年大致分成两大类：一部分冲动地投身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他们的总称是“红卫兵”；另外一些青少年，则直接传承了封建时代的门第观念和帮会习气，频频为拉山头、抢地盘打架斗殴，那情形有点像是黑社会。热衷其事的青少年取“玩世不恭者”之意，自己命名为“顽主”。此其时，我的政治觉悟刚刚达到跟在人家后面呼喊不解其意的革命口号的水平。像所有跟不上社会主流的平庸孩子一样，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带着几分剑侠气、专门哗众取宠的少年吸引。虽然不一定当他们做英雄，却在心里敬佩那些人的桀骜不驯，有时候还要摹仿一下他们的恶作剧。
外交部子弟
“顽主”多半是“干部子弟”（或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中，优越感和虚荣心特强的那些人，喜欢倚势欺人。他们的做为得到社会上等级观念的默许，不仅没有被文化革命的风暴扫荡，反而受到很多人的企慕。如蒋梦麟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由家庭、单位、行业等等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个人的生活内容、方式与所属的集体一致，人们的社会地位也与所处的集团密切相关。所以，北京这个冠盖云集、府衙林立的地方，门第之见还扩大到了家庭隶属的部委－－大机关的子弟往往蔑视小单位人的家眷。这种风气持续了好多年。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不是革命干部，却在一个很大的机关里工作，就是国务院第一大部外交部。所以，我也随波逐流地领略过在社会上出风头的滋味。当时的中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仇视几乎所有的外国；经济和文化上，却不能抑制地崇洋媚外。在那个小市民的汪洋大海里，谁要是在什么地方与外国沾着一点关系，好像就不俗气，还高人几分。所以，“外交部子弟”这一称呼，在北京城里响当当。因为如此，很多对政治不感兴趣、高小和中学的外交官子弟，就集合在这块金字招牌下。
那时候，外交部“顽主”的大本营是城区东部的豫王坟，十四座宿舍楼连成一片，是那一带的“第一大户”。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住宅区周围划做自己的势力范围，轻视、排挤住在同一个区域其他部委的子弟。对人家冷嘲热讽之外、还经常动之以武。
若是工人居住区里的人惹到了他们，遭到的打击就更大了。有一次，一个外交部子弟与一个工人子弟为了一只鸽子起了争执，外交部宿舍的小“顽主”们冲到工人宿舍，打伤了人家父子两代，还砸了那个工人的家。闻风而至参与其事的，有几十、上百人。是非曲直无人过问，只一说：“一个工人子弟在跟咱们‘炸刺儿’”，已经构成“狠狠教训他一顿！”的理由了。
不料，社会自有它的正统势力，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事事统一规划的地方，只消“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立即改弦易辙，毫无商量和犹豫的余地。那年九月十八日，我十五岁的姐姐，被送到千里之外的北方中、苏边界“屯垦戍边”一个月之后，父母又接到了：“因中苏边境战事紧张，各大机关需实行战备疏散，下放‘五七干校’”的通知，出发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一号。就这样，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我的家庭便被拆散、四口人全部变成了农民。
下放时扶老携幼，不分职务高低。和我们一同到干校去的大使、司长不在少数，乃至副部长中也有未能幸免者。曾经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前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李鹿野、前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等等，当年都是“光荣的五七战士”。最巧的是，下去时有一户姓夏的人家在干校生了一个孩子，就顺势给孩子取名叫“下放”。五七干校则是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地方。
外交部的干校在湖南省茶陵县虎踞山。随行的机关干部子女年纪大都在十五、六岁以下。初初听到要去湖南干校的消息，我兴奋不已，认为这是一次长途旅行，有火车可坐、有山水可游。哪里晓得其中的政治奥秘。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来说，太伟大、太深奥了，从中我们只学到“人分九等”和“弱肉强食”的一套。下乡时节，外交部子弟中的“顽主”们风头正健，带着满身的优越感来到农村，然而，北京远隔千里，穷乡僻壤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我们只能用大闹当地公社中学的方式，排解“怀才不遇”的寂寞。
虎踞中学
那所学校叫做虎踞中学，庄户人家生计艰难，来念书的人并不多。从天而降的外来户倒成了多数。所以，“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的规则失灵了。我们中间真正的“顽主”不算多。但是，害群之马总是既有号召力，又体现着群体特征。从我们进校的第一天起，虎踞中学就成了插班生的天下。身着黑色粗布衣裤的贫下中农子弟，被远远赶离了篮球场和那张唯一的乒乓球台，我们在校园里尽情追逐、喧哗，老师看不下去，操着乡音浓重的普通话过来批评我们，却在北京式的起哄声中下不了台。“师道尊严”早在三年前，文化革命之初就被批倒批臭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老师的外文读音上，比如，三角函数课中，正弦(sin)和余弦(cosin)应读做：
湖南同学的名字、衣着和长相，也是我等的笑料。一个当地学子，名字里有个南方男孩常用的“仔”字，在北京方言里，这是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常常用在骂人的话里面。所以，我们故意经常叫他的名字，字还是那几个字、音也是原来的音，声调却大大地变了，我们在“仔”字后面拖上一个带转弯的长腔，显出滑稽的味道。湖南的同学虽然不懂京都方言，看到我们一付油腔滑调的样子，也明白这决不是友好的表示。面对我们带来的、大城市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孤陋寡闻的农民子弟，根本不知所措。在开始的日子里，只能任由北京的孩子们为所欲为。
然而，“三湘四水多热血男儿”。他们并不是可以随意捉弄的，在校外不远收割后的稻田里，他们布下了教训我们的战场。可怜老实的庄户后生不知道，打群架正是北京“顽主”的看家本事。我们人多势众、又小有战术，几次会战都获全胜。唯一的一次失利，是一个叫小明的男孩儿，一次放单遭到农家子弟的袭击。这件事情提醒我们：还没有入无人之境。从此，我们尽量避免单独行动。
《山楂树》
闹学之外的干校生活，又是一种风情。干校是一大片茶园，几千亩绿油油的茶树排列成行、平铺在红土丘陵之上。五七战士携带家眷分几处住在红砖房里，我住的地方叫做“四排房”，在茶园中的山坡上。清澈见底的洣江从坡下流过，那里有寂静的沙滩、脆啼的水鸟。站在房前、远眺坡下平川上蔚蓝的天空下，田畴村落、袅袅炊烟、点点耕牛，有不尽的诗情画意。洣江对岸是青翠高耸的罗霄山。听说，可以摆渡过江，踏进深山；茶园之外有些什么呢？反正，准是都市里的孩子未曾见过的，在在吸引我们前去勘查。我和小伙伴几度出外游历，探险的足迹遍布方圆几十里。我们效仿《神秘岛》中的落难者，给所经之处命名。长满马尾松的红土坡叫“马尾山”、追逐嬉戏的上气不接下气时，眼前突现一个大水塘——“喘气湖”。我们还从沧浪亭渡口撑船过江，攀上高山，指点洣江蜿蜒、阡陌田舍，流连忘返。
四排房里还住着一些女生，其中四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经常一同出行。她们梳着短发、一律左肩右斜着书包，排成一列走过茶园、稻田的小路，清纯美丽，点缀自然，是当时的一大景观。还有一个女孩儿，傍晚时分常坐在房前的茶园里拉手风琴。虽然我们都爱唱歌，却不能去和她的琴声。那是个少男少女之间有严格界限的时代。我们已经开始对女生发生兴趣，但不敢公开表示爱慕。若是有人在同伴中唱：“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就会被人耻笑，对她们只能故作淡漠。其实，女孩子们的情形一一都在男生眼里。比如，看上去最为温柔美丽的小欣，很少参与其他女孩儿的活动。几个男生研究后的结论是：小欣并非落落寡合，准是被她们嫉妒而遭排斥。这里毕竟不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上流社会，对此我们爱莫能助。实际上，最需要安慰的是我们自己。那淡淡情愁只能化在语意含蓄的苏联歌曲里：
啊
茂密的山楂树呵
白花满树开放
啊你山楂树呵
你为何要悲伤
“土匪下山了”
那年深秋，酷暑消退、云淡天高，颇助游兴。虎踞中学竟在此时组织学生进山砍柴，校方的决定第一次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其实，学校的本意是进行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劳动，唤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这样的政治滥调，我们早就不以为然了，只当山里的老乡是逛山景的向导。一路之上，北京来的“顽主”们意气风发，嬉笑打闹，一付游山玩水之态，行前的规定：“要把这次劳动当做一项严肃政治任务来完成”，早忘到九霄云外。老师们屡禁不止，只能积愤于胸。到得劳动地点，不待有人分派活计，我们便一哄而散，呼朋引类钻进树林，各寻开心去了。撇下带队老师和当地学子，在劳动中体会其中的政治意义。
我们尽情玩了一阵，精力还大大有余，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土匪下山了！”我们几十个北京孩子齐声应道：“土匪下山了！”一面造势地挥舞着手里的木棍，抽打周围的草丛和树枝，从四面的树林里呼啸着沿山坡直奔而下，演成响马剪径式的场面，还自鸣得意地又跳又叫。旁边的劳动者被这种北京玩法，惊得面面相觑。
积怨成仇。虎踞中学的教师终于失去了耐心，会同虎踞公社，一状告到干校领导小组。就在“土匪下山”之后不久，我们被干校通报批评了。此一时彼一时也。坏学生的恶作剧，当年可以引申出政治意义：这些“高干子弟、革命接班人”的轻浮行径，足以使这个红军时代老游击区的人民，对革命成果产生怀疑。我们受到了来自学校、干校和家庭几方面严厉的斥责。至于家庭，除了管教孩子们不要调皮之外，那些因政治问题正在受到审查的父母，还怕有人借题发挥说：小孩子的胡闹是替家长发泄不满，由此罪加一等。就这样，来自哪一方的压力都不轻，“顽主”们的气焰才逐渐收敛。
我就这样裹挟其中，混过初到干校的两、三个月，草草结束了初中的学业，回到四排房，跟五七战士一起到茶园里劳动。置身生活困苦、劳动为主、政治第一的五七干校，我很快就知道什么才是生活的现实了。
二、虎踞山路难行
天气渐渐冷了，我们的好日子随着萧瑟的秋风一去无踪。那些新奇、得意和浪漫，只持续了半个秋季，接踵来到虎踞山的，是一个终日飘着冷风细雨的寒冬。
百衲衣
走在泥泞的红土路上、携带东西、下地劳动都不能打伞。保暖而又柔软的胶布雨衣价钱太贵，一般人买不起，大家都穿塑料雨衣。可是，塑料布遇冷变脆，几经磨擦就会开裂。它不像布料可以缝补，又不能千疮百孔地穿着。犯了几天难之后，有人发明了一个办法：用橡皮胶布从里面把裂口贴起来。这一着果然有效，而且便捷。当然不是十全十美，要粘的口子太多，小块胶条星罗棋布，那半透明的塑料雨衣，看上去就像百衲衣。雨下个不停，几乎人人都穿百衲衣，拖锨荷锄、步履沉重地行进在烂泥中，像是残兵败将。再加上男式一律灰色、女式不外浅绿和浅蓝，背影难辨生疏。认错人是常事，人们看到有人特意从身后绕过来看你，你并不认识他；或者，有人招手叫着前面的人，却没人回应时，都不会见怪。
脱下百衲衣，穿在里面的工装也有可观。五七战士身上的衣服既不破，也不旧，不少人却把它们补得整整齐齐。为了准备长期“在劳动中改造世界观”，下乡之前，他们就把衣服的袖肘、膝盖和臀部缝上了补丁。在这个干校，钱钟书式带椅垫的裤子也不少见。很多拥有这种装备的人是放过洋的，用得也许还是英国料子呢。
碗里的稀粥
干校的冬天虽然阴雨绵绵，也偶有晴天，但是阳光从来照不进食堂的菜锅，每天一律：上顿白菜，下顿白萝卜，间有白粉条。到了年节则是白菜、白萝卜、白粉条。最初两天大家说好－－清淡爽口，第三天就开始抱怨了。也有动物蛋白，看得见的是早餐稀米粥上，漂浮的一层米虫。要捞上半天才能勉强下咽。中饭和晚餐是干饭，肉眼分辨不出米和虫儿，却吃得心知肚明。
伙食不好，农活又重，人们的粮食定量却一仍城里：男三十一斤半，女二十八斤的旧式标准。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早上二两、中午晚上各四两的低热量减肥餐，怎能满足正在发育的少年呢？干校当局对我们营养不良情况的解决办法，是教育我们说，这正是学习当年红军在陕北，艰苦奋斗之“南泥湾精神”的好机会。而不是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青少年来说，主义和真理云云是很唬人的，只有为之肃然起敬和为革命饿着的份。这种情形延续了很久才有改善。
猫耳朵
食不果腹的补救方法，是到乡下的供销社买点心和零食。店里的点心只有两种，一是又厚又硬的大饼干，不好吃；另一种是黄白两色、薄薄、向中心卷起、略带甜味的小花片，我们称之为“猫耳朵”。可是，购买粮食采品得用当地政府配给的粮票。下干校的人都过集体生活，每人名下的粮票只在粮食局和大食堂之间周转，我们一两也见不到。
没有粮票鬼也不推磨，徒呼奈何？“天无绝人之路”，我发现，伙伴小铿手里有不少粮票。原来，他的父母有先见之明，下放之前就存下一些全国通用粮票。于是，我出钱、他出粮票，携手奔向一小时路程之外的供销社，买猫耳朵充饥。
不用粮票的零食有三种：土采麦芽糖，不好吃；带核的干桂元，既贵吃多了又会上火；容易接受的是红枣。我父亲在隔离审查期间，全靠红枣做补充食品，结果伤了胃。后来听中医说了才知道，红枣虽有补益脾胃之功，也有产生“明胃肠湿热”之弊。
典型干校生活的另一种形式，是拆散家庭、男女分开的集体宿舍。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沿墙摆满上下两层的木床，还有几十人一排无间隙的大通铺。在城里时，唯恐房间不够宽敞的人，此时才发现：在阔不盈米、长仅及身的小小空间也能睡得着觉。各人的行李都堆在一起，手边只放得下少量生活必需品。人与人之间唯有蚊帐相隔，蔽目而不掩声。有意无意将干部们置于互相监督之中，正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需要。
围观
后来，有家属的人奉命携眷迁居附近农村。这绝不是当局尊重家庭生活的良心发现，实在是由于干校的房子太拥挤了，他们要腾出仓库和厂房来搞生产。我的父母正在受着政治审查，作为惩罚，我家被分派到离干校最远的村子：紧靠洣江的江前村。
那儿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僻壤。初进江前村的一段时间，每天刚一回家，老乡们便不请自来了。他们几十个人，分批围住我、父亲和母亲，看着我们做事情，神情是那么的好奇、认真和耐心。我们的举动时而使他们暗笑、时而引发他们低声议论。说也难怪，若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天子脚下的臣民怎么会千里迢迢地来到村民们面前，乖乖供他们品头论足呢？同一个时期，北京的市民不是也在街上围着外国人不放吗？
这里的老乡不懂普通话，他们的土语也是“呕呀嘲哳难为听”，劝是劝不走他们的。又不能板起面孔下逐客令，理论上讲，贫下中农是我们的老师。
不曾想，老师们如芒刺一般、肆无忌惮的睽睽之目还不是最令人难堪的。夜深人散之后，村里的狗寻踪而至，聚在我家门前狂吠不已。我们住的是房东的堂屋，开门的那一面是半截糊纸的隔扇。外面的狗不知有多少只，它们咆哮、抓门，声音之清晰犹如室内，气势之汹汹誓必破门而入。乍一落到这种境地，我们一家简直比被人围观还要不知所措。南方的村落家家相连，我们的处境全在邻居眼里。而且，他们也受牵连－－狗吵得大家都没法睡觉。尽管如此，竟无人出来喝止那些无知的畜生，任由它们在那里吼叫、逡巡，彻夜不休。
回到干校一问，疏散下去的人都有相似的遭遇。常言道：狗仗人势，或曰：狗会人意。我们被当成了什么：笼中的困兽？凶恶的敌人？落魄的书生？反正是些不速之客。此情此景很持续了些日子。
干校规定我们要为房东做好事，如担水劈柴之类。我家房东有两个女儿，个子小小、年龄与我相仿，她们从江里挑水回来，举重若轻。而我年虽十四，已同村里十七、八岁的孩子差不多高。两小桶水却挑得呼哧带喘、步子不稳，挑一担洒三分之一。村里的人看到我那个样子，还会远远窃笑。灌满一缸，多跑几趟事小，面子丢尽事大。
那些狗
住进村里不久，我的父母亲就都被干校当局隔离审查了。给我造成最大的生活难题是，在独往独来于四排房和江前村的路上，怎么对付沿途村子里的狗。这一路要穿过四个小村子，每一处的狗都很不友好。过去我们一行三人，狗见我们人多，不敢造次，对着我们远吠而已。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它们可就不客气了。幸好没有彪悍的名狗遗种于此，那些笨狗一怕人向它们扔石头，二怕人弯腰捡石头。于是我就“以石买路”。进村之前捡好一捧石头，一进村，村里的狗少则一只、多则一群，向我猛扑。我便频掷石块，还弯腰作势，且战且走。出得一村，再准备“下一笔买路钱”。有几次，手里面的石头打完了，狗群未退，我人却还在村子中间，只能抡着书包与它们鏖战。
那里的村民大概与古罗马的贵族一样，有观赏人兽大战的癖好。多少次，我手忙脚乱力搏群狗的时候，他们只是为狗助威，从来不曾有人出面给我解围。又窘又恨之中，我记住了他们，其中两个后来被我在别处碰到，我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收拾了他们。尤其可悲的是，当年我硬撑着小伙子不能说怕狗的面子，从不向人诉苦求助。其实，心里怵透了那条当众表演之路。
搓泥丸
一九七零年初，我被派到校部的茶叶加工厂去劳动。这里距江前村太远了，我才被允许搬回四排房集体宿舍。但是，每天上班、下工来回要走的路也不轻?。和上了初春雨水的红土奇黏无比，粘在雨靴上，沿鞋帮平行向四周扩展，像在雨鞋外面套上了一张大泥饼，鞋的重量增加了好几倍。步履所及的红土泥，并不都附在那张大饼上，有的掉进了鞋里，倒出来的时候已经在脚和鞋之间，搓成滚圆的小泥丸了。泥路上，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把泥饼除掉、泥丸倒净。红土大概是一种很好的染料，没有一个人的袜子洗得干净。
记得第一次走这种路时，红胶泥把我给粘糊涂了，我先在自己的鞋子、又在走路姿式上找原因。前后看了看，人人都是如此，方才相信这确实不是我的错。也许这正是老乡们不在可以饱览风景的丘陵之上安营扎寨，全住在平川上的缘故，那里是沙地。
夜归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有一种情况可以使行路人的注意力从泥地上转移开，那就是一个人夜间冒雨而行。深夜，我独自下班归来，先走过一片平地，刚出校部的灯影，就来到一条几十米长、独木桥似的水渠前，两边的稻田都在几米深的底下。过来之后，紧接着的是坟地，长着几棵半枯的大树。然后是寸草不生的荒土岗。几番上岗下沟，才到了有茶树的红土坡。茶树有半人高，一行行地随着丘陵起伏。这一路要走四十分钟。多少个阴雨的深夜，我身着“百衲衣”、手持昏暗的电筒、深一脚浅一脚，从校部回四排房宿舍去。传说中的狐仙鬼魂、野地里的豺狼虫蛇、伺机报复的阶级敌人，此刻像是都在周围徘徊。朋友们为我壮胆，给了我两件“兵器”：一根木棍和一把钢丝锁，却更增加了夜行的恐怖感。手里一灯如豆，周围的情景深不可测，我全神贯注于应付突然袭击，早顾不得脚重路滑，反而走得更快了。若是晴天，云移月影，鬼魅幢幢，倍感紧张。有两次，我甚至在幻觉中听到喝斥声。
在那些日子里，四排房的灯光对我，犹如“八角楼的灯光之于井冈山的红军战士”那样珍贵。每天下工回来穿过坟山荒岭，第一次望见宿舍灯光是在一座土坡上，只几步就要下坡重入黑暗了，这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沟，每次走到这里，我都要一口气跑下去再冲上来。心里高兴道：“到了、到了，”把一路上提着的心放回肚子里。
直到入夏，校部盖起了几排新房子，分给我一席之地，才免去我夜行的苦役。
三、我们茶厂连
我去劳动的地方，是干校的茶叶加工厂，因干校按军事编制，所以这个加工厂叫做“茶厂连”。连里的主体是和我一般大小的初中毕业生。那年头，不用说虎踞中学原本就没有高中部，全国的高中和大学都停办了。初中毕业生以豪迈的姿态走上社会，称为“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被誉为“雨露阳光”，它洒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要哺育我们成长。于是，三四十名十四到十六岁的男女初中生，分别被派来茶厂连，成了湖南茶叶加工业的学徒工。
特级特等
当然了，我们的就业不那么平凡，而是顶着郑重其事的名义的，有着一大套说辞。在老工人的指导下，学做青茶加工；周围的贫下中农是你们的劳动榜样，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为你们把握方向；“现在，你们是光荣的小五七战士了！”。
辍学时，我名曰初中毕业，实际的文化程度是：数学，三元一次方程；力学，加速度和自由落体；光学，光的折射和反射；化学，物质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生物，有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如此而已。脑子里除了一点少年的幼稚之外，大都是流行的政治信条。同伴们的情形也大致如此，特立独行的是少数。茶厂连毕竟不是虎踞中学，这里的主流是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轻易闹不起事来。
把非强制性劳动与什么主义、某种理想联系起来，一样的事情就显得意义非凡了，茶厂连的工作就是这样。那时我们所做的一切，据说：有助于从小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我们对此都很以为然，干起活来既主动积极，又兴味盎然。
一年有三个采茶季节，五七战士在山上把嫩叶摘下，挑到茶厂来，我们负责把它们加工成供饮用的成品。采茶专家一番指导之后，就自己放手做了起来。加工的第一步是炒。最初，机械炒锅还没有安装好，我们只能在大柴锅里炒茶叶。上岗的人手持两把大竹叉，站在热气蒸腾的铁锅前，不停地翻动茶叶，弄得满头是汗。好在每班不是一个人，大家有说有笑，倒也不觉得怎么难过，只苦了外边的火夫。正是阴雨季节，木柴和煤块都是湿的，烧灶火很要技术，我们谁也不曾做过，里面要大火，外面点不着。每个人都出来试过，无一例外地尝过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滋味。年轻人的好胜心强，不久，我们个个都成了“玩火高手”。
下一道工序是揉，在把又软又蔫的茶叶揉成卷的过程中，得停几次机，用手把结成的团块掰开，手被弄得又脏又黏。这活儿和再下一道工序烘干一样，是轻活儿、琐细活儿，男生不屑为之。果然女生有耐心，做得任劳任怨。
加工厂里，终日飘着茶香，芬芳醒神。起初我们都能在茶香中熬夜加班，久了就不行了，于是就沏茶解困。再后来，非锅煮浓茶不能消乏。多年以后，茶厂连出来的，还有不少人专喝酽得不堪入常人之口的茶。
劳动终究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它从不辜负任何人。小五七战士采的茶，使外边的茶叶专家们惊喜，评为一级一等和特级特等，还运去各驻外使领馆。这是种茶人和采茶人共同的成就，久久为人乐道。
生力军
采茶季节的空档也有活儿干，比如盖简易房子。那是个百无禁忌的时代，我们造房子除去烧砖、采水泥，其余的几乎都是自己做。挑水和三合土最累，砌墙有点太郑重其事，最有意思的是传递砖瓦。做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脚手架或坐在屋顶上，另一个人在地面，下边的人往上飞递砖瓦。目标要准，正好扔到接活儿人的眼前。因为他在上面没有转身和躲闪的余地，只能在伸臂可及的范围抓住飞来的东西。下面的人双手捧着一块砖或几片瓦往上抛，还要用力恰好，轻则半途堕下、猛则伤人。接的人手法也有讲究，两只手去接，一触到飞来的东西，立即一面抓紧、一面后撤，造成缓冲。不然，手会挫伤或失手使砖瓦掉下，把刚做好的活儿砸个一塌糊涂。盖房工地上，和泥声、砌墙声、工具的碰击声、各种吆喝声交织成片，颇不寂寞。工作很累，但是眼看着崭新的房子，在我们手里节节而起，高高矗立，成功的喜悦淹没了一切。
在干校，茶厂连是一支公认的生力军。我们不仅年轻力壮，还是唯一全员出工的连队。那时正在搞政治运动，不少人被关了起来，其中很多是青壮劳力。所以，那些需要大批强劳力的活儿，就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最累人的，到江边运沙子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三四个人，拖着一辆两米长、一米多宽的木板车，挥动铁锨、装上几千斤重的沙子，手拉肩抵，跋涉在田间土路上。
那令人泄气的泥地，平时空身走尚觉困苦不堪，遑论如牛负重，不知枉费了多少气力。天一放晴，红土地干硬得像石板，路面更加凹凸不平。重车颠簸起来力量很大，这时可苦了驾辕人。他要掌握方向，还得全力压住车把，不使车把颠脱出手、全车倾覆。几里路下来，不仅虎口胀麻、肩背酸疼；卸车以后，全身的肌肉还久久不能放松。走在路上，后面推车的人会不停地用喝斥驴马的口令同掌把的人开玩笑。我们都不以为忤，还齐声唱着：
我们走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
满怀豪情斗志昂扬
……
洣江茶场
一次，我们全体外出，到五六十里地以外的洣江茶场去参观。旅行的方式是当时最时髦的列队徒步而行。其时暑热未消，白天赶路太过辛苦，我们是傍黑登程的。漏夜步行几十里，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北京上中学的时候，一年夏秋两季，都要下乡支农。也是夜行几十里，还要把自己的铺盖打成三横两竖的背包背着走呢。这次我们没有背包，几十个人，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排成两列，走在山间公路上。越走夜越深、山越陡，人困马乏、精神恍惚。稀疏的星光下，公路两侧的山崖黑压压地向人倾斜；冷风掠过树林、呜呜做响。此情此景，与明月辉映之下的华北平原绝不相类。人们心里一怕，愈发敛气屏声，一齐落入恐惧之中。其实，“境由心造”，要是有人说个笑话或领头唱支歌，气氛一定改变。可是，那夜太深、山太重、风声太凄凉了，谁也开不了口，担惊受怕地一直走到天亮。
洣江茶场的种植面积比我们干校大若干倍，一行行茶树茂盛地封住了田垅。相形之下，干校的茶园就是普遍地营养不良。却原来这是个劳改农场，它的实际名称是“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劳改犯。他们几十人一群，列队上工，四五个持枪的军人，手扣扳机、表情严肃地押解在旁。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蓬头垢面、脸色木然、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很多囚犯有病或者带伤，吃力地扛着铁锨和锄头，步履蹒跚。
蓝天、绿树、红土之间蠕动着这么灰黑色的一群，虽煞风景却意味深长。当时的说法是：他们都是凶恶的敌人，被弄成这付模样，正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最起码的阶级觉悟我们都有，只是刚刚摆脱了夜的凄清，又在光天化日之下亲见可怖和阴森，不免白日见鬼之感。后来我听说，潘汉年就瘐死在这里。
潘氏是一个著名的老共产党员，解放之初，他是上海的副市长。一九五五年春，潘某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最高层下令逮捕，被改名换姓、辗转关押，直至一九七七年死亡，墓碑上刻的都不是他的真名。潘汉年一案至今说法不一。有人说：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曾与日本人有所密商，派去交涉的就是这个潘汉年。后因日军不敢相信共产党的诚意而未果。中共不愿此事被张扬出去，一待方便行事就把老潘囚禁了起来。还有人说，曾有一批中共人士为苏共主导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不受中共中央节制，颇遭中共忌恨。潘汉年则是那批人的领导之一。有此“污点”，就像背上了解除不掉的定时炸弹，这干人等于斯大林死后一一遭到整肃。然而，流传最广的获罪之说----抗战时潘某非正式地与汉奸头目汪精卫见过面，没有及时向高层汇报云云----显然不至入此终身监禁之罪。
渡江
回程不再夜行了，本来一路无话，不曾想临近干校过江时险些出事。当地摆渡的船是船家在后面掌舵，乘客在前边撑篙。那天江水很急，我们人小、力气不够，不能逆水把载着几十人的船撑住，再使它截流横渡。换了几个人，不但无功，反而把竹篙下面的铁锥子掉在江里。船篙不能用了，急流把船冲向下游。江中横亘着一道道石坝，若是撞将上去，一定“水淹七军”。舵手急了，在后面大叫，谁也听不懂他想让我们干什么。面对激流，不仅女生、男生里也有人脸色发白了。领队开始问：“谁不会游泳？”一旦束手无策，气氛马上紧张而又悲观。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发现船入缓流、靠近岸边了。原来，人家船老大的舵一直在起作用。而我们因为听不懂他的话，竟然忘记了他的存在。他招呼岸上的老乡涉水上船，用那支破篙勉强使船靠了岸，这才算有惊无险，躲过一劫。
这里远离渡口，回到校部要多走一大段路。我们狼狈上岸、不顾而去，都不曾问过船家：他将怎样返回上游的渡口？更没想过，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等着过江呢！
555烟盒
漠视周围一部分人，是干部子弟的习气之一。绝非仅对圈外的人，即使同是一个机关的子弟，也分帮分派，互相看不起。我们茶厂连有十几个男生，足够分成两派了。大致上，一边比较循规蹈矩，另一边自由散漫。那些不太老实的，以在北京时是顽主、到虎踞中学来闹学的几个骨干为首。古今中外，历代青少年无不以勇于惊世骇俗者为最风流。可怜，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世风太过呆板，偷偷地抽抽烟、喝喝酒、说说怪话，已经显得与众不同、胆大妄为。若是还会欺负弱小，就更有狂的资格了。茶厂连里的狂人们也就不过如此，至于越轨之举的极致——交女朋友，还没人敢干。其实，他们几个并不太坏，按北京的标准并非个个够得上典型的顽主，姑且称他们“散漫派”吧。
这一派里有个阿南，十分懒惰。记忆中，干活时公开偷懒的，唯有他一个，而且一贯如此。这在把劳动表现当做政治态度的年代，是直接影响其声誉的。他和好孩子达平都与我同一宿舍。达平干起活儿来从不惜力，素有“野牛”之称，与那阿南自然不和。阿南嘴很“欠”，欺负达平有点口吃，常常学他说话、笑话达平。他没料到，“牛”一急可就不好惹了，何况“野牛”？一天晚上，达平终于忍无可忍，他跳将起来、冲了过去、把阿南按在床上，顺手抄起一支气筒就打。阿南不是他的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正在拉扯、劝解不开之际，只见最猛烈地一击，直朝着阿南的头砸了下去，人们正待惊叫，达平手里的气筒先打到悬在半空的灯泡上。紧随一声巨响，大家都陷入黑暗中，找不到对手，打斗才告结束。他们俩从此未交一言。
阿南的同伙都住隔壁，他们聚在一起吸烟、说笑而已，未见任何惊人之举，却一个个自命不凡，看不起我们，嫌我们“土”。他们高贵在哪里呢？一个典型的举动是：小便不去厕所，解在一个半截的竹筒里。然后把门开条缝，伸头出去看看，一见没人，便从门缝里把尿泼在门口，若是有人经过，就把那一竹筒尿存在门后。
其中最狂的一个绰号“屁眼儿”，我曾经领教过他的威风。一个晚上，我被“屁眼儿”从宿舍叫了出来，黑暗中还有一个人给他助威。他用恶狠狠地语气对我说：你要是不把那个放饭票的小铁盒给我，我就打你！我想：即便不是慑于他的赫赫声名，也不至于为了那个旧“555”烟盒，吃这个眼前亏呀，就顺从了他的顽童行径。他们当然技不止此，是单调的干校生活埋没了他们。我想，抢我的空烟盒一定只是“屁眼儿”的过瘾之举。
茶厂连里还有一位“独行侠”，此人名小可，年不过十五六，已经开始了异性的研究。他专门喜欢偷看女厕所和女浴室，还莫名其妙地几次把女生泡在盆里、还没有洗的内衣，连水端走。他的行为为我们所不齿。或许是文革中的禁欲主义波及青少年的结果，当时的风气是，男女生互不理睬，暗中相恋的事情也许有，但从未有人露过声色。如果说四排房男女生的关系是个僵局，茶厂连就是冷战了，可惜我至今不晓得女生的感想。男生谈起她们，不但语多讥讽，还给她们每人起了一个外号。好像一说女生的好话，就失了男子气似的。一时之间，女生简直成了仅次于阶级敌人的对头。所以，小可不但丢了全体男生的脸，还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
我的手
要不是有政治运动压抑着散漫派，他们也许会闹点事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很多小运动，叫做战役，我们茶厂连赶上了个“一打三反”之役。打谁和反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诸多花样中的一种。那年头，人们的一切思想、言行都要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前者叫做“纲”；后者叫做“线”。若是有人存心想整你，随地吐口痰，一经“上纲上线”，也能被说成是“反革命破坏行为”。按照那套逻辑一分析，少年郎抽烟喝酒、打架、偷窃等不良之行，都是十恶不赦的资产阶级劣迹，发展下去就是“敌我矛盾”了。茶厂连的领导是校方派来的干部，富有政治运动经验。算算那几个散漫派的罪行还不够可观，再明查暗访、探得了他们在北京时候的一些不轨之行，新债旧账加在一起就有文章可作了。
一时间，像被审查的五七战士一样，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变成有问题的人物了，逐一开了批判会。大会之前先开小会，由连领导给我们几个要在会上发言的布置任务：谁说什么、怎么说。能在会上发言批判别人，是一种政治待遇，说明自己表现好、相对安全，依照当时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这是人人要争取的。
我曾享有这一政治待遇，却是来之不易。运动初期，我也被开了一次会，让我讲讲对于父母受审查的认识，并对这样的家庭给予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怎么过的关我已经忘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准是先把自己说成一无是处，再按规定说什么要同父母亲“划清界线”。好在我自己并没有问题，才得到领导的宽容。
遇到运动，坏孩子们就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了。在批判会上挽救他们的方式是“夸大其辞，耸人听闻”。那些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会儿理论起来，不是“替阶级敌人做了枪手”，就是“辜负了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好像乱党、亡国全在他们手里。
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要记档案的，谁也不愿背着污点走过一生。所以，被批判的人不论服气不服气、觉悟未觉悟，都不仅不敢说一个“不”字，还得俯首认错，大大地自我批判一番。那些自罪其咎的话中，不乏精彩之语，记得号称“五虎”之一的小五，在悔过自新的发言中，语言朴素、心情沉重地说：工人农民、解放军的手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手，我呢？我的手是拿刀子的手……痛哭起来。
毛的哲学
有人说当年人们积极的政治表现，全是出于对迫害的恐惧，其实不然。多年来深入、普及的思想教育，早已经使人们具备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之类的自觉性，不过各人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青少年涉世未深、头脑简单，就更无例外了。很多年里，毛泽东的著作是全国人民的必修课。从初级政治教程《毛主席语录》，到解答一切历史、社会、政治、哲学乃至自然辩证法问题的“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以及无数辅助读物都把“毛泽东思想”说得头头是道；教得人们心服口服。茶厂连期间，比劳动还重要的也是政治学习。当局对此事很重视，请了一位曾在大学里教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专门给我们讲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
毛一向被人讥讽为“农民哲学家”。然而，这也许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作为政治家，唤起民众跟着他走，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康德、斯宾诺莎、黑格尔之流的学说史有定评。可惜中国的老百姓、我等初中生哪能懂得其奥妙？加之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我们别无选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何况，毛的哲学文章是那么的深入浅出，在日常事物中又经得起推敲。好像解释一般状态之下的物理现象用不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有牛顿经典力学就够了。这也就是毛泽东的指示，每每能在全国人民中间收如鼓应桴之效的道理所在。
哲学教师给我们讲了毛论“事物矛盾的法则”，说是事无巨细，其中都存在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调和的斗争；因此，社会上的人大致可以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之前，辛辛苦苦的建设成果，有可能落入敌手。所以，不妨先把经济工作放一放，而是在政治运动中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及其一伙，等等。此一说听来有理，对于劳民伤财的文化大革命、和搞到自己头上的“一打三反”，我们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另外一篇是毛的格物致知说－－《实践论》。大意是：一切知识均来源于直接或间接的经验。其公式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直至获得真知。一经解释，对我们的辍学做工就得额首称庆了：劳动给我们直接知识、毛著四卷给我们间接知识，岂不省心省事，夫复何求？
虽然，“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故事，从小就听过，却只当是个笑话；更不会把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化做自己学习和分析事物的方法。所以，周围人们的生活、发生过的事情中间，与毛的理论不尽相合之处，困扰了我好多年。
四、贫下中农
中外古今的文人雅士、高官巨贾，多欢喜标榜自己志在田园之趣、向往山林之隐。其实，那是他们锦衣玉食、华厦雕车的日子过久了产生的错觉。世外桃源的生活我曾领略一二，深知个中滋味。我们干校所在的茶陵县虎踞山，地处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罗霄山的余脉青翠高耸，直伸到这里。山脚盘绕着碧绿如带的洣江，江水清澈见底，江岸绿草茵茵。干校就在江边，蓝天、红土、茶园，如诗如画；丘陵下面白雾缭绕的村落，如梦如烟。可惜，幽美不等于富庶，温饱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我想，如果陶渊明过的是三餐不继的日子，一定会把东篱下的菊花连根拔起，改种土豆和红薯的。
白米饭红辣椒
这里的农作物除水稻以外，还有苎麻、姜、花生等经济作物。就是说，口粮之外能换钱的东西也不少。也许是政府低价统购的关系，翻身做了十几年国家主人的贫下中农还是很穷。他们住在半砖半土坯的屋子里，墙上开几个方洞、竖三、四根木棍就是窗户，既不遮耳目、又不挡蚊蝇。室内一床、一桌、几只板凳而已。家家烧柴举火、燃油为烛，熏得四壁漆黑，白日也不能读书。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身着黑色土布衣裤，四季皆然。农民们从小劳作，风里来雨里去，人人皮肤黑粗、身材矮小。所以，北京来客在他们眼里，个个都好看。
他们日出而作、日入方息，除了稚童看不到闲人，仍然清贫得连婚礼都热闹不起来。平时走在路上的几乎只有两种人：荷重的挑夫，迎亲的小队。挑担的或男或女，几个人一排，每人一根短短的竹扁担，两头坠着百十斤重的稻谷等物，按着同一个节奏，迈着扭秧歌似的步子，无言急行，一走几十里，整齐划一像一队大雁，当然没有那么飘逸。迎亲的方式也很别致：每队不超过十个人，每人擎着一把伞。新娘就在这中间，因为不着凤冠霞帔，故尔生人莫辨。无论多远都是徒步而来，路上遇人，她会害羞地以伞遮身。人们只能对新娘的容貌产生遐想，绝不至于对她的嫁妆做出不切实际的估计。
当地农民嗜食辣椒。我看见他们手里的饭碗，白米饭上只铺着一层红辣椒，一边吃、一边吸着凉气，头上渗出汗珠。关于吃辣椒，营养学家说它富含维生素；老百姓说它可以驱散风寒；毛泽东又说是革命性的标帜。其实，哪一种蔬菜里的维生素都不少，辣子吃多了，会刺伤胃粘膜、引起痔疮……至于散风寒，有的是灵丹妙药，辣椒的位置大概在“解名尽处”；而毛老爷子餐桌上的辣椒，是同大碗红烧肉一起端上来的。
我想，这穷乡僻壤里的农民，世世代代过着同样的日子，单调、乏味使人麻木，除去辣子，大概少有其他的东西，能给他们以感官刺激了。
赶集
那里财富最集中的地方，恐怕得数干校附近农村的供销社了。它们没有橱窗，看上去像是一所民宅。临街墙上几个笨拙的墨笔字告诉人们：这里贩卖民生必需品。店里是泥土地。未曾装饰过的木制柜台的边沿，被往来的农民兄弟磨擦得乌黑发亮。室内散发着煤油、烧酒和醋混合的味道。气味之怪，足以使清醒的人眩晕、使迷糊的人振奋。里面的商品虽不应有尽有，倒也种类繁多，农具、五金、服装、炊具等等，每类都有几样，只是货色单一，无可选择。就像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内容一样，全由政府规定和设计好了，个性一说与反叛同义。
干校校部所在的虎踞山，离最近的长途汽车站有十几里，从那儿到茶陵县城大约六十多华里，四排房就更远了，对江前村的村民来说，去一趟县城简直是生活的划时代。就连我们这些小五七战士到洣江茶场参观时，都被当做中央首长，也就难怪村子里的老乡围观我们了。在他们眼里，干校的人不但长相好、穿得高级，而且人人是阔佬。尽管真正的高干为数不多，一般干部并不富裕，我们还是很有购买力，因为虎踞镇集市上东西比起北京来，真是太便宜了。我记得，周围农民自产自销的西瓜一分钱一斤；鸡蛋三四分钱一枚；鸡鸭鱼都是活的，一两块钱就能开一次荤。所以，一待干校的管理稍稍松弛，那些住在村子里可以自己开伙做饭的人，便瞪着饥饿的眼睛来赶集了。
商品经济的规律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起作用。只消三五次开市，全部果菜肉蛋的价格就成倍上涨了。农民买不起，一骂干校的人太有钱、二骂摊贩不顾乡谊；干部们也愿意集上的东西永远价廉物美。大家吵着讨价还价，集市上乱成了一锅粥。
杀生
村居的日子也有趣事，比方看老乡杀猪。操作的时候，屠夫先将一把牛耳尖刀叼在嘴上，再同他的助手，慢慢地把未经捆绑的待宰之猪，引向一个二尺来高、顶部下凹的木架子。到了那儿，两人一前一后、猛地抄起猪腿、把它掀翻在架子上。那可怜的猪来不及挣扎，已经仰面躺在三边无着的凹陷里。说时迟、那时快，屠夫早已利刃在手，对准猪的喉咙只一刀，顿时血涌如注。架子上的猪四脚乱蹬、却动弹不得，徒然发出凄厉的嘶叫、声闻数里。一会儿，猪安静下来了，屠夫过去用手握住翘起的猪嘴、转动猪头，把血挤净。然后在一只猪脚上，用刀割开一个小口，将一根一米左右长、手指粗细的铁棒，从伤口插进去，慢慢地伸到猪的肩颈，并以那个伤口为轴，使铁棒在猪皮与猪肉之间做扇骨式穿插，造成无数通道。这时，屠夫放下铁棒，两手撑开猪腿上小伤口，把自己的嘴贴上去，用力吹起气来。他们个个体魄强健、气力惊人，不几口那百多斤的猪就皮肉分离、胀得像汽球了。随即，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屠夫就着木架、持刀把猪皮从肚子上豁开，再一刀一刀将猪皮完整的剥下来。我计算过一次，剥一张猪皮只需要十一分钟。加上先前的动作，至此不过半小时。以后我在别处，再也没有见过身手这么矫健的屠夫。
虎踞镇就有一个屠宰场。没想到，杀人也在这一带。那年头，据说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农村小农经济的残余和干校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镇压对象。虽然不是抓到就杀，为让他们服服贴贴，惩一儆百却是必须的。在干校抓“五一六”运动开始后不久的一天，全体干校人员无论大小，都列队来到虎踞镇，会同当地农村社员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会上的主角是两个散发反动传单的青年农民。记得他们的年龄一个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二岁，除去思想反动之外，并没有其他罪行。那个会也许该叫做公审大会，是拿政治犯当作刑事犯来处理的。台上若干人等慷慨激昂地声讨了一番之后，当地公安局的人宣布，判处这两个年轻人死刑、立即执行！果然是立即执行：他们被拖出会场不一会儿，就传来了枪声，刑场就在旁边的山坡上。枪声一落，领导就令排队前去观看，名曰“受教育”。只见一个满脸是血、陈尸地下；另一个，子弹打掉了他的下颌，头上没有血，惨白的脸上缺了一大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确实感到了恐惧。当时谁都知道，要不是干校在大抓“五一六”，那两个青年罪不至死。
五、抓“五一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林彪等人下了大决心搞起来的。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群众组织，虽有左与右，造反与保皇等区别，但异口同声，大家都说自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不料，后来有传言说：一个叫做“五一六”民间组织，旨在反对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据说，那是个秘密团体，不仅暗中发展成员，而且单线联系。这个反对派的名称恰恰取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布的，故名“五一六通知”，真是极大的讽刺。
对此，毛、林等人岂能坐视，相继下达了彻查的命令。毛的话是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林彪那时还是副统帅，他的话一贯夸大其辞、不留余地：“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他们这么一讲，谁人还敢怠慢？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况且，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会儿，很多人都学会了利用政治运动泄私愤、图报复；这还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好机会。把大批干部集中到干校来，原本也有便于整人之意。于是，北京下来的大队人马，行装甫卸、喘息未定，“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社会的良心”
那是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时代。加上敌人都在暗处，斗争扩大化几乎名正言顺。运动之初，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务院的要害部门里，有多少“五一六分子”，只听说始作俑者是一位女士，她曾在那个隐密组织的发祥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过，“所以是她把‘五一六’引进来的！”然而，由于他们单线联系的缘故，这个阴谋集团最终发展成了多么大的规模，就谁也不知道了。
破获他们的第一个方法是“顺藤摸瓜”：让已经暴露的“五一六分子”指认其同党。这事说着容易，做起来却非常之难，很少有人痛痛快快揭发检举的。于是，当局开始逼、供、信了。通常的做法是先开批斗会，其规模依案情不同，有班组、连队、干校，乃至游斗于全部各干校和在京部机关的区别。
当年的批斗大会声势非常吓人。少数人利用这个机会官报私仇，平日无处宣泄的私怨，此时正好借题发挥；还有人混水摸鱼，趁机把别人拉下来，为自己升迁扫清障碍；也有人刻意表现自己，以示区别、免遭池鱼之殃等等。虽然用心各异，却都不遗余力、一同对受难者落井下石。至于大多数的“革命群众”，他们并不知道个中就里。这个中央大部虽是官场，惯会因势利导的野心家倒还不多，多的是知识分子。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个时期的良心是什么呢？是革命性、是斗争性，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一呼百应。因为他们“受党教育多年”，因为他们早已“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一切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或事，都不被他们容忍。只要是党讲的故事，无论多么离奇他们都相信，没有人认为这是盲从，多年来的各项建设成就已经使人叹服。
所以，在当时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和社会气氛之下，对“阶级敌人”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很有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样可悲的是，站在台上挨斗的人，囿于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或多或少地认为自己真的有错、甚至有罪，助长了批判者的气势。就是这样，心怀鬼胎的人兴风作浪、不明真相的人推波助澜，给惨遭历史愚弄、被揪斗的人造成了多么大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逼供信
当局迫人就范的手段绝不仅止开斗争会，还有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虎踞镇上枪毙的那两个青年就是范例。散发反动传单即以死论，若是依例治罪，那相似的、更大的事情就算从轻发落，又能怎样呢？前两年，外交部管辖范围内出了香港“反英抗暴”和北京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军国大事。当时的处理方案全是依照中央的意思定下来的，后来发现不妥，但是上头反过手来，把责任往下一推，说是有“五一六分子”捣乱其间。这个罪过比发传单大多了，有关人员不仅得代人受过，还被追究莫须有的政治动机。其他一切与时下行为准则不符的陈言往事，乃至派别之争，无一不能同本来模糊莫辨的“五一六”行径扯上关系。按照“无限上纲”的推理方法，几乎所有“有问题”的人，都够得上杀头或者坐牢的罪。所以，眼下的“逼、供、信”竟是“挽救、宽大和给出路”之举，被系于倒悬的人们，还得对党的“苦口婆心”感恩戴德呢。
文革领袖比马基雅维利和李宗吾之流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们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当年，他们一面大批特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一面利用人伦亲情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积累战果、邀功请赏，他们不惜使出杀手锏胁迫“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不合作者－－强迫落难者家属“大义灭亲”。社会上现成地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定论”；而且，人人认可的亲疏标准，首先不是血缘和私情，而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同时，与谁站在一起，直接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有了这多么重大的理由，“反革命分子”的家眷，“在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之下”，或为政治信仰、或为明哲保身，是夫妻的宣布离婚、是父母子女的宣布脱离关系，以示“划清界限”；定要等到对方“低头认罪，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之后，才谈复合。这一招，不可谓不够毒辣，至此能不屈打成招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钗头凤》
已经暴露的“五一六分子”为数不多，不足以显示当局的手段，为了实现林副统帅“一个也不能漏掉”的意愿，还得在群众之中一一审查，把隐藏着的敌人一网打尽。其办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先确定一些嫌疑犯，对之进行明查暗访，威胁利诱，务使其名列他们的成绩单。大兴文字狱是常用的办法之一，而且作法之荒唐足以让朱元璋、康熙、雍正辈瞠乎其后。
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有一个叫刘佐业的人，顶不住猛烈的批判就屈招了下来。为了分散头上的压力，他竟说我的父母是经他介绍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我父亲因无罪可认，自然态度强硬，连里的专案人员就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父亲的笔记本也被没收了。那里面抄录了一些唐诗宋词，其中有唐婉致陆游那首著名的《钗头凤》，谁能料到这居然成了“他拒不交待问题的铁证！”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会上，一个运动积极分子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指鹿为马，郑重其事地对着几百个高级知识分子讲解道：就在不久之前，他写了这样一首词：
世情薄、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语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
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寻问、咽泪妆欢，
瞒、瞒、瞒。
按照那个人的解释：起首两句就是污蔑当前的大好形势；无法抒发内心的感受，所以叹息道“难、难、难”。词的下阙说“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分明是哀叹在革命的风暴摧毁下，四分五裂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他刻意把“角声寒、夜阑珊，”解说成“脚步声寒、夜阑珊”，说这是作者在隔离审查期间，听着巡逻者的脚步声，不能成眠；他不愿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想装得若无其事、蒙混过关、所以要“瞒”、要“咽泪妆欢”。
如此牵强附会，亘古未有。我父亲听了哭笑不得，却无人容他申辩；与会者个个噤若寒蝉，谁敢站出来指出这个天大的笑话？我们茶厂连的小伙伴也都在场，因文化水平太低，散会出来有几个人竟然用钦佩的口吻对我说：“你爸爸的诗做得真棒呵！”我也没有读过那首词。这次大会之前，我一直希望父母的问题是误会了、搞错了。现在居然“有诗为证”，哪里顾得佩服，只在心里暗暗叫苦：“原来他真的是‘五一六’！”
界线
有一句名言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概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而且正应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正面的反抗是毫不避让、据理力争。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掌权者打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陷我母亲于囹圄，我的母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针锋相对、引经据典，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说辞，逐条反驳他们的诬陷。当权者无法自圆其说、又不肯认错，恼羞成怒，以势压人。结果，我母亲成了全干校被关押的时间最长的人。
我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干校，至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五岁那年离开，一共在虎踞山住了十三个月。这期间，因父母关押，有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他们。而且，我都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只有一次，我从虎踞镇供销社里出来，远远地看见父亲，但是旁边站着看管他的人。我不能过去同他讲话，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也不晓得他看到我了没有。还有一回，我在路上碰见了妈妈，我不由自主兴奋地叫她，她也朝着我笑。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交谈，若是我走过去同妈妈说话，周围的人可能会向“党组织”告发，说我“划不清同反革命母亲的界线”，那样一来，我也许就成了小反革命了。直到我要走了，干校当局才允许我分头去向我的父亲和母亲道别。
惹祸的胡子
那次运动里被整的人中间，并不是人人都有“如山的铁证”捏在当局手里，收集整人的凭据，倒是颇费了他们点功夫。谁都知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在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随意给人罗织罪名的恐怖之下，有些人设想得到自己的命运，心事一重、言行难免失态。正好给惯于察颜观色、捕风捉影者提供了立功的机会：有人紧张之中把革命口号喊反，成了“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拼，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亲；”有人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时候结巴了；有人在沉思中走路，撞到了柱子上；有人被点燃的香烟烫伤了舌头等等蛛丝马迹，都成了犯罪的佐证。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那些日子里，使我“大长阶级斗争经验”的一件事是：一位和我同住四排房，向来性格开朗的人，听说自己上了嫌疑名单，心绪烦闷，好几天没有顾上修整边幅。一日，全连开会，某领导声色俱厉道：有人不刮胡子，你想干什么，对现实不满吗？我在下面听了大吃一惊：却原来胡子也与政治有关系！此公终因几天未刮胡子凑够了条件，沦为“五一六嫌疑”，多年不得翻身。
失态与扰局
人非草木亦非圣贤，如此精神摧残、政治迫害，前途无望、申诉无门，真正抗得住的能有几人？人们不得不遵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先屈招下来，稍卸重负，假以时日，伺机伸冤。当权者一见众人不耐折磨，纷纷屈打成招，不禁喜从中来。为了炫耀战功，就逼迫一些“交待了自己问题的五一六分子”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这样的会我参加过好几次。如何在台上“批判自己、教育别人，用本身的思想转变，来说明党的政策之伟大、正确”，都有规定的程序。说起来不外是自己怎样放松了思想改造，固执了一阵之后，终被革命群众的热诚感化云云。
然而，大同小异之中居然出现了异数。一次全校大会，几个例行的自我批判以后，轮到了一位司长。看上去他的步履格外沉重、悔恨格外深切，上得台来，开口道：我1936年参加革命……一言未竟，就开始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非常失态。起初还能吐出片语只言，说是悔不该上了贼船，误了半世英名；以后就更加泣不成声，全体与会者都僵在那里，从他的哭声中品味他的忏悔。其实，他是在哭自己的懦弱：既无力反抗栽赃于他的恶势力，又不愿在这里自欺欺人，满腹冤情欲诉无门，阶下之囚何谈体面尊严？值此进退失据，又不得不有所表示之时，不哭何为？按照当时的逻辑，破坏庄严肃穆的政治气氛也是不小的罪过。那位司长先生怎么应付下一关，我就不得而知了。
痛极而泣本在情理之中，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那样动辄得咎的环境中，居然有人敢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就在同一次大会上，老先生哭过不久，轮到一位“五一六分子”交待罪行。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对于“曾经参加反动组织、与人民为敌”，余某毫无愧色。他站在主席台中央、手撑讲台、睁目扬眉，语音洪亮、口若悬河，大讲其“落水、执迷、醒悟和反戈一击”的过程。我还记得，在讲到揭发“同党”一节时，余德胜说：有些是老同志，一旦反党行径暴露，往日的革命功绩将全部作废；有些人年纪尚轻，罪证一定，前途全成泡影。每念及此不免心慈手软。但是，想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就……他在那里侃侃而谈，把散会的时间拖后了半个多小时。这哪里是“认罪发言”，简直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家都看出余某的玩世不恭，却只能听他头头是道的说着，无可奈何。天晓得，他根本不是什么“五一六”，不过是被逼搅局而已。
还有的人，使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击法：利用他们宁错勿纵的方针，和当权者之间的矛盾，把那些整人最狠、叫嚣的最狂的人，当做“五一六分子”供将出来。这样一来，局面大乱。就连干校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成了“五一六嫌疑”；各连队专案组成员走马灯似地更换；几乎每个连里都有“五一六班”（从班长到全体五七战士都是“五一六分子”或嫌疑）；全干校上了黑名单的人超过半数－－一千多名。“昨嫌紫蟒长，今怜枷锁扛”的丑剧一再上演。直弄得乌烟瘴气、人人不知所从。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亲耳听到两个管运动的领导谈话，他们说：搞到现在、大半年了，我们部里的“五一六”组织，是叫“纵队”呢？还是叫“兵团”都没有弄清楚。事实上，不仅是这里，全国各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都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因为，“五一六阴谋集团”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事后捏造岂能全？但是党不能错、政治运动不能停。
就在他们为如何圆这弥天大谎而一筹莫展之时，至今为人钦佩、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出面了，只消一语便点破了迷津－－不要在组织上纠缠，要抓思想上的“五一六”！也就是说，周总理让他们像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时那样，思想有问题的，就可以戴上“五一六”帽子；拘泥于其有无组织形式，反而会缩小打击面。
多亏周恩来一展“雄才大略”，“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才得以深入持久开展下去。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全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最大的冤案，也是唯一至今没有平反的全国性大案。
六、保尔·柯察金
二三十年虽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这其间，人世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无可非议的事，如今听来简直匪夷所思。那些平凡的往事现在说说，恰好能做历史的注脚。
劳动的意义
校部有一台热水锅炉，容积不过一立方米左右，是为五七战士喝开水所设，烧的是煤炭。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锅炉，竟由四位月支两百元以上的高薪老先生伺候着。（干校人的平均工资大概不到一百元）有人计算过，连工带料一壶开水的成本大约是五角钱。而我等茶厂连里的“小五七战士”，每月只挣十五元钱。虽然我们去打开水时不用交钱，但烧水的费用仍是民脂民膏。却原来，当局者算的是政治账：那几位“锅炉工”，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烧锅炉的意义在于，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体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至于指导一切革命活动的大理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一条此时就不再提起了。
在四排房的时候，“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不久，出现了一位勤奋的拓荒者。他利用早晨上工前、中午休息、晚餐后的空闲和周末假日－－几乎所有属于他自己支配的时间，抡着大锄头把驻地周围杂草丛生和寸草不生的空地，深深翻过，整理成菜畦。我们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晒成古铜色的脊背，烈日之下挥汗如雨、义务种菜给大家改善伙食，都很敬佩。而且，他一向沉默寡言，对运动并不积极。不料，连里的领导找他谈话了，不但没有表扬这个志愿劳动者，反而说他“消极对待运动”。因为当务之急“不是改善伙食，而是改造思想”。领导还着重提醒他：“不要放弃政治学习。”至此，不但荒地不能开垦了，他还得费尽唇舌，“向组织说清楚”自己这么做的“真正动机”。并且立即改弦更张，与多数人的步调一致：投入到运动中来。
有些人不愿意劳动不是政治原因，而是纯粹的好逸恶劳。一位高干勉强下来干校，他说什么也不下地劳动，称病卧床不起。连里经常派人给他做工作。一日，这名高干被人逼急了，脱口道：“我接到通知，总理让我回北京去汇报工作！”故事传开，人人失笑。因为他老先生早就赋闲靠边站了。还有一位女士，因膀胱炎这种小病，住进了百里之外的一所军队医院。在那里一再拖延，病实在是好了，医生再一次请她出院，她怒道：“我是一秘夫人，你们要对我的健康负责！”这话就连部长夫人说出来都嫌牙碜。诚然，只有自认政治上没有问题，官场又不得意的人，才敢拒绝“劳动改造”。
夜送陈家康
真正的病人若是政治上也出了问题，可就不能那样“以此为由，向组织上讨价还价”了。曾经做过驻苏联大使的副部长陈家康患有心脏病，这时他又在政治上出了毛病。所以，没能去医院里治疗，而是在干校接受“隔离审查”，就住在校部。一天傍晚，副部长先生被专案组的人押着，手提暖水瓶去灌那高成本的开水。一时心脏病发作，摔倒在地、就此解脱。干校原本缺医少药，更无急救设备，没法抢救，只能目送这位为共产主义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革命去见马克思。
陈家康好歹是个人物，他的死得报告中央。所以，尸体不能就地掩埋，要运到“一秘夫人”住过的医院冷冻待命。这可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等闲之人不能担当。正值干校遍地“五一六”之秋，校方居然派不出合适的人收尸运尸。想来想去，只得到我们茶厂连来要人，我也去帮了一把。过去我并不知道陈家康其人，待我见到他时，他已经静静地躺在一块床板上了，我看他，身量不高、上唇留着小胡子、皮肤已然脱了血色、样子倒很安详。有人指挥着我们，在他身上覆以自己的棉被，四边用木条压住，连被子一起钉在床板上，为的是应付运送途中的颠簸。然后，把他抬上一辆卡车，连夜运到醴陵的军队医院。
多年之后，《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悼念这位死于文革之中的大人物。作者也许不知道这个情节，文中没有引用此事渲染文革的冷酷。也不知道陈家康的家人是否知道他是如何入殓的。
以革命的名义
不论何时，在中国谁都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事情竟然会有例外。干校里有一个公务员是复员军人，他不疯不傻，却长期主动给自己冠以“反革命”的头衔。事情传开人人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公务员先生是想用这个办法，达到离婚的目的。
那年头，双方感情不和、一方移情别恋、配偶身有残疾等等都不是离婚的理由。唯有政见不同：一个要革命、另一个是反革命，才能被批准离异。因为，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都必须“求大同、存小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之后，言归于好。当反革命不但自己有受不尽的苦楚，还要累及九族。他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位老兄为什么要引火烧身呢？也许是“爱情价更高”？
批判会上我们得知，几年来，他私刻公章、伪造证明文件，给他家在农村的妻子和当地各级政府，发送了很多封信件，说自己是“现行反革命”，让妻子与他离婚，并请各级党组织监督执行。谁知他娶的是一个“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的烈女。而且不相信丈夫会“失足落水”，就到北京来问个究竟。那公务员所在单位费了一番周折，才弄明白那原来是自编自演的独角戏。这里不被当局容忍的是：那公务员要仳离的妻子是个贫下中农，这是对“工农联盟”理论的否定。他一定是另有所爱，才如此丧心病狂，不惜给工人阶级队伍抹黑。当时，即使有人想到，可能是婚姻不睦，他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也不敢违背凡事都要先“上纲上线”，再分析、解决的常规。于是，对这个自掘坟墓的公务员进行内查外调，始终没有发现他喜新厌旧的证据。热衷其事的那几个人，又缺乏想象力，胡批乱骂之后，久久不得要领，最后以不了了之。
绝唱
为离婚不择手段、授人以柄说自己是反革命，说到底是以革命的名义吓唬人；同样，为爱也可以引经据典、化腐朽为神奇。校部有一个身材高大、络腮胡子、声若洪钟、仪表堂堂的青年，不到三十岁，已婚。平素心仪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于一身的苏联传奇人物保尔·柯察金。那是一部苏联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颇有几段动人的恋爱故事，当然保尔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曾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出生入死。那位干校青年看中了茶厂连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便向她示爱。茶厂少女不愿意，就回绝了他，杨某竟理直气壮地对那女孩儿说：“保尔可以有两个爱人，我为什么不行？”
这真是时代的名言，堪称文革之绝唱。如果有人编辑“文革辞海”，一定要收进这一条。一位好心的“五七战士”陈慰德，看着我们这群辍学少年，整日里被人驱使着拉沙土、盖房子，学业全废，还自以为真的参与了什么伟大的事业，颇感惋惜。他主动接近我们，给我们讲读书的乐趣，启发我们的求知欲。我和另外几个男生被他吸引，一有空就往他的宿舍跑，听他娓娓而谈。谁曾想，没过多久校方正式通知我们几个说，陈慰德在用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拉拢我们，因为他本人就有政治问题，“不许再同他来往！”
美国之音
那时候，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周围“革命群众”的注意之下。校部一个男生通铺宿舍里，有人发现，某人经常夜间戴着耳机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这在当年可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听敌台”。那个连的领导为了“掌握证据，教育群众”，对公开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们安排与偷听者只隔一条狭窄过道、睡在他对面的人向其发动突然袭击；再指定几个人准备好批判发言。
一切就绪后的一个晚上，偷听者像往常一样脱衣就寝，在被窝里戴上耳机、打开半导体、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国之音”，悄悄听了起来。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眼里了。躺在他对面的突袭者让他先听上一阵，渐渐入神、放松了警惕。然后他忽的翻过身来，猛然将手伸进偷听者的被子、一把夺过那个收音机、一面唤醒大家、一拔掉耳塞、开大音量，全屋都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这时几个衔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职地组织起群众，把个他斗的七荤八素。
八九点钟的太阳
一次，我随几个“五七战士”上山采茶。我所在的一组有四个人：我，算是小五七战士；三十岁左右的王叔叔，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运动积极分子”；四十出头的束阿姨，她正因“五一六”问题被追查，前途凶多吉少；年近花甲的胡伯伯，是个老干部，本已官至副司长，不知为了什么问题，非但丢掉了“顶戴花翎”、而且看不到一丝“重返历史舞台”的希望。
我们一边采茶、一边闲聊，束阿姨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正待回答，猛然想起昨天是我十五岁生日，要不是她问到我的年纪，现在我还忘记着呢。于是我说：“昨天我就满十五岁了，今年没有人给我过生日，你要是不问，我都忘了。”我那时“少年不识愁滋味”，这个回答并无埋怨之意。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们都知道我的父母已经被隔离审查，我有好几个月不曾见到他们了，一时他们三人默然无语。如今回想当时的情景，颇有几分意味深长：胡伯伯首先打破沉默，他语带安慰地说：“你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呵。”对此，王、束二人表示同意，依此类推，王叔叔“是中午十二点的太阳”。束阿姨赶紧自谦道：“我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胡伯伯见状苦笑着、操起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道：“那我就是月亮咯。”我那时并不懂得这语中的禅机；王叔叔应当是会意的，但他只有微笑而已。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语是有来由的，它出自毛泽东对中国留苏学生讲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这样的话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我那时真诚地等待着世界属于我的那一天。然而，它没有在我生命最美好的时光中到来。
“五七干校”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步，按照中国的算法，十五岁就是青年了。一九七零年年底，我离开虎踞山、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到北京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因为，毛泽东还有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也许，这才是“世界是你们的……”云云确切的含义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