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很有耐心的，特别是中国人的历史。

西方理性复兴从但丁的《神曲》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历时503年；中国从“五四”开始到现在才104年，仅仅是西方理性复兴过程的1/5。

西方人有希腊哲学的理性思想基础，有罗马共和社会的理性历史基础，自从公元四世纪进入基督教宗教社会后，历经了近一千年的“黑暗世代”，才在公元1321年，从但丁的《神曲》开始，开始审视个人与宗教的关系，开始理性思想的重新觉醒，开启了从1321年到1824年，历时五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个漫长复兴过程中，还经历了即使在1511年，拉斐尔把代表希腊哲学思想的《雅典的学院》已经大尺度地画在了教宗阅读室的墙壁上，而且把代表哲学入门垫脚石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小黑板画在了教宗的视平线上。然而1600年，坚持日心学说的布鲁诺还是被教宗判为异端邪说。烧死布鲁诺，在底层是得到了大多数虔诚于宗教而未知理性的民众支持的。直到1824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首演，理性的思想才正式成为显性的大众的意识，开始被大众广泛接受，在这个基础上才发展出现代意义的民主社会。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理性哲学的思想基础，没有经历过理性社会的历史机会，中国人的主体至今依然不理解理性思想。中学老师只是把《几何》当成“算术”来教给中国学生，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不知道科学和技术在哲学层面的区别，文史哲大学的毕业生不知道数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奠基石。

中国人的思想传统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接受理性思想需要有一些经验的机遇。所幸，中国人用自己特有的智慧创造了几个机遇。

第一是1911年的“五四运动”，扬弃了“经验主义语境”的文言文，改用了可以适应“理性语境”的现代文。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有了现代文，中国人民就有了理性启蒙最重要的语言工具。

第二是邓公主导的改革开放。邓公的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拉斐尔的那幅壁画，把理性的思想带进了中共高层，为中共这个经验主义大党接受理性思想指明了方向，并且用改革开放的方式为中国民众接受理性社会迈开了第一步。

然而中国人的主体，依然是经验主义为大，中国人接受理性思想的过程，会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思潮一样，会有一个百年尺度的漫长过程。

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定是建立在融合了西方理性思想的，由中国人自己主导的，结合人本思想和理性思想的新的中华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天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