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山陇西郡
宁静纯我心 感得事物人 写朴实清新. 闲书闲话养闲心,闲笔闲写记闲人;人生无虞懂珍惜，以沫相濡字字真。
父亲的退休生活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亲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油诗：“退休不发愁，还有桥牌和网球。还有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又安，老年乐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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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伯翱：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18岁我高中毕业，父亲就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坚持要送我下乡，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
不过父亲叮嘱我，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跟我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他在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笔记本，里面我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万里：我要人民群众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亮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里。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父亲做到了。他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主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多压力，有老干部质问他，“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亲反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父亲果断地回答：“我要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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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半旗送别。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万里：我要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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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万里和家人在一起。万伯翱 供图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一代改革闯将万里与世长辞，享年99岁。今天，万里遗体将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下半旗志哀。
万里长子万伯翱在治丧期间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回忆万里与家人在一起的普通生活。
万伯翱说，父亲退休后非常低调，几乎不出席公开活动，没想到他去世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群众自发到灵堂祭拜，父亲为老百姓办了实事，老百姓没有忘记他。
万伯翱18岁被父亲送到农村锻炼，一呆就是10年，父亲叮嘱他做一名有文化的农民。万伯翱说，刚开始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有过抱怨，后来理解了，在风雨中他锻炼成一名作家。
万伯翱说，父亲对家人要求极其严格，有时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有过抱怨和委屈，所幸家人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个正直、廉洁的人，是万里对家人的叮嘱，也是万里留给后辈的宝贵精神财富。
谈万里退休后的生活
打网球不可以赢他
新京报：您是传记文学作家，如果来书写父亲的一生，觉得他身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亮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里。这是共产党人的宗旨，父亲做到了。他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主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多压力，有老干部质问他，“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父亲反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父亲果断地回答：“我要人民群众。”
父亲为人民办实事，在人民心中享有威望，因此有民谣“要吃米，找万里。”
父亲去世后，让我很惊讶的是，全国有这么多人怀念父亲，我原以为父亲淡出政坛20多年，为人低调，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父亲的灵堂，不仅有高级官员前来吊唁，还有从全国各地自发来祭拜的普通农民、工人。有个80多岁的老人乔世英主动来灵堂祭拜父亲，他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和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分在一组给公厕淘粪。副市长以身作则挑粪，给他留下很深印象。老人家握着我的手说：“老市长为人民办实事，我一定要来祭拜他。”
新京报：自1993年从全国人大委员长位置退下来，老人家就很少公开露面了，大家很关心他的晚年生活。
万伯翱：父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父亲曾对我说，老同志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让年轻同志放开手脚干，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支持。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
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父亲的退休生活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父亲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作了一首打油诗：“退休不发愁，还有桥牌和网球。还有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又安，老年乐悠悠。”
新京报：看到过老人家打网球的照片，那么大岁数身手还那么矫健。
万伯翱：父亲90多岁还上场打网球，他最高兴的时候是打网球赢了，会开怀大笑。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师范读书时就迷上了网球，他是网球高手，晚年虽然速度不行了，但是对球的判断，击打还是很有力度。陪他打球不是件轻松的事，你不能糊弄他，胡乱打明显让着他，他会不高兴。
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运动员郑洁和晏紫得了双打铜牌，父亲非常高兴，拉着两个姑娘在先农坛网球场一起打球，打球前，父亲说：“你们可以赢全世界，但不可以赢我。”弄得两个世界级运动员不知如何打球，最后父亲赢了。
新京报：老人家真风趣。
万伯翱：这是父亲的玩笑话，老年人也有童真、要人哄的一面。他其实知道是对方在让他，有次他问他的网球陪练，“我们在一起打球多少年了？”教练说：“30多年了。”父亲很真诚地道歉：“很对不起你呀，30多年没让你赢过球。”
新京报：万老退休后说过“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但他还说过：“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是会说的。”您印象中父亲退休后对哪些事情主动提出意见？
万伯翱：父亲提出三不规定，但并不代表他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每天还要阅读党的文件、内参、报刊。他晚年对环保很关心，有人主张在三亚建一个化肥厂，国家环保局官员给他汇报此事，父亲就批示了坚决反对在三亚建任何污染企业。他还批示对家乡的东平湖，一定不能污染，主张把重工业迁移出来。
父亲一贯关心年轻人，在他担任全国委员长期间，1989年底，他找北大的学生到人民大会堂打桥牌，边打桥牌边听他们汇报思想工作，他很关心年轻人的发展。
新京报：能说说老人家在世时最后情形是怎样的？
万伯翱：父亲去世前一周，因为肺炎感染连续多日高烧不退，在他住院期间，有天我来医院看他，他告诉护士，“这是我的大儿子，我儿子来看我了。”
去世前一天，父亲陷入昏迷，之前医生要给他做血液透析，他摆手坚决不肯做。他最后是自己闭上眼睛的，走得比较安详。
谈万里改革历程
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
新京报：有人说，您父亲是中国改革的标杆式人物，您怎么看？
万伯翱：我认为父亲的特点是实干、大胆。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50年代，父亲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父亲主持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我父亲承担具体指挥工作。父亲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父亲回家了，我看到他黑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心疼。
人民大会堂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只用了10个月就建成了，毛主席对此很满意，他在一次扩大会议上表扬我父亲：人民大会堂修得不错，指挥修建的人姓万名里，此人不简单，一天就走一万里。你们要学习万里的速度。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点将父亲担任铁道路部长，他提出“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的方针，大刀阔斧整顿，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铁路面貌大为改观，火车恢复正点运行，民间流传“安全正点万里行”，父亲被称为“正点部长”。
新京报：您父亲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大压力，他是如何克服这些阻力的？
万伯翱：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他确实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父亲曾经对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嘛，我的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两次经历是在铁道部和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斗争太激烈了，你们作家拿来创作可以写出很好的故事。”
父亲到安徽后，亲自到农村去调研，他轻车简行，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农村最真实的情况，当他看到农民家徒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他，因为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父亲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日子。他决心要让农民吃饱穿暖。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过年了，父亲主持农业部门放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年，父亲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寸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年，极左思潮仍然盛行，当时有人认为，父亲主导的小岗村“包产到户”是跟大寨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父亲就是大胆，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革，父亲不理会，说，“你走你的阳光大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底下的县委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去问父亲，还要不要坚持包产到户。父亲说，老百姓是问县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报》要粮食？要是秋后《人民日报》能给你粮食，你按照它的办，否则你就按照我的办。
新京报：他没有动摇过吗，不担心再次被打倒？
万伯翱：你说我父亲压力大不大，被人攻击为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刘少奇被打倒的五大罪状之一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当时极其严重的罪名。父亲做好被打倒的准备，他曾经跟母亲说：“大不了我头上的乌纱帽不要了。”但他后面还跟了一句：“我若被打倒，人民还会给我平反的。”
在中央首先支持父亲改革的是陈云，后来邓小平也表态支持他完成了安徽的农业改革，安徽的农业改革突破建国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中束缚生产力的东西。邓小平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新京报：万里是十八大主席团成员，老人家如何看待当下的改革？
万伯翱：父亲对当下的改革是赞赏和支持的，他尤其赞成反腐败斗争。父亲对腐败嫉恶如仇，父亲说反腐斗争一定要坚持到底，党的艰苦朴素、廉政爱民的作风不能丢。
父亲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我国政治体制存在一个弊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权力过分集中。这个讲话放在现在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谈父子情
父亲叮嘱我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新京报：您眼里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我们四个儿子从来不敢跟他撒娇，连跟他说话都有点害怕。他老了以后，就随和很多，对孙辈很和气。
父亲对我的表扬不多，我到农村去锻炼后，有次他写信告诉我，他接见了一批即将下乡的知识青年，他跟那些知识青年说，“我儿子也是知青，我为儿子感到骄傲。”父亲不轻易表扬我，我看到信后心里很高兴。父亲退休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受到周恩来表扬的模范下乡知识青年，我给你写的信最多了。”
新京报：您父亲经常教育你的话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18岁我高中毕业，父亲就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坚持要送我下乡，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
不过父亲叮嘱我，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跟我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他在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笔记本，里面我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报：您到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亲的做法吗？会不会想：“我是高级干部的孩子，还要吃这样的苦”？
万伯翱：我到农村去就带着三件东西：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部队发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旧被子，父亲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还有15块钱。我就这样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铺，要到一里多地外担水吃，吃的是红薯加咸汤，我正在长身体，吃不够。和大伙一起干活，有时顶着快40℃的高温、毒辣太阳给果树喷农药，风一吹满身都是农药。累也不能吭声。
要说我刚开始没有想法是不客观的，苦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会想北京的同学在城市过轻松日子，凭什么要放我一人到穷乡僻壤来锻炼。但父亲给我写信，鼓励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加强锻炼。我很快融入农民的生活，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道了我下乡锻炼的事情，周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生毕业代表大会上，把我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能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我很自豪。我就在农村扎下根来，一干就是十年。
新京报：这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万伯翱：我想我达到了父亲的期望，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我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长期的磨练，丰富了我的阅历，农村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后来我真的成长为作家。父亲有次对我说，“我年轻时的愿望也是当作家，没想到我们家还真能出个作家了。”
谈家风
对家人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听说您父亲对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哪些家规？
万伯翱：父亲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细小的规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红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50年代，有段时间母亲曾经和父亲在同一个机关办公，父亲作为领导可以配公务车上班，母亲作为普通职员只能坐公交车上班，我记得母亲的包里总是有大把的公交车票。
父亲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爷爷参加抗日战争，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解放后奶奶一直跟着父亲住。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亲不让公车接送，是勤务人员帮奶奶雇三轮车去医院的。
我们孩子更是从不敢找父亲办事，我是没有坐过一次公务车，没有使用过一次红色电话，从不敢答应帮别人办私事。这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风如此。
妹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有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她，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词，他们愿意出4万美金酬谢。4万美金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我妹妹拒绝了，因为父亲必然会拒绝，哪怕是他宠爱的小女儿。
新京报：是否抱怨过父亲对你们要求太严格，还不如一般人家子女自由？
万伯翱：是的，父亲有时候做事极端、不近人情。我的大弟弟是律师，父亲在做委员长期间，有一次看到一个内参，说广东有一个犯人指控大弟弟有经济问题，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处费。父亲怒不可遏，批示说：如情况属实严办。母亲知道后就不同意：你得调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断吧。后来证实这是个诬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错误，父亲肯定不会包庇的，一定会从严处理。弟弟说，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给我判十年，老爷子还会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这样对家人非常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新京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您没有享受到特权，前途反而受到“父亲的阻碍”，抱怨过父亲吗？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尤其反对打着他的旗号去实现个人目的，他多次反对家人升迁。北京亚运会后，我凭着自己的实干和努力，被提拔为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和社长。弟妹在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他回答说，“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争辩说，哥哥下乡锻炼十年，靠自己的本领闯出来的。父亲才作罢。
因为父亲的反对，我妻子一直没能调入北京工作，我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生活，我在郑州读完大学后被部队选中入伍，后来调到北京某部队，但妻子仍然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有人提出能帮我妻子调动工作到北京，但是父亲知道后坚决反对：“在郑州工作不是很好吗？都调动到北京来，那谁来做郑州的工作。我的意见是不要调，谁调她来谁犯错。”我妻子最终没能调回北京。
我当然想妻子调回北京，谁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呢？但拗不过父亲的脾气，要说心里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现在逐渐能理解父亲了，我没有享受父亲的任何特权，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新京报：不能享受特权，反而处处受到限制，您觉得做万里的儿子很难吗？
万伯翱：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呀。父亲的官当得越大，对我们的限制就越多，我们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由。我有过抱怨，不过也逐渐能理解父亲，他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习惯了。
新京报：作为儿子，您觉得父亲性格中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最大的优点是心中始终牵挂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缺点吧，作为儿子，从私心上来讲，我觉得父亲对子女太严格了，缺少家庭温情。他对子女生活起居从不过问，他从没去过我们子女5人任何一个小家串过门，可以说他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是非常称职的，但对子女似乎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理解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觉得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可以为了大爱牺牲小爱吧。
新京报：父亲给后辈留下什么遗产？
万伯翱：父亲一生清廉，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产，没有存折，没有金银玉器，没有房产，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给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做一个正直清廉、自强自立的人。
新京报：万家后代发展多元化，万里对家族后辈有何嘱咐和期待？
万伯翱：父亲对家族后辈的嘱咐是：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和国家服务，不能做出有损党和人民的事；还有一点是要做一个正直、廉洁的人。
新京报记者 萧辉 见习记者 韩雪枫 北京报道
原标题：万里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新华网北京7月22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的遗体，2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万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万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万里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万里同志”，横幅下方是万里同志的遗像。万里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万里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万里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万里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江泽民在外地送了花圈，对万里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万里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新华社刊发万里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15日1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万里同志，原名万明礼，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一个贫民家庭，早年在家乡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1933年秋考入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6年夏，万里同志从师范学校毕业，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东平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以教学为掩护，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发展地下党员，播撒革命火种。1937年10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万里同志组织筹建了中共东平县第一个县级组织——东平县工委，并担任书记。其间，他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小组，发展“民先”队员，成立抗日团体，创办抗日报刊，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团结抗日，有效地扩大了党的影响。1938年5月，万里同志任中共泰西特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后任泰西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参与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起，万里同志历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冀鲁豫区第二、八地委副书记。1940年4月，任冀鲁豫边区运西地委副书记，同年11月，任地委书记。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万里同志领导当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广泛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创建并坚持了运西抗日根据地，为冀鲁豫地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万里同志历任中共运西地委书记，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运西东（第七）地委书记，积极组织运西地区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开展武装自卫斗争。1947年7月，任中共冀鲁豫区委秘书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为迎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他参与领导冀鲁豫区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组织生产、支援前线，为实现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作出了贡献。1948年1月，万里同志参加冀鲁豫区整党工作。整党结束后，他到黄河以南地区，参与领导当地军民为巩固、扩大解放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万里同志历任南京市两浦区军管分会主任兼区委书记，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同年秋，随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后，万里同志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这一时期，他重视工业生产，鼓励发明创造，推进工厂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当地工业发展道路，为西南地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11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5年4月起兼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56年5月，城市建设总局改为城市建设部，万里同志任部长、党组书记。其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工作，反对城市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他强调城市建设要同工业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相协调，并深入基层指导实践，为推进“一五”时期的工业建设和重点工业城市有计划有秩序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万里同志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3月起，万里同志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在北京市工作期间，他曾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呕心沥血，迎难而上，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任务。“十大建筑工程”的设计标准、建筑艺术、施工质量和速度都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充分赞扬，夸赞他为“别人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
1971年3月，万里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万里同志受到严重迫害，被监护审查。他坚持原则，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以实际行动进行了积极抵制和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1973年5月，万里同志解除劳动改造，恢复工作，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副主任。他提出一定要把首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并敏锐地提出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主张和措施。
1975年1月，万里同志任铁道部部长，后任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组长。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行全面整顿、把铁路系统作为整顿突破口的主张，认真贯彻落实整顿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针对铁路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出实现“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目标，坚决反对和制止派性，坚持整顿领导班子、健全规章制度、狠抓铁路运输秩序，迅速扭转了铁路系统的混乱局面，使陷于半瘫痪状态的铁路系统焕发了生机。1975年底，在“四人帮”肆虐之下，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万里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持续9个月的铁路系统整顿工作也随之中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万里同志再次恢复工作，1977年2月，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同年6月，万里同志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到任之后，他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走乡串户，体察民情，仅用三四个月时间，就掌握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面对十年内乱造成的严峻局势，他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较快地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重大问题。他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疾苦，以大无畏的勇气，打破“左”的禁锢，提出农村工作以生产为中心，勇敢探索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转变农村面貌的新路子。他主持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突出强调农村工作的中心是农业生产，必须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管理体制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万里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他领导安徽农村改革的功绩，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全省人民的普遍赞誉。当时在安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同志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3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4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水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工作；8月，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1年3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82年2月，兼任中央绿化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7月，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同年8月，兼任国家人防委主任；9月，任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10月，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组长。
万里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骨干。在分管农村工作期间，他注重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多次组织农口广大干部奔赴全国各地，了解农村情况，倾听农民意见。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科学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改革全面深入发展。他提出要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发展商品生产，肯定“包干到户”是党领导下的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运用。1982年至1986年，他领导起草了5个中央1号文件，经中央研究批准后下发，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他还提议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写进宪法。万里同志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出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要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普及教育等途径，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除农村工作外，万里同志还参与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动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其他各方面改革。他认真总结运用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把转变机制、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注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他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主张，提出要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他积极探索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支持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强调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我们国家的一件根本大事。他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强调要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出要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人大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人大的中心任务。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主张通过改革一步一步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强调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加快经济立法，保障改革和建设的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他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86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产品质量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工会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对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组织起草并提请审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把“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国家对香港、澳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执法检查是人大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形式。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对31件法律和6个决定的执行情况组织开展了53次执法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提出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督部门、司法部门工作，坚决惩治各种腐败行为。他高度重视人大自身建设，强调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继续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完善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制度以及人大议事程序，制定了代表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等重要法律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人大工作规范化程序化。他坚决维护党和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1992年10月，根据党的十四大重大决策精神和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万里同志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经过认真调查和慎重研究，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1993年3月，万里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严格自律，对改进党的作风、惩治腐败坚定支持，积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万里同志是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万里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万里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善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工作作风踏实。他襟怀坦白，清正廉洁，团结同志，深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万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万里同志永垂不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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