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l Clinton 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成就

[转载] 回忆美国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成就--克林顿主义经济学（Clintonomics）

关键词:克林顿经济政策|文章来源:转载

美国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时常在脑中浮现，想：有借鉴意义吗？也知这个问题肯定有不少人研究过，于是搜集了几则杂文。

1. 克林顿时期的减税政策_全球化投资视角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5f207110100qc5c.html

美国金融问题最关键的有两个，一个是政府债务太重，另一个是次贷危机中的有毒资产被暂时隐藏了起来（两个办法：一是美国政府允许金融机构用金融资产的原始投入值记账；二是推迟金融产品的清算时间）。对于美国政府债务问题，我认为美国两党会在接下来的三到六个月之内讨论出削减赤字的方案。具体方案的细则，我认为会参考克林顿时期的赤字削减方案。以下内容来自网络，如有错漏还请大家指出。

克林顿上台伊始，实施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与削减非生产性支出同时并举为特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大刀阔斧地展开以减少财政赤字为核心的振兴经济计划，将公共支出和私人开支的重点从消费转向投资，并支持对未来美国人的就业和收入进行投资的计划，同时增税节支。

克林顿签署的削减赤字法案规定，自法案生效的5年内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其中增税2410亿美元。法案规定，年收入超过18万美元的富人应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1％提到36％；对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裕阶层征收10％的附加税。同时，允许中等收入的个人选择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对一些多子女的贫困家庭免税。年应交税款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其所得税率由34％提高到36％。克林顿的增税计划还包括增加富裕老人的社会保险福利税和全面提高能源税。

该项法案还规定，5年内必须压缩255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首先裁减联邦机构，并要求各政府机构和各个部大幅度地削减预算中的行政费用。为紧缩开支，美国减少了30万联邦工作人员，并削减国防经费，包括关闭美国部分海外军事基地和减少退伍军人的福利津贴等。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1年以前联邦政府的国防开支部占该年度财政预算的25％以上，而在1999年度财政预算中，国防开支仅占14.6％。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1992年财政赤字为最高记录，达2900亿美元，1997年的财政赤字已经降至23年的最低点，为220亿美元，1998年美国出现29年来的首次联邦财政盈余，约630亿美元。财政赤字的减少促进了长期利率下降并保持较低水平，从而刺激了企业投资和生产的扩大。同时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动了经济持续增长。

2.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_forestgelu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6d06f601019qcf.html

克林顿在1993年上台时,连续执政12年的共和党政府给他留下的预算赤字仍然高达2900亿美元.

克林顿上台后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缩小赤字,而且要把赤字变成盈余.克林顿近乎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到1998年,不仅使财政状况有赤字转为盈余,而且实现了"两低一高",即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和高速经济增长.克林顿是如何做到的呢?

克林顿是通过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和削减非生产性开支来把赤字变成盈余的,他采取的措施包括"节流",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些措施会不会对实体经济构成负面影响.事实上,克林顿的削减计划是被纳入经济振兴规划中来实现的而这些至观重要的方面,恰恰被很多人所忽略.

克林顿采取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与他之前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截然不同.他实施以增加经济增长潜力与削减非生产性支出并举的财政政策,大刀阔斧地展开以减少财政赤字为核心的振兴经济计划,将公共支出和私人开支的重点从消费转向投资,并支持对未来美国人的就业和收入进行投资的计划,同时增税节支,提高效率.

克林顿签署的<<赤字削减法案>>(Deficit Reduction Act)规定,自法案生效的5年内削减赤字4960亿美元,其中增税2410亿美元,该项法案还规定,5年内必须压缩255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在减少财政开支的同时,政府增加对以交通,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还加大对教育和技术的投入,推动经济转型.政府把提高美国的技术竞争力放到政府的议事日常上,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加科技研究和开发经费等.

   很多人认为克林顿实行的是紧缩的财政政策,事实并非如此,克林顿财政政策的出发点是促进经济增长.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谨慎理财,控制财政赤字,推动经济增长.起理论基础是:政府财政状况良好,自然吸引大量债券买家,包括海外投资者;国库券畅销,自然将推低国库券利率;国库券利率下降,便可以带动市场利率向下.这样,消费者信贷,按揭利率,企业用资成本普遍下降,整体经济发展趋势稳定.结果,美国经济享受了10年的高速增长.

美国GDP增长率,从1993年3月到2000年年均达到3.5%-4%,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增长率约2.5%的增长幅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班期还有愈益加快之势.1996-2000年,美国GDP的历年增长率分别为:2.8%,3.9%,3.9%,4%,4.1%.其中，1999年第四季度和2000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按年率计算，还分别增长了8.3%,5.2%,6.1%。
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却在下降。通货膨胀率从1980-1991年年均4.2%，降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年均2%；失业率从1992年的7.4%，降到2000年5月的4.1%的水平。
随后财政预算状况也大有好转，赤字在1993年曾破记录的高达3167亿美元，到1996年，1997年已分别下降为1073亿美元和226亿美元，并从1998年开始有盈余。19998-2001年财政盈余分别为：692亿美元，1244亿美元，2370亿美元和1270亿美元。

克林顿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动了经济持续增长，使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保持领先地位。研究者后来把克林顿推行的振兴美国经济的“综合经济发展计划”称为“克林顿经济学”。

克林顿的繁荣时期带来了什么？ - 财经资讯 - 专一网

http://www.cost88.com/zy/content-10-59397-1.html

回顾克林顿经济繁荣期：克林顿当时扮演了何种角色？事实上，他的作用非常有限，不论他推行的政策正确与否，显然也没有阻挡美国的经济繁荣之路。

如果今年1 1月希拉里赢得了大选，克林顿将在美国政治的历史中扮演独特的双重角色：他不仅将是第一位“第一丈夫”，还将是第一个当过总统的“第一配偶”。当然，他不会成天在家烤饼干，他会做些什么呢？

5月中旬，希拉里暗示克林顿将“负责重振美国经济”，这番话激起了很多评论。我们可以理解希拉里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人们总是记得克林顿坐镇白宫时的美好时光。不过克林顿具体会担任什么角色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不要紧。我要说的是克林顿I期经济繁荣的经验将如何指导可能到来的克林顿II期。

首先，当时的繁荣期的确成绩傲人，而奇怪的是，民主党很少拿这个时期做文章。要知道，共和党可是不断援引里根时期的奇迹来证明其所推崇的供给经济学。而事实上，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发展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里根时期。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快的经济发展，还实现了里根时代明显欠缺的事情：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显著上升。

为什么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这么好？当然，他在应对危机方面确实做得不错。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运气比较好，在任的时候赶上了一些与政治无关的好事。

具体来说，1990年代美国的商业活动终于和电脑联系起来了：在那10年中，办公室开始网络化，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商学会了利用信息技术来管理库存和与供应商协调。这些使得生产力在经历了20多年的停滞后终于大幅提高。
技术的腾飞也助推了商业投资的爆发，反过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到了1990年代末，让美国真正实现了充分就业。这也是那一时期工资上涨背后的动力。尽管管1990年代末期出现了技术泡沫，但那只是整个故事中的小插曲。

回到那个繁荣期：克林顿扮演了什么角色？其实．他的作用相当有限，。因为他并没有引领技术的腾飞。不过从另一方面讲，他推行的政策显然也没有阻挡繁荣之路。
值得让人记住的是在1993年，克林顿要给富人增税。，共和党一致认为这将引发灾难。结果谁的预言都没成真。但这并没有阻止同一批人在2013年奥巴马宣布增税的时候，发表相同的预言，而事实上，增税带来的是1990年代以来最大幅的就业增长。

分析完克林顿时期的繁荣，我们发现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无休止的“里根崇拜”，保守派想要我们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慷慨地对富人减税是实现繁荣的关键，对富人加税将招致“看不见的手”（指市场）的报复。然而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希拉里提议向顶端的1%群体额外征收约1万亿美元的税额，用于开展新的项目、一旦她当选，并且实施该项政策，那些——贯的怀疑者将发出一贯的可怕警告，然而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为她的提议将损害经济。

克林顿I期繁荣的另一重要经验是，政策制定者能够也应该有许多途径来提高工资，但帮助工人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力争实现充分就业。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指望技术驱动的私人投资再自发地出现一次高潮，从而创造就业机会。但如果我们采取已经拖了很久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话，某些类型的私人投资可能会快速增长。

4.9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克林顿政府时期_龙形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ab3372401017tlj.html

作者：杰夫里·弗兰克尔 彼得·欧尔萨格
　　一、引言
　　在我们的头脑中，每个10年都有其代表性特点。20世纪70年代使我们想起了石油危机与水门事件，80年代使我们想到了供应经济学派与冷战的结束，那么历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又是如何定义90年代呢？
　　90年代使我们想起一系列事件。新经济政策与格林斯潘，互联网、网络公司和股票上市；莱文斯基和总统卧室，手机和掌上电脑，目光狭隘的政策口号--有些是有精心设计的，有些是始料未及的：余健愚蠢的经济鹤；余健大政府时代的终结鹤；余健首先要拯救的是社会保障鹤。余健与美国定约鹤和金里奇革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余健大规模失业鹤，亚洲危机，烟草讼诉案与微软审判案。
　　克林顿执政贯穿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期。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将记住这一时期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在1993－2000年间，美国取得了过去30年以来最好的经济成绩。在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时限超过了60年代，创造了增长时间最长的纪录。在克林顿第二届任期内，每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4.5％，失业率降到了4％，这种水平是30年前汉弗莱一霍金斯所确定的国家政策的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学家无法想象经济会取得这样的硕果。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低失业率特别突出，因为与之相伴的是结构性预算盈余与低通胀。从历史上看，经济的长期扩张主要是由于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结果易导致负债率和通胀率水平的升高，从而种下随之而来的紧缩的种子。更进一步地讲，随着经济扩张的成熟，生产率的增长就会放慢。但与这种一般规律相反的是，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却是由个人的消费和个人就业所引起的。3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在90年代后期，尽管经济扩张达到了一定程度，但生产率仍然在增长。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原因现在仍然成为学者们讨论的主题。
　　可以肯定，有些学者有理由担心90年代经济各个领域取得成果的不足。如，个人破产的攀升，个人储蓄率的下跌（以国家收入统计为衡量标准），贸易赤字的急剧扩大，证券价格的高估。但总的来看，90年代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成果还是显著的。
　　读者也许会产生疑问，这本书的主题论述的是1991－2000年美国的经济，还是1993-2000年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的经济。答案是这两者都包括在内。1990-2000年这段时间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在1990年初，伊拉克入侵克威特之前，美国的经济处于蓄势待发的时期，1990－1991年的衰退以及持续两年的高失业率从技术角度已经结束了。人们把这种衰退看成是乔治·布什1992年选举失利的原因。但1990－1992年的经济为1993－200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本书探讨了宏观的经济政策以及许多特定领域的经济政策。到2000年，美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从1990年开始的经济周期。90年代初经济在经历了几年的衰退后，开始稳步增长，使人们想起了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模式。

二、克林顿主义经济学（Clintonomics）

认为克林顿政府是一个拥有一个全面计划的政府是有待论证的。克林顿政府力图采取80年代共和党遗留下的某种亲市场的取向，而且把它与对人类环境的关心、注重收入分配等民主党的传统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结合更具有意义。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反竞争行为、其它的市场失效或社会目标都需要政府的介人，此外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交由市场解决①（然而，这种政策在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传统的民主党支持者间造成了紧张。余健慈悲心鹤与余健强硬脑鹤组成的战略常常是互相冲突的。有关福利改革、公司责任、贸易与环境以及减少赤字而非过度投资的争论就证明了这点）。
　　1993年的预算也许最能说明克林顿主义的看法及其内部冲突。1993年预算的通过有一定的政治困难。民主党害怕这种政策会减少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害怕最终证明这样做在某些方面是对的。但是到了90年代底，民主党开始接受一个专家把1993年预算称为余健进步的财政保守主义政策鹤的看法。这种进步的财政保守主义政策把有节制的再分配（进步的成分）与预算约束（保守主义的财政政策成分）结合起来。因此，1993年的财政预算中既包括大规模消减开支，也包括了减少税收。但是税收的增加主要是集中在高收入人群，同时扩大了旨在帮助低收入者的政府项目。
　　20世纪90年代的经历，使许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决策者最终认识到，作为克林顿主义核心的进步的财政保守主义政策，比民主党的传统财政政策选择更多些，这种政策强调政府开支和公共投资，而不是财政约束和私人投资。传统上认为，财政约束是通过牺牲短期利益来获取长期利益的，在政治背景下，通常不用这种计算方法。但是如艾尔门朵夫、利伯曼和维尔考克斯（Elmendorf , Liebman ，Wilcox）在论述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的一章中所说的那样，即使是从短期利益来看，财政约束也能促进强劲的经济增长。长期的消减赤字预算计划与其相应的货币政策一起，从短期来看也会为低收入工人及其他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人带来潜在的利益。因此，它解除了存在于进步的财政保守主义政策内部的紧张关系。因为即使是从短期来看，财政约束政策也显示出其经济效益，所以，这种良好的经济战略严然也成为一种可行的政治战略（克林顿总统敦促支持者投民主党的票，以便他们能够像共和党执政时期那样生活）。
　　尽管克林顿主义存在着冲突，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财政约束与进步的政策相结合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民主党领导人是因为太余健左鹤，没有满足美国中间阶层投票者的口味而失利的话；如果说共和党领导人自从1996年以来是因为太余健右鹤而失利的话，那么比尔·克林顿的政策则恰恰是因为满足了中间阶层投票者的口味，才得到了很高的支持率，并取得了选举的成功。的确，克林顿总统的批评家认为，克林顿太看重中间阶层投票者的意见了，他总是让民意测验和公众舆论来决定他的政策定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克林顿总统在制定政策时从来不考虑与公众意见相左的看法。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证。德龙和艾钦格林（DeLong，Eichengreen）在他们所写的一章中认为，管理这场危机以及随后在新兴市场中的危机是仅次于消除赤字的重要成就。
　　克林顿主义的批评家认为，克林顿采取的政策比较灵活（nano-level），属于余健蚂蚁啃骨头鹤型的（small－bore），例如有目标地削减税收，或者对现有计划的微小调整。对余健一口一口地吃鹤型政策的强调反映了几股基本的政治力量。
　　首先，克林顿政府头两年的标志性行动是制定了1993年的预算法案，但健康保障法案却没有颁布成。1990年预算案开始实行财政约束，1993年又进一步加以扩展。这种约束大大缩小了决策者的活动空间。结果，决策者自然是倾向于余健做鹤事情，至少是被看成在余健做鹤事情。这种倾向最终会导致政府小步前进的行为。因此，后来这种政策的实施部分反映了1990年至1993年宏观政策的成功。当然，这种预算法案也促使实行削减税收而不是增加开支的微调性政策。就像斯托尔勒（Steuerle）在论述90年代税收政策那一章中所解释的，1990年、1993年和1997年的预算法案严格限制指令性开支，但只要能够得到余健补偿鹤（削减授权性开支，增加其它税种），就允许削减税收。受预算约束，连同支持减税而非开支的政治经济学使决策者把目标仅限定在削减税收上。有目标的税收信用集中在类似于高等教育、环境研究和发展这些领域。
　　其次，就像库特雷和格鲁伯（Cuder和Gruber）在他们写的那章所描述的那样，1994年健康保障法案的流产，让克林顿政府的决策者认识到，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尝试着进行小规模的改革，而不是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大规模的改革不容易被通过。结果，健康保障就把重点首先放在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健康保险上。这种方法承接了克林顿政府之前形成的一股趋势：80年代中后期的决策者成功地让医疗保险项目为贫困儿童和贫困母亲打开了大门。
　　各届政府政策的基本连续性问题涉及到许多领域。通常，一届新总统，尽管在竞选期间攻击他的前任，但他上台后不久就会发现，事实证明有些处事方式很有道理。例如，劳伦斯（Lawrence）就探讨了在国际贸易领域这种政策连续性问题。
　　第三，1994年，共和党占据了议会的大多数，即所谓的金里奇革命。这种状况影响了政府的战略。面对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提出的许多重大提案，政府就不得不在许多领域采取较为温和的路线。不过福利改革是一个例外，布兰克和伊伍德（Blank和Ellwood）在他们所写的那章里做了探讨。许多传统的民主党人反对福利改革，因此这可能证明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行政与立法两个部门在政治上的分离可以排除政策急剧余健民主党化鹤的转移。在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的情况下，只有在行政部门愿意采取共和党的政策时，重大的改革才能行得通。所以，有些共和党人抱怨克林顿政府避开了他们的问题。不过，只把一些特定问题搬到政治舞台上，这是每个人都可能做的一种选择。
　　这本书把重点主要放在行政部门上。当然，就像大多数章节所论述的那样，行政部门也不是存在于真空中。国会的政策偏好及其制约就强有力地影响着行政部门。
　　第四，余健蚂蚁啃骨头式的政策鹤，通常是在较大规模的预算和项目消减背景下采取的合理的政治战略。例如，就像纽豪斯（Newhouse）在他分析90年代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文章中所言，据估计，1997年平衡预算法案将在10年内削减医疗开支3850亿美元。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些特定福利项目上，开支有小规模的增加，如，前列腺癌的检查，每年进行一次，而不是像乳腺癌检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克林顿政府在强调开支总体消减的同时，也重视部分项目开支的增加，尽管两种政策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余健蚂蚁啃骨头式的政策鹤对保证总体预算在政治上被接受是否很必要？余健蚂蚁啃骨头式的政策鹤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否与在经济上也一样必不可少？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余健蚂蚁啃骨头式的政策鹤所带来的复杂性，也许是在经济上颁布更广泛的福利政策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最后，有必要强调许多单独的政策问题都是采用'蚂蚁啃骨头'式的方法解决的。'蚂蚁啃骨头式的政策鹤的累积性影响可能是重要的。以信息技术为例，萨缪尔逊和瓦里安在他们所写的那章中着重分析了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大量行动。这些行动的累积性影响代表了有关因特网和其他技术发展的合理政策。同样，在其它领域，相对来讲，8年来克林顿政府每年小规模增加了一些项目的开支。例如，克鲁格和若瑟（Krueger and Rouse）在他们的文章中描述了劳动和教育政策，政府 1992年至2000年间为 Head Start提供的资金，在注册人数增长了 38％的同时，还不断地增长了两倍多。
　　暂且不谈克林顿政府把重点放在余健蚂蚁啃骨头式的政策'上这一问题。有些分析家认为不能过高评价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功，因为这种成功要归功于许多外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政府政策本身的因素。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下影响90年代美国所取得的经济成绩的各种因素。 　　三、对90年代美国经济成绩的解释

　　90年代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原因是什么呢？各种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因素在起作用。短期因素是幸运，中期因素是技巧，长期因素则是对美国经济继续有利的结构性趋势。这里我们就逐一进行简要的解释。
　　短期因素：临时性的价格好运
　　90年代，计算机与健康保险的相对价格大幅度下降（Cutier and Gruber在他们所写的那章里探讨了这种变化的作用）。直到1999年，世界的石油价格一直是持续走低（就像Joskow在他的论述能源一章中所讨论的入美国进口价格一般是低的，这一方面是由于90年代后半期美元的升值，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伙伴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通货紧缩。所有这些因素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而阻止了经济过热，尽管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慢。有时，对消费价格通货膨胀的测量也受限于价格指数。有头脑的观察家明白，这些趋势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确，随着90年代这个10年的结束，有些趋势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即使为了适应这样的短期因素，而调整了通货膨胀率，在一个高就业和经济增长率的时代，价格稳定的纪录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期因素：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
　　娴熟地运用包括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美国90年代经济成绩做出了巨大贡献。财政政策有三个关键的转折点：一个是1990年的预算，一个是1993年的预算，一个是1998－2000年保持剩余、削减债务的预算。1990年的预算向财政约束迈出了重大一步，而且还包括了边际税率的增加，为此乔治·布什总统付出了高昂代价。1993年，建立在强调削减开支的1990年预算基础上的克林顿政府，进一步提高了高收入所得税，依据预算基线削减开支。伴随着收入和税收的强劲增长，这些努力解决了棘手的预算赤字问题，到90年代末财政已有大量盈余。的确，在过去的10年中，决策者约束财政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而不是观料之中的。
　　不论怎样解释，联邦政府的财政从赤字变成盈余有利于1993－ 2000年间全国净储蓄的全面改善。增加的储蓄抑制了长期利率，从而促进了私人国内投资的增长。就像上面所解释的，以及艾尔门朵夫、利伯曼和维尔考克斯在他们所写的那章所讨论的，90年代的经验为刺激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随着放松对货币控制，长期削减赤字可能会刺激经济。90年代以前，许多宏观经济学家还不相信这种现象。
　　最终证明，财政责任在政治上比1990年布什政府所期望的更受欢迎。1992年罗斯·佩罗在竞选中用预算问题获得的惊人支持率说明了这点。公众已从80年代的经验中明白了要对政治家削减税收的空话持怀疑态度。10年前，这个国家仿佛注定要采取周期性财政政策。经济形势好时，就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在经济衰退时，就实行财政约束政策。克林顿政府非常聪明地在1998年实行了余健首先拯救社会保障鹤战略，这说明即使在经济形势好时，在政治上也有必要实行财政约束政策。这样就把先前在政治上没有吸引力的作法，变成了在政治上成功的战略。
　　的确，就像艾尔门朵夫、利伯曼和维尔考克斯在他们论述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那章中所论述的，同时也像纽豪斯论述医疗保险那章所谈的，关于社会保障，特别是关于医疗保险的长期财政立场还没有完全定型。更进一步讲，应该注意到的是，布什新政府在2001年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削减税收提案。但是，尽管布什政府积极说服公众，让他们相信需要削减税收，但是民意测验还是显示出，许多美国人宁愿把钱花在还债以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上，而不愿把钱花在税收削减上。
　　现在，我们把话题从财政政策转向货币政策。克林顿政府对货币政策做出了两个贡献。首先，消除了预算赤字，使美联储降低了利率。第二，克林顿政府的货币政策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这一权力留给美联储。当然，实际上这一政策做起来要比听起来困难得多。政治诱惑总是太强烈，致使联邦银行放松货币政策：即使金融权威机构不做出反应，如果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将来人们还是会抱怨政府的。此外，官员们自然被迫对质询做出答复，当他们不想受到批评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事后解释。不过，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政府坚持自己规定的沉默规则。
　　政府不干预经济，经济却运转良好，这是因为美联储有技巧。回顾过去，即使1999－ 2000年政府的紧缩政策走得太远，在整个90年代格林斯潘主席取得的成绩仍给人很深的印象。就像曼金（Mankiw）在他所写的那章中所指出的，90年代最显著的特征不是低通胀，而是通胀很稳定。至少这种稳定的部分功绩应归功于格林斯潘，尽管曼金认为，格林斯潘所取得的大部分成绩可以用计量经济学尺度来衡量。就像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格林斯潘继承了其紧缩货币政策，建立了约束的声誉，能让人们想起他在任期内采取了更为温和的立场。1995－1998年期间，就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超出先前所预计的通胀水平的时候，他的宽容就成为一种冒险，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冒险，是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从90年代所能得出的最简单的结论可能是，90年代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有一点幸运和避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
　　长期因素
　　有助于90年代美国经济取得成绩的许多最基本因素可以追溯到20年前，甚至更远。
　　·解除管制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比大多数其它工业化国家经济管制要少得多。但过去了的25年证明，美国向解除管制方向更迈进了一步。卡特政府时期，在汽车运输、航空、天然气和银行领域解除管制。到了里根政府时期，解除管制又进一步延伸到电信领域。最近，解除管制又进一步扩展到电气市场和环境市场。但有些解除管制的努力，如在道路、特别是银行和电气领域遇到了障碍。不过，从长远来看，解除管制总的影响是使美国经济更有效。在这些领域，各届政府间政策的基本连续性是上面所提到的一个主题，尽管各届政府政策的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
　　·全球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的自由贸易倾向是个例外。从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GDP贸易增长率超过了3倍，现在仍稳定在26％（进口加上出口，包括服务业，服务业增长特别迅速）。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不论是传统的贸易理论，还是新的贸易理论都这样认为。更令人信服的是，统计数据也证明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出口迅速增长是借助自由贸易政策这一销售优势。当然，90年代在进口和贸易赤字上也有增长，但并不普遍，只是美国在经济发展最强劲阶段的一个有用的安全阀。他们从迅速增长的国内需求中减缓压力，这些压力表现为较高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劳伦斯在他写的那章中详细地考察了美国90年代的贸易政策。
　　·创新 第三个有利的长期结构性因素是创新。创新可以进一步被分成三个部分：技术创新、商品和劳动市场的竞争与灵活性、公共部门的创新。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创新在90年代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对此，萨缪尔逊和瓦里安（Samuelson and Varian）在他们所写的那章中做了进一步的论述。虽然IT革命不是美国90年代经济强劲发展的唯一动因，但它肯定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第二类创新涉及竞争市场。与欧洲相比，美国已经有了一个相对高竞争性的商品与劳动市场。但是最近20年来，又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发展，包括在80年代还不盛行的公司重组，在90年代已经流行的网络公司。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更积极实行反垄断，利坦和夏皮罗（Lita and Shapiro）在他们所写的那章中做了描述。最后一个类型创新是在公共部门。公共部门的改革包括重塑政府，国防调整和福利改革。
　　各种因素的不同作用（Apportioning credit）
　　供给上幸运的短期价格，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技巧，以及被称为余健新经济鹤的长期有利的结构性因素--这是一张包括很多因素的长长的清单。在开了一张清单后，能对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再打分（apportionthe credit）吗？许多观察家和专家想给90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政策打分。不幸的是，不可能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至少这本书提供不了这样的答案。
　　一方面，我们通常这样认为，仿佛美国经济在这段特定时期内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直接显示出总统和他的政府成员的功劳。另一方面，观察家通常也注意到，事实上，美国经济过程反映出，外在的因素要比总统个人的力量和弱点的影响力大得多，也就是说总统个人的贡献应该忽略不计。实际证明，应该对总统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恰当的估价，他起的作用既不是零，也不是100％。现实要复杂得多。
　　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把总统想象成一艘大船的船长。乘客是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还是做一次平静的航行，主要取决于诸如天气和船体构造这样的因素，而不是船长的技巧。不过，舵手有无技巧，能否胜任还是会影响航行的。
　　为一次风平浪静的航行或者一次波涛汹涌的航行，做出因果关系、功劳大小、责任在谁的判断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可能并不是因为舵手有什么缺点而变糟，也可能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变好了。如果在一次特殊的航行中，下了一场史料未及的雹子，这并不意味着船长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航线。相反，风平浪静的航行也并不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最好的航线。因此，分析90年代美国经济所取得的好成绩到底是归功于比尔·克林顿、格林斯潘、信息技术还是其它因素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可以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1999年春，白宫送走朱容基，没有同意中国加入WTO的要求，尽管中国已做出很大的承诺。这是白宫的一个错误吗？接下来的数月，当美国商业界做出敌对反应，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致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时，显示出这似乎是一个错误。不过，在判断1999年春的决定时，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决定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此的评价必须考虑到白宫的政治约束--这一常常被人们所忘记的模式。例如，白宫在是否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必须要考虑参议院会不会反对，必须要考虑商界会不会支持。如果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白宫签署一个好协议一点用也没有。而来自商界对缺乏这样一个协议的抱怨，则是最终促使国会投票通过它的关键。
　　通常，我们评价船长的表现只通过收集乘客的民意测验。的确，我们需要知道乘客认为他们所经历的航行是否是一次风平浪静的航行。但是观察家、学者和其他的舆论领袖有能力登上甲板，亲自观察船长所做的工作。这也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也可以把这项工作交给乘客，让他们讲自己的所见所闻。在做这样的评估时，要考虑五项不同的相关因素：
　　·个人的特点：如何把总统的能力与其他一起工作的政府官员进行比较？相关的标准包括：精力，吸收与综合信息的能力，决策能力，演讲能力，热情沟通以及鼓舞大众信心的能力，诚实，选择一个良好班子的技巧，等等。就特定的经济决策而言，另一个相关的标准是总统是否具有经济上熟练计算能力。
　　·过程：总统的班子运转的如何？当新闻界报告总统的所做所为时，事实上那些并不是总统本人所做的，而是他的代表所做的。当然，有责任从管理者角度对总统做一恰当评价。但是从分析上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一阶段中还有其它的随机因素在起作用。举一个例子，如果总统提名的许多人没有被参议院批准，或参议院不加考虑，那么如果决策程序运转不顺利的话，总统就不要负全部责任。欧尔萨格和泰森（Orszag和Tyson）在他们所写的那章里考察了克林顿政府期间的经济决策程序。
　　·执行决策的质量：支出项目、税收政策、管理决策、国际协定等执行得怎样？面对国会的反对，如果知道政府做了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较好的结果，但却被国会阻止了，那么再谴责白宫的预算或贸易举措就不对了。
　　·结果：经济的实际效果怎样？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多高？预算实行得怎样？
　　政府也许运转得不错，决策也许做得不错，但有许多意外的因素，如 7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涨，或90年代的有利发展，是人们所控制不了的。
　　·看法：公众对总统表现的看法是什么？虽然经济学家主要对实际效果感兴趣，但社会的大部分人则对公众的看法感兴趣。总统的公众支持率是多少？民意测验、报纸的评论家和其他的舆论领袖的评价如何？总统和他的政党在下一届选举中做得怎么样？历史会做出判断？
　　可以肯定的是，因果关系自始至终都贯穿在这五个评价标准中。例如，公众对国家的信心通常就反映在消费者对股票市场价格的信心上，反过来对国家的信心又能影响消费、投资、和整个经济增长。但是中心一点是，即使只有第一个标准关心的是总统的内在能力，但意外的随机因素会影响我们接下来所谈的四个因素的每一个阶段。这就使我们很难根据所看到的惟一的事实结果来评判每一位总统：我们不能根据所看到的事实结果来评判总统的个性。
　　 四、一条告诫
　　我们用一条告诫来结束这本书的介绍：内部信息公开化原则也许会损坏未来的这种努力。透明与溺爱一样是美国式的价值。例如，在1997－1998年国际货币危机之后，敦促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进行改革，就成了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能举出类似透明的例子，余健阳光法案鹤（亦称公开性保障法，指规定公开立法或行政机关的会议和记录等的法律）从根本上禁止美联储官员与非官方成员进行非正式会晤，讨论货币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验显示出，尽管从总体来看，公开化有益于促进政府的改善，但是正式公开化原则也产生了相反效果。特别是信息自由法案（FOIA）以及国会传票权原则的实施，有时阻止决策执行者把事情的经过记录下来。即使通过信息自由法案的过程找出一些记录的细节，也常常是受制于国会的质询，或者证明在政治上有问题。
　　这些规则的目的是把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以便进行监督。总的来看，这种监督是有益的。但是这些规则的最终影响也许使这些决策较少受到监督，因为决策者的答案受制于这些规则。这不仅最终使决策过程受损，而且在没有准确记录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也很难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更进一步讲，遵守现行体制占据了决策者的大量时间。
　　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向公众公开与内部开诚布公之间的平衡太倾向于前者了。例如，政府高级经济学家花费大量时间梳理文件，根据环境的变化寻找内部背景备忘录，以便对国会的传票做出回答。探讨政策选择和评估不同方法前因后果的这些内部备忘录，对一个诚实的内部决策过程来讲是必要的。但有些在政治上也是敏感的。在这种情况下，透明的益处并不完全清楚：公开内部的政府分析有什么具体的公共益处？代价是什么？
　　依我们所见，给决策前的内部分析提供更多的保护会有益处。简而言之，希望政府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应该对选择进行严格的分析，应该保护--至少是临时性地--选择依据的原始材料以及选择的前因后果的内部看法。对于政治上敏感的内部分析，在其敏感期消失后，才能进行公开，以便减少政治代价，约束决策者①（他们知道他们的内部分析最终会公之于众的）。这种模式是模仿美联储的决策，即在拖延一段时间后，才公布秘密会晤的细节。
　　这本书受益于决策者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记录。如果公开化原则不让决策者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那么本来就不能受益于这种方法了。未来政府的最终代价是找不到完整的或准确的历史记录，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中央编译局当代所继红译 杨雪冬校）

 

　　＊本文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2002年春将出版《9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一书中的前言。这本书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于2001年6月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成果。这次会议把主要的决策者与经济学家聚到一起，对过去十年美国经济决策的历史做了基本的回顾。除前言外，这部书一共分为14章。分别考察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市场上正在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贸易政策、信息技术、工业组织、能源政策、环境政策、劳工与教育、贫困与福利、健康保健和烟草政策、医疗保险
　　政策及其制订的过程。这部书从历史的视角讨论了克林顿主义的特点，逐一例举了1993年至2000年美国经济繁荣的原因，解释了评价这些结果的困难所在，并且对政府过度透明产生的意想不到的风险进行了思考。--作者注
　　杰夫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经济学教授，在克林顿政府其间曾经担任首席经济顾问，直接参与了诸多经济政策的制定。
　　彼得·欧尔萨格（Peter Orszag）是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①当然，这些目标的确定必定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经济学家来决定。
克林顿时代：经济繁荣，富者更富

克林顿执政八年，带领美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也令大老板的收入达到了天文数字。美国总统克林顿是美国第一位二次大战后出生的总统，“克林顿时代”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性、谎言与丑闻，但另一方面它却也象征着美国民富国强、科技发达、经济大好的黄金盛世。

 

克林顿上任那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为二千九百亿美元，而且国会研究处当时的预估是到公元二零零零年还将达四千五百五十亿美元；克林顿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即誓言三年内将把预算赤字砍一半，结果这个目标不仅提前达成，美国一九九八年预算已转亏为盈。

 

如果按照克林顿政府二零零零年七月的最新预估，美国依照当时的预算发展，将可以在二零一二年完全清偿国债，摆脱全球第一大债务国的历史包袱，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年度预算执行由亏转盈，对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全面性的。克林顿八年任内美国平均经济成长率高达百分之四，比共和党主政十二年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八年间美国新增二千二百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由百分之七，一路下降至目前的百分之四，通货膨胀率更仅百分之二点五，两者相加代表的“痛苦指数”，则是三十年来最低水平。

 

但是，许多评论家指出，克林顿也留下了许多隐患，预示着美国经济不可能长期繁荣，而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就是其中之一。

 

分析家指出，一九九二年，当克林顿急于登上总统宝座时，他猛烈抨击美国大老板们“可恶”的高收入。克林顿宣称，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平民愤--如果他当上总统，选民大可放心，他会这么做的。毕竟，这是一个公认的信奉公平和平等的国度。

 

直至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六个月。严格说来，他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干。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能使克林顿与他的前任总统老布什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个击败布什的人入主白宫之时，美国最大的公司老板们的收入是其手下工人一般工资的差不多一百倍；近八年后，他们挣的钱是普通美国工人的四百七十五倍。举一例说明，雅虎公司的蒂姆.库格尔每天挣四百七十万美元——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中等家庭每天的收入为一百一十美元。

 

正是网络革命和繁荣的经济共同导致了美国老板们收入的近乎无节制的膨胀：一九九九年，美国在线的史蒂夫.凯斯挣了十一亿美元，而思科系统公司的约翰.钱伯斯仅收入三亿三千七百美元。美国收入最高的十位老板中有七位是开科技公司的——而其中有四位还不到五十岁。如果置身这个新经济中，除非你已经从股票期权中得到十亿美元，否则你算不上成功的老板。

 

顶尖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仅在一九九九年一年就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五，这其中包括薪水和股票期权——每年一千二百四十万美元。四十四岁的罗伯特.诺林二零零零年加入一家因特网公司，公司提供给他百分之五的股权。公司付给他的薪水不到一百万美元，但他拥有的股份如今价值三亿美元，并且很可能成倍增长。经济学家内尔.米诺认为这种公司疯狂发薪水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她在一年中花了许多时间进行研究，调阅公众能接触到的文件，但这些材料无论是公司还是老板们都希望保密。

 

她最感兴趣的案例：五十岁的罗伯特.安农恰塔一九九九年二月与一家名叫“全球有线通信公司”的电信巨头签订的出任该公司总经理的合同。为了引诱他放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高级职位——顺便说一句，还不是高级职务——这家公司同意，只要安农恰塔在公司出现(这叫“合同签字费”)，就付给他一千万美元和价值二千万美元的认股权(共二百万股，每股低于市场价十美元)。

 

克莱斯勒年薪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百万美元(这是在当时)已有八十年了。今天，克林顿执政期间大公司老板们的报酬确实以一种离奇的方式增长。这是克林顿总统未能实践其诺言的另一个生动例证。（来源：上海美亚在线）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刘新建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15709-993982.html

1. FRONTLINE ‏@frontlinepbs Jul 31
2. 9/27: Hear from those who know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 best — friends & family, advisors & adversaries.https://amp.twimg.com/v/cd0d5cc9-015c-4248-9575-19b6c8132bbb …
4.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