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了，二战结束了，但国共内战又打起来了。共产党胜利的时候，祖父随着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多少年后，人们都说如果祖父就此留在台湾，以后祖母他们就是台胞亲属了，最终的故事可能会改写；可祖父记挂着祖母和年幼的孩子，从台湾回来了。
祖父回来后因为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的经历被判刑，去了安徽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祖母和祖父离了婚，详情如何不得而知。祖母从未改嫁，解放后进了一家仪表厂当工人，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养大。祖母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供着一家四口的吃穿用，和三个孩子的上学，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孩子们都知道要省着用，事实上是必须要省着用。一个口口相传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偶尔住在祖母家，和祖母的三个孩子（即我的父亲和两个姑妈）一起吃早饭，泡饭就腐乳，三个孩子居然齐齐告诉他“腐乳应该用筷子竖着点，不能横着挑”，因为横着挑会挑去太多的。另一个例子是我的父亲学校里组织春游去动物园，为了省下几毛钱的车费，父亲硬是自己提前几个钟头走着去动物园，又从动物园走几个钟头回家。
父亲上学时读书很用功，遇到难题没有人问会自己思索，玩的时候也是“闷皮”（自己和自己玩），从不让祖母操心。父亲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想考大学，但因为祖父的历史问题（这在那个时候是很直接很要命的问题），学校老师明确告知，成绩再好也上不了大学，只能报考大专。父亲改了自己和英国首相谐音的名字，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容不得自己犯一丁半点的错，处处小心谨慎，必须“夾着尾巴做人”。父亲在我记忆里一直不苟言笑，克勤克俭，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我的两个姑妈虽是同胞姐妹，但性格大相径庭。小姑妈从小伶俐，又是家里的老小，若有什么事惹了祖母生气，一看苗头不对，还没等我祖母举起巴掌（或是鸡毛掸子），早就从后门溜得影都没了。而大姑妈则比较倔强，不会讨饶更不会逃跑，碰上祖母性子急，估计大姑妈没少挨板子，包括那些没落到小姑妈身上的。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大姑妈自己跑到居委会报名去新疆。等祖母知道的时候，去居委会满地打滚地哭闹恳求都已经无济于事，十八岁的大姑妈无可挽回地去了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