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我评价: 人格坏透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本文摘自2012年4月27日《黄花岗》，作者西风独自凉，原题为《也谈郭沫若的人格问题》。

1957年11月12日，毛泽东率郭沫若等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会见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图源：VCG）

郭沫若每每让我想到余秋雨，作为文革时期的文棍之一，新时期的余要文化苦旅了，并公然宣称替利益集团代言很正常。他们这种毫无自由精神、文人操守和气节可言的知识分子，似乎在任何时代都能如鱼得水。

1928年，36岁的郭沫若通过自己创办的《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还在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他，“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1948年郭沫若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沈从文压力很大，非常紧张，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最后彻底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

郭沫若随便也报了一箭之仇——1931年，沈从文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1949年12月，毛泽东乘火车出访苏联，正值斯大林70大寿。郭沫若发表《写给斯大林元帅70大寿》：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1953年，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下对联：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58年，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闻到味道的郭沫若，毅然推翻自己先前认为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的定论，发表《李白与杜甫》，把留下千古绝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圣拖出来鞭尸：

“杜甫仅仅是记录，作壁上观，并没有斗争，也没有制止。杜甫的目的只是想完善封建统治，是改良主义，不是要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石壕吏为什么不抓杜甫，这说明杜甫有特权，属于地主阶级。”

1955年，胡风问题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被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郭沫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和《请依法处理胡风》：

“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他主张对胡风及“胡风分子”们处以死刑！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评论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于是，毛的这些失误和硬伤都化做诗词和书法的顶峰，且上升到了“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

1976年郭写《水调歌头》批邓，四人帮被逮捕，马上又写《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把四人帮骂了个狗血淋头。

然而，这一切都比不上这篇奇文：人民日报1949年8月14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某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正常的心态，但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践踏知识分子的良知，把自己变成一条乱咬胡捧的小丑，也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个案，对解析中国读书人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恐惧和献媚心理不无裨益。

附：关于郭沫若的个人生活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是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他的小姨妹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某某某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

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于立忱自杀的内情：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郭沫若是与安娜自由相爱结合的，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

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郭“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郭沫若对他自己本人的评价是：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无路，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这种险恶背景之下。支撑家庭生活重担的是无怨无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旧未能清静，大约在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佚名。

万年郭沫若

郭沫若曾经在日本渡过漫长的留学生活，并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整整十年，可以说，郭沫若青春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日本。这个被鲁迅骂作“流氓加才子”的大文豪，由于其文化大革命的骑墙草作风，更加上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做作表现，留给后人诸多诟话。

事情回到1911年的一天，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说，母亲已给他订了婚。女家是苏溪镇的张家小姐张琼华，和远房的叔母是亲戚。因为是门当户对，母亲又亲自去看过本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没经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绝，只好趁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见面。揭开新娘头上的脸帕时，郭沫若心里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个仔细，但昏昏然只见一双三寸金莲，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郭沫若在极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张琼华从入门的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难处。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这一年的暑假他曾回家居住，但每晚都睡在厢房的长凳上，绝不和张琼华同房。这位被重重封建礼教紧紧束缚的女子，独守闺房，孝敬公婆，对郭沫若从未产生过哀怨的情绪。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的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后来的郭安娜）。佐藤富子的父亲是牧师，母亲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虽说谈不上富裕，但在明治四十年代能够让女儿接受中等教育并脱离农村走向都市，可以看出佐藤的家族是开明和富有远见的。

当时的郭沫若，是官费留学生，每月从国民政府那里享受33日元的奖学金。在当时，几个人合租一屋，租金只需1.5日元，而每月的伙食费8.5日元也绰绰有余。正是在这等宽松的环境下，郭大文豪诗兴大发，并有闲情逸致与佐藤小姐花前月下、甜蜜私语。应当说，当时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是体现了自由爱情的力量，郭沫若为追求佐藤写了100多封情书，而佐藤小姐陶醉于郭沫若的才华横溢，毅然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同居，为这，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佐藤甚至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这段浪漫甚至富有一些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最终以安娜的人生悲剧而告终。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安娜甚至连追悼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看。安娜膝下的子女，对郭沫若更是不敬而远之。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安娜一家，为何对郭沫若如此感冒？如此不愿谅解呢？

现在许多专家学者将原因归结为郭沫若的私生活问题。确实，郭沫若在个人私生活方面是相当糜烂的，当年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在日本拈花惹草，这里不多详述。典型的案例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1927年10月，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两人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后来此事无疾而终，安琳下落不明。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无路，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这种险恶背景之下。支撑家庭生活重担的是无怨无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旧未能清静，大约在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在日本玩得更大的当属和于立忱之间的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闰秀。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于立忱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迷，但与郭沫若有密切关系，这点不容置疑。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拼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出于对于立忱的负疚之情，郭沫若坦言要将爱她姐姐之心转移到于立群身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立忱是投入得很深的。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王芸生在文革期间吃足苦头，这是后话。

有必要指出的是，郭沫若既然如此喜欢于立忱，那又为何临阵脱逃呢？许多人将之归结为郭沫若的家庭责任感，郭沫若曾经也作过诗，说自己就象是只风筝，欲往高处飞，但最终仍有绳子束缚着。

在这里许多学者将之归结为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但只要看看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断绝与安娜一切联系，与于立群再结秦晋之好，就可以看出所谓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是虚幻的。笔者的推测是：不是安娜的贤妻良母，也不是孩子们的嗷嗷待哺牵住了郭沫若的心，而是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对郭来说是块有用的挡箭牌。当时的郭沫若有其算计，如果抛弃安娜投入于立忱的怀抱，那么说不定日本宪兵哪天就会驱逐他们出境。而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因此，出于保身的目的，郭沫若选择了留在安娜的身边。

对于郭沫若的风流本性，安娜作为传统的日本女性，抱有相当宽容和忍耐的立场，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静地向郭问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认爱安琳。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们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在男女问题上，安娜的忍耐是有目共睹的，既便是郭后来患性病，即便是郭与于立忱闹得风风雨雨，安娜能忍都忍了，能宽容的也都宽容了。但人到晚年，安娜及其家人为何要“冷眼”面对郭沫若呢？这其中仍有隐情。

1937年，郭沫若获得蒋介石的恩赦，终于可以返回中国。蒋介石为何宽恕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信度比较高的一种是：郭沫若在甲骨、金文研究方面的成就引起了日本政界颇具发言力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注意。1934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郭的古文字研究才能，特地在别墅中亲自设宴招待郭等等。1937年，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希望进一步沟通与日本的关系，郭沫若与西园寺的特殊管道或许派得上用场。因此请示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

郭沫若接此消息，乐不可支，回到国内，蒋委员长亲自接见，郭大文豪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连夜写就美文《蒋委员长会见记》，此文虽不长，但以肉麻的口吻称颂蒋的手是如何的温暖，眼睛是如何的明亮，抗日的决心是如何坚定等等，文革中郭吹捧毛泽东的那一套，在这里已显现雏形。

郭沫若在文章中描绘了他如何依依惜别，如何亲吻安娜的额头，如此凝视熟睡的孩子，如何忍痛抛家弃小投身抗日洪流等等，写得缠绵，写得摧人泪下，有诗为证：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的这套春秋笔法，安娜在晚年给予明确的否定。郭沫若是瞒着安娜，偷偷回到了中国。作为安娜，身为郭家的人，死为郭家的鬼，风风雨雨那么多年，共度难关，对于郭沫若回国抗日的主张，安娜肯定会做出尊重的选择，至少，她决不会将郭沫若出卖给日本宪兵，在这里，郭沫若为何又要如此匆忙地落荒而逃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郭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祖国，安娜这张日本牌，在郭眼里已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当年他想和于立忱结秦晋之好而不可得，这回他终于有了机会。郭沫若在抗日的崇高口号下，实际上是堂而皇之地将安娜与孩子们无情抛弃掉。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马上与于立群搞得火热，在漫长岁月中，他竟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任这群孤儿寡母辗转挣扎，受尽人生磨难。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安娜的这段哭诉，已明明白白地透露出郭沫若是存心抛弃安娜与孩子这个客观事实。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郭沫若为何要做得如此绝情？如果他要追求爱的自由，当年和安琳、于立忱之间的事，安娜根本就无力阻拦，郭沫若根本无需如此兴师动众。再说，郭沫若可以甩掉安娜，那五个孩子毕竟是亲骨肉，虎毒不食子，何况人乎！

要解开这个谜底，仍需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郭沫若回国后，他很快积极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作素材，这是郭从十九路军的指挥者陈铭枢那里听来的。这素材说的是十九路军有位团长与日本女子结了婚，两人相亲相爱，家庭美满。“一·二八”事件那天晚上，是他在闸北打响了对日抗战的第一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决心奔赴国难，与妻子离婚。在离婚席上，妻子当着证人的面对丈夫说：“你是军人，处在国难严重的时刻，正是你应该效命疆场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我……”

郭沫若说起这悲剧素材时情绪相当激动，可以想像，这里多多少少渗透着他的影子，但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在这里有明显地将抛弃安娜的行为合理化的潜在动机，同时，这对恩爱的团长夫妻，为何一定要走向离婚的结局呢？难道不离婚就不能去抗日吗？在这里，郭沫若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将给他的未来政治仕途带来负面影响，这点郭沫若有相当的认识，因此，快刀斩乱麻，尽快与于立群结合，彻底切断与安娜的一切联系成了郭沫若自我独善的最佳选择。

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安娜，他可以宽恕郭沫若的不检点，但当她彻底明白郭沫若这种自私的本性时，她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她至死无法原谅郭沫若，大概在这里可以找到真实的答案。

郭沫若对不住安娜，他实在是没有脸面面对安娜。1951年，安娜要求见郭一面，郭托辞拒绝。当时的安娜可能是气不过，直接冲到了北京西城大院胡同五号郭家大院。郭沫若回家见到安娜就如老鼠见了猫，推托去换衣服从后门“落荒而逃”，并向有关部门求助如何“摆平”安娜。安娜彻彻底底看透了郭沫若的为人，以后再也没去找郭的麻烦。倒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不下去，先是给了安娜一个副部级的待遇，并将她安置在大连，委托大连大学的校长李一氓全面照顾安娜的生活，毛泽东在开会见到郭沫若之际，偶尔还会关心地寻问郭是否给安娜寄了生活费。

上世纪70年代，安娜曾回日本省亲，主要是为了处理留在日本的房产。回中国后，1975年她去北京见了郭沫若一面。彼此年纪都大了，许多事只能封存于记忆中。安娜面会郭沫若的目的是向他通报日本房产处理的事情。这多多少少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但安娜有相当的主见，在日本受了那么多苦，她有权来处理这房产，但处理完毕，向郭沫若通报一下，安娜认为这是必要的礼节，这里可以看出安娜的良好修养和素质。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对安娜的做法没有任何不满，他一直保持沉默，或许这是他最好的选择。这是两位老人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回忆了当年在日本的生活片断，气氛是相当好的。

1994年8月，安娜在上海去世，享年百岁。安娜结束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但她对郭沫若的爱与恨，作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仍将延续下去。

1988年，北京文艺版《郭沫若传》详细记录了郭沫若的几位婚外情人：

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

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

黄定慧（黄慕兰，1907- ，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定居山西省；

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