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万人的大厂，选出三个人和北大中文系编写文革味道的《中国小说史》，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把我这个进厂才一年多的无名小徒工拣出来，简直就是一万年才有一次的事，至今我都对当年那位乱点鸳鸯谱的人感恩戴德。
我嗜书如命，别说书，破纸上写两字我也要读，字还没认全就捧着大部头看，没完没了的查字典不但没烦，还养出了个爱看工具书的爱好，至今枕边放着本小新华字典，没事就翻翻，到了过目就忘的阶段，很感谢当年的好习惯。文革时虽无学可上，但总有书可读，父母不是书香门第，家里没有线装古籍，联共布党史，资本论什么的倒是现成的，资本论太厚，但其它的我读得津津有味。随后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北京各路朋友转着圈的借读，中国古典除了那几大部，其它的难得接触。在北大的那一年，补上了我缺失的一环，从先秦神话到五四运动，二千年里的小说我尽可能地翻阅，可以说是人生一大幸事，只是那段往事，时隔太久记忆磨浅了。
那是在73年末，我被捡出来后分到魏晋南北朝组，第一批到手的书是《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等志人志怪类，它们一下子就迷住了我。《搜神记》有一篇讲得是丈夫死后为鬼，老婆艰难度日，丈夫看不下去，总跳回来帮忙，尤其是推磨这等沉重的工作。跳来跳去的把鬼丈夫跳烦了，他对老婆说，还是跟我走吧，你一人活着太不易，二天，他老婆就撒手人世了。我当时觉得鬼那么的仁义，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相信人鬼世界彼此相通。还有一篇是定伯卖鬼，定伯赶夜路遇鬼，骗鬼说自己是新死的而套取鬼事，鬼很诚实，把鬼的弱点告诉了定伯，定伯呢，转身把鬼变成了羊，赶到集市卖了钱。我觉得定伯真不是个东西，也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怕鬼，老盼着有一天能认识个鬼。那本小册子我是从北大回家一路坐车时看的，记得到了甘家口下车看完，心里感慨涌动，鬼的世界深深诱惑着我。
因工作需要，小说组的人有一个专门的借书证，因为正值文革，许多书都沦为禁书不准借阅，我们有特许。我总泡在图书馆，不厌其烦地翻查卡片找感兴趣的书看，尽管那时的书籍和在馆里的人都是冷冷清清的，但于我已经是富有啦。我从小理想之一就是做个图书管理员，我妈却说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动物园，因我自小爱动物，前世的我一定是远古非洲大草原的一头狮子，吃饱了之后懒洋洋的躺在地上咂巴着嘴，读天读地读河流，成人形后改为读书。在图书馆我发现一本唐诗三万首，惊讶得赶紧借出来，从头到尾翻了个遍，把可心的一首首抄下来，还必须鬼鬼祟祟怕人发现我干着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一有动静赶紧飞眼，看是不是小说史的人来了，读书历来就与不正当有染，许多名人都有偷读的历史，我也不敢例外。因为老窝在图书馆我得了美名，学生们说，工人师傅特别用功，连读带记一坐就是半天。但我这个工人师傅只看不说，开会从不发言，缩在角落里自甘寂寞，我肚里没货倒不出，也缺乏古今挂钩的能力，不知道该给古人按个什么革命的头衔。有一次大组讨论《封神演义》，张少康老师很激情的把申公豹比喻为林彪式的人物，言之凿凿像个大法官似的，我则缩在一边心里画着申公豹和林彪，他俩大眼对小眼疑惑的相互对视，都觉得对方不是好鸟。
中文系的几位老师，最受我青睐的是周强老师，他聪明，正直，诚实，不随大流，一派儒家风度却又性格满盈，若不是生不逢时我肯定会爱上他。严家炎和张少康老师当时是激进的，讨论时周强老师即使能驳倒谁也驳不倒当时的形势，他脸上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至今难忘。中文系的几个教授个个都是我崇拜的，吴祖湘、林庚，这两位当年清华四剑客之二，都曾和我们一起讨论，吴祖湘声音轻且慢，记得当时还在生病；林庚声若宏钟，嗡嗡中带着磁性，他们的学识、风度、作派，无处不体现着中国最后的儒家学士的精粹，这样的人物在今天已经绝迹，若不是生不逢时，他俩我也一块儿爱，爱学问是我的软肋。我每天在北大校园里穿梭，很可能遇到过不少灰溜溜的名流，只是我不认识罢了。文革初起时我们去北大看、抄大字报，整个校园里批斗会随处皆是，我看到的有宋平、冯友兰、彭佩云……戴高帽挂字牌，被人把臂膀拧到后背……当时的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懵懂的不安的注视着人类的野蛮残暴，绿珊瑚在我一篇文章里留言说，她很羡慕佩服齐邦媛学业中那些国文功底深厚的老师，我何尝不是呢，而正是那些学问渊博令我佩服爱慕，珊瑚也一定会爱上的人，那时正被人架在火上烤，放在油里煎，个个都是“香喷喷”的。
74年虽然批斗高潮已过，但中文系的那老几位仍旧是被挂起来使用的，就算想整出一部与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小说史，你也得先了解史吧，没有那些一肚子学问的老家伙便无法进行，我借文革的光儿尊崇到那老几位，也算幸运吧，他们如同厚厚的书，够我这钻书小虫吃一阵的。我姐夫文革作为军宣队进驻北大，他支左的第一个据点就是中文系，认识系里的很多教职员工，他走后我又作为工人阶级来到中文系，也认识了那些教职员工，因而和姐夫很有共同话题，我俩都对周强老师由衷赞赏，倒霉的是中文系，不断地被人入侵骚扰，还得低三下四的奉陪。
古代小说里最让我失望的是《杨家将》，杨家将的故事老幼皆知，民间流传得神灵活现，影视、戏剧、曲坛无处不见，可那本小说薄得可怜不说还干巴巴的味同嚼蜡，记得我第一次把那本已经挺破旧的书拿在手里时，惊讶得愣了有一分钟，光写杨家吃早饭都能写得比这长啊。但不管怎么说，那一年的时间里，我猛餐了一通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锅烩，终生受益。
那年，北大又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专门盖了座留学生楼，每个房间一外一中两名学生，被挑选和留学生同住的都得是政治上可靠的，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王淑英（大概这个名字）被派去和一位英国留学生同住。我们帮她搬家时，顺便参观一下条件高级的留学生楼，一个房间住两个和中国学生宿舍住八个有着天壤之别，可支部书记撇着嘴不屑地评论那位英国学生：“她家有自己的店，资本家！”她很不愿意与资本家住一个屋。我心里好一阵笑，她是来自农村的工农兵学员，着实单纯得可爱啊。北朝鲜也派了留学生，至少有十个人之多，都穿着制服，别着金日成爸爸的像章，永远都是排成两队集体行动，很惹人瞩目。我在德国买过一本加拿大华裔写的书，讲到她在北大作留学生时，也提到了那些北朝鲜的学生。北朝鲜的政治气候众所周知的严厉，正值青春旺盛的壮男倩女，却不得不压制情欲专心革命和学习，实在压不住了，就偷拿宿舍楼里女生的内衣，加拿大女学生的内衣不翼而飞，就是其中一个北朝鲜的小伙子干的，而那个小伙子，就是我当年所见之一。
铸工车间的苏振生是小说史组工方组长，绝对的工人阶级形象，比我大三岁，高大、壮实，黑红脸膛，时常板着脸批评我不踊跃发言，我从来不顶撞，只是嬉皮笑脸的不肯改。我当时二十出头，正值青春亮丽，回头与否，笑还是不笑都百媚生，小苏无可奈何忍气吞声。齿轮车间的袁春阳师傅是老大学生，一副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状态，和我一个鼻孔出气，厌恶那些愚蠢的“革命思想”，瞧我们厂找的这三个人，一个比一个形象高大。袁师傅也十分看重周强老师，他探到周老师家的地址，带着我大中午的去拜访，根本就是赶饭碗，不过北大食堂的伙食也的确不好恭维。周老师家住的是学校宿舍，记得就是集体宿舍的一间房，他爱人白淑荣老师也在，我没敢多吃，只记得豆角炒得好香。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飞了，但生活在德国的我始终难忘旧事，当年的教授们早已走得精光，周老师那帮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改革开放后都成了教授、博导，个个都是有名气的大学者，现在即使还在，也都往九十走了，每当看到电视剧里演的那个时代的人，总让我感觉空洞无聊，演员只能想象模仿，没有内涵的重量，也难怪，他们没了榜样啊。换我演或许还能迸出两星？有那一年垫底，我的品级应该有提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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