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那段日子，自己一面要被迫屈服，违心表现，一面又痛恨人性遭到扼杀。事隔多年，那种人格的扭曲还会让他夜不能寐。2015年，程干远在海外出版《中共统战部揭秘》，内心的自省与挣扎逼他道出亲身经历的内幕、黑幕。
目睹党内斗争 美好憧憬不再
1959年10月1日，北京70多万民众云集天安门广场，参加红色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20岁出头的程干远和别人一样声嘶力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那时，他刚刚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中央机关。
程干远（前中共统战干部）：中央机关排的是最靠主席台的队伍，当时就看见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旁边正好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穿着天蓝色的西装，戴着一个草帽，然后他把帽子拿掉，那个光头看得很清楚。当时就是热血沸腾嘛，觉得国家一片光明，一片希望，认为主席英明伟大。
那次庆典中，主持阅兵仪式的是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几个月前，在中共庐山会议上，林彪的前任、同为开国元帅的彭德怀因为表达了和毛泽东不同的意见被罢官 。
国庆的欢乐气氛过去没多久，一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整风运动席卷中央机关。
程干远：我当时就感到很震惊。彭德怀原来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一个伟大的统帅，因为我是志愿军，当兵的嘛。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年仅15岁的程干远积极报名参军。
程干远：那时候我自己凭着一股热情，对所谓新中国的向往，也是年轻，比较幼稚，现在讲叫愤青，就报名参军。到了51年6月份，经过半年的训练，我们就出发，北上经过东北丹东，进入朝鲜。
上甘岭战役整个40多天我们都参加了。当时后勤伤亡很大的，伤亡率事实上超过了前方的伤亡率，每天都有人伤亡，整个运输连入朝的时候120多个人，最后死在朝鲜的有40多人。
程干远自己也不止一次命悬一线。一天夜里，美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在他车后爆炸，弹片飞进他的驾驶室。
程干远：我这个棉大衣好像是有个烫的东西，打到我的棉大衣里面了。我用手一摸，就是一块大概有个拇指大的一个弹片。 还热的，还烫的。如果我当时不是穿了个棉大衣，我肯定也被打中了。
1954年，从朝鲜战场捡了条命的程干远以“调干生”的身份进了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今天的中国民政部）。正准备以满腔热情建设“新中国”的他却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弄懵了。当年的志愿军总司令怎么一下子成了阶级敌人？中央机关里和彭德怀有关的“西北帮”也纷纷受株连。
程干远：所谓“西北帮派”，那个时候就包括，从国务院来讲就包括习仲勋，习近平的父亲，把他打成了彭德怀集团的成员了。在我们部里面，主要就是搞王子宜，常务副部长。
他是老延安，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民政厅厅长。他们当时在延安的时候不叫毛主席的，都是叫“老毛老毛的”，这批人都是老资格的，当时他的行政级别都是副总理级别的。这批人全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天天大会批小会斗，就像斗地主一样的。
这是程干远入党后第一次亲眼目睹激烈的中共党内斗争。这一切与他刚到中央机关时的那种美好憧憬有着天壤之别。
程干远：对于党内斗争这种做法，对毛的形象，自己感觉到思想上有所动摇了。为什么会把这个事情搞成这样？
1961年，趁着中央机关精简编制，程干远主动提出调离北京。他想更多地陪伴在南京的家人身旁。原以为地方上环境会相对简单，没想到组织部却把他分配到一个更加深不可测的党务机关。
在这里工作的干部必须是中共党员，因为这项工作涉及中共的机密。这个部门的全称是“中共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程干远：当时组织部的交待就是这是组织上对你信任。这个机构很重要。到底怎么重要，到底它在做些什么，那我是不清楚的。
谍报起家的统战部
程干远：统战部那时候在梅园新村，原来的周公馆，就是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驻地附近。前面就叫国府路（今天的长江路），一直通到总统府这条路。就在国府路和梅园新村交界的地方，有一栋小洋房，听说原来是国军一个空军少将的私人别墅。那个房子很漂亮，维多利亚的建筑，像个小城堡，两层的一个楼房，对着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那条路的进出口。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还都南京。与此同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这里，与国民政府展开和平谈判。距离总统府只有几百米的梅园新村不仅是当时中共要人的驻地，也是中共地下组织联络处，被称作“国民党统治下的地下共产党心脏”。
程干远：当时在梅园新村这个地方，国民党派了很多便衣、特务人员，在路的两边都有监视的点。 我们统战部的楼正好也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据点，因为那个楼前面有一个院子，很大的一片空地，空地前面有一个小的传达室。那个传达室就对着路口，路上来往的行人也好，车辆也好，一目了然。
当年的共产党人恐怕自己也没有料到，短短几年后，中华大地便江山易主。梅园新村附近的这座小楼依旧，却已物是人非。
程干远：现在唯一保留下来一张1962年照的统战部全家福。他们基本上都是南京地下党原来的党员。我们的部长王昭全，他是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进入南京的这批地下党员。
这位杨女士是程干远的顶头上司，早年间以学生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曾有西南联大校花的美誉。
程干远：实际上她没怎么读书，参加了共产党地下工作，实际上就是做情报工作。她当时在西南联大，因为人长得比较出色嘛，而且她善于跟上层人物打交道。她在大学里呆了不止四年，五六年，都是以大学生的名义在活动。一直到“解放”，她的身份可能还是学生，实际上她是一个职业的情报人员。她当时主要是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属于当时的三野敌工部来领导的。
敌工部，全称“对敌工作部”，是上世纪30年代起，中共在军中设立的负责对敌政治宣传、策反和情报收集的部门。
程干远：统战部在最早的时候是和情报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把对方营里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集中起来，打败对方。
最早应用统一战线的应该说是列宁。统一战线是共产革命里面，也就是从苏联开始，所运用的一个政治谋略。
统一战线助中共发展壮大
中国共产党把列宁奉为革命导师，但建党之初却没有领会列宁统一战线的精髓。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方面强调武装推翻资产阶级，一方面要求“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被列宁派到中国坐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因为坚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与中共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矛盾。
程干远：苏共当时的策略就是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当时他们把国民党认为是中国革命强有力的组织者。他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左派，根据远东局的指示，共产党的成立必须要和国民党合作，在中国实行所谓的民主革命。
上世纪20年代初，为对抗北洋政府，孙中山接受苏俄帮助，设立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作出全体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中共利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在国军中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发展自己人马，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1955年受衔的解放军十大开国元帅中，有九人是前国军军官将领。
1927年8月1日，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麾下由共产党人叶挺和贺龙控制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军会同国军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的人马在南昌发动武装叛乱，中共史称“南昌暴动”。“八一南昌暴动”至今是中国大陆高调纪念的建军节。
1927年12月，张发奎的部下，国军第四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和叶挺、张太雷等人率部在广州发起暴动。隔年7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中共秘密党员彭德怀在湖南平江率领属下国军部队暴动。
到1930年春，中共已经在中国全国300个县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兵变让原本没有武装力量的中共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到1933年，中共的中央红军已经发展到30万人，建立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北至陕西，南至海南岛的许多块红色根据地，覆盖了全国十个省份，这些根据地都以苏联的名字称为“苏区”，即苏维埃地区。
中共所谓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所谓的长征，一路溃败至陕北。三十多万红军只剩下不到三万人。
1936年的“西安事变”给了延安窑洞里的共产党喘息和坐大的机会。
程干远：“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对统一战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想，包括毛泽东是主张把蒋介石杀掉的，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但是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必须要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所以他们在策略上转变。
蒋介石获释后，同意与共产党结束长达十年的内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剿共，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两支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以及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又称新四军，并拨发军饷。
到1940年，长征后残存的不到三万红军就已经壮大成4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控制的地区有几千万人口。统一战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不仅如此，中共再一次利用与国民政府的统一战线在国军中积极搜集情报，安插内线，实施策反。
程干远：它首先是做国民党军队里，军政的这些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很多打入它内部的共产党员在起作用。一方面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使得仗未打就先胜了一半，而且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都是把敌人策反。
中国（共）的统一战线把敌军部或者叫情报部结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在实际战争中间，从红军到后面的八路军，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所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一个很重大的因素。
毛泽东曾自豪地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程干远：他把统一战线放在首位。毛泽东是通过他亲身的经验，他总结经验教训，他知道统一战线的威力很大，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一个法宝，在政治上的一个谋略。
上了贼船的统战对象
中共1949年建政后，当年被共产党统策反的国军旧部官兵多数人很快就厄运临头。在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不计其数的中低层官兵被处决，被管制。只有少数被策反的国军高层将领，如程潜、傅作义、张治中戴上了共产党的乌纱帽。
中共建政之初，在政府做官的党外人士不少：中央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所谓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政府委员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谓的“党外人士”；政务院两个副总理都是非中共人士，即黄炎培和郭沫若。
在宗教界，对于西藏最大的两位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北京也是礼遇有加。毛泽东曾亲口叮嘱进军西藏的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将军：“到了拉萨，去拜见达赖喇嘛时，你要行磕头礼致敬。”直到1965年，达赖喇嘛出走多年后，北京还保留着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表面看来，这些人被奉为座上宾，但是在中共内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统战对象。
程干远：当时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统战部的工作，有很多叫作“内外有别”，对外是一套，对内又是一套。这就是两个不同的面孔了。
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党委中继续设立统战部。各级统战部都掌握着一批统战对象。
程干远：统战工作的对象在“解放”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的中上层人物，或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些高层人士，一些社会名流。它为什么在夺取了政权以后还要保留统一战线？它要巩固这个政权。它知道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在1950年3月21日的统战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主要职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调整关系”。
在统战部内部，这句话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程干远：每个统战部干部都要确立一个宗旨，统战部到底干什么的。这句话每个统战部的干部都要印在脑子里面，叫作“要时刻掌握阶级斗争动向”。所谓阶级斗争动向，在武装斗争期间，那就是情报工作，敌方的一些动向，军事上的部署。“解放”以后，主要就是掌握所谓统战对象，这些民主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他们的思想动态，真实的思想，对党的态度。共产党人知道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关系内心实际上是很紧张的。他们不可能是所谓同心同德。
初进统战部的程干远被分配到一个叫党派处的部门。
程干远：党派处的任务当时很明确，主要就是两项，一个就是做民主党派，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上层人物的一些统战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做知识分子。现在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和党派处分开了，那个时候因为在基层，统战部人数还是比较少的。统战部党派处当时四个人，三个女将，只有我一个是男的。
国共内战期间，所谓的 “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曾是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的亲密盟友。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的发言时说：“中国急需团结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
不过，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那时的“民主人士”还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对于这个声称追求“自由”、“民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颇有好感。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撰文道：“早在1948年，民主党派的众多名流已经上了中共的统战贼船，章伯钧等人也从香港前往中共解放区东北。但他到了东北不久，就萌发了上当受骗之感。好在，中共刚掌权时，还多少做了些权力分享、联合政府的样子。”
从这份当年绝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来看，中共党人根本不想和“民主党派”平起平坐。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他对斯大林说：“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它们都公开地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谈到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刘少奇说，“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16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
长期共存 谢党隆恩
1949年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用刘晓波的话说，“章伯钧当年的上当感逐渐复活”。
程干远：“反右”对他们的教训是很残酷的。过去胡适到台湾以前，毛泽东就做了他的工作，写信给他，通过地下党，希望他留下来。当时胡适看了信以后说，国民党的民主自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但是共产党是个有无的问题。恰恰是他的儿子没有听他的话，留在北京，最后自杀，尽管写了很多骂他父亲的话，但是还是不能过关，被迫自杀了。
胡适的这番“民主多寡有无”的话其实是引述储安平1947年发表在《观察》杂志的文章。
储安平，时任《观察》杂志社长兼主编，因为经常刊发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储安平从上海逃到北平，周恩来还亲自去探望过他。
隔年9月，储安平出席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还当上了人大代表。
1957年，在胡乔木的推荐下，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但短短几个月后，他的一番“党天下”言论触怒毛泽东，成为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再度遭受严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给友人留下一张字条后，就去向不明，从此人间蒸发。
官方承认的数字说，“反右运动”中正式划为“右派”的有55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但实际上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如此。中国学者许良英认为，如果算上被诛连的亲属，“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有500万。
程干远：我到统战部的时候“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在“民主人士”当中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些人都是惊弓之鸟啊，因为有一些人敢于直言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私下里对共产党都是噤若寒蝉的。
“解放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帮了共产党很多忙，特别是民盟这些人。在知识界，当时学生一直在闹学潮，在所谓的蒋管区，金融风波啊，都是通过“民主人士”来实行的，用他们的手段搞垮了国民党。结果他们得到的下场都是一个个被关在笼里面。共产党这种过河拆桥，完全不讲信誉的做法，在“民主人士”中间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很多人对这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共产党是没有信任感的，表面上讲的都是好话，但是私下里不会信任共产党的。
对于很多“民主人士”来说，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犹在耳边。当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反右运动”后，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产党的真面目后，将这段话戏说为，“长期共存，谢党隆恩，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程干远：“反右”以后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有的人就总结了一句，我们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那就是“听，跟，走”。听共产党的话，紧跟党中央，中央说什么就是什么，走，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党中央，走社会主义道路嘛，这就是我们改造的目标。
解说：80年代初，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获得平反，中央级“右派”中只有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五人不予改正。
“我们就是专门干小报告的”
对于“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统战部都留心记录。当年，程干远在统战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写简报。
程干远：我们自己有个定期的刊物《统战工作情况简报》。这个简报有时候就提供给省委统战部，有时候提供给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有时候就会根据这些简报登在中央统战部内刊上，作为一些机密文件来传阅。
美国之音萧雨：听起来很像是搞小报告的。
程干远：我们是专门干小报告的。哈哈。
打小报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主党派里的干部。
程干远：这些干部中间有一部分叫“交叉”党员，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过去做地下党的，他们就参加“民主党派”。“解放”以后，他们在“民主党派”作为专职的干部。他们的目的就是和这些上层的“民主人士”交往。
各个“民主党派”当时都有一批“交叉党员”。这个就是统战部当时依靠的主力，依靠的对象。通过他们去接触党外的这些“民主人士”，经常地汇报他们的动向。
比如吴贻芳这样的大统战对象，原来金陵大学校长，后来安排做江苏省副省长，因为她是女的，那我们就专门派一个女干部，去跟她做工作，去接近她。
有时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小报告就到手了。
程干远：我记得当时有个“民主党派”的副市长，工商界的，共产党把他当作左派来看的，这个人有一些活动力量，后来被安排了副市长，他就通过和一些工商界头目经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们的一些真话套出来，然后向统战部汇报。他们的行动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共产党的掌控中。他们在私下里讲的一些话，统战部都是一清二楚。
解说：一些打小报告的人是“民主党派”中公开的中共党员，比如 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胡愈之。
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录 《往事并不如烟》中写道：“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之。”
直到“反右运动”过去40多年后，章诒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她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那个少女时代的她认为对所有人都好的“冯伯伯”，其实是统战部派到她家负责监视父亲的“卧底”。
除章伯钧外，费孝通、潘光旦、罗隆基、钱钟书等诸多政界和文化领域的精英都曾是冯亦代的监控对象。但是尽管冯亦代当年极尽所能，积极向上级汇报监控成果，他的入党申请却始终没有获得批准。
2000年，冯亦代出版《悔余日录》，对自己当年为摘掉“右派”帽子，充当统战部告密者的行为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冯亦代自己道出真相，这个秘密恐怕还会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像，这类告密者远不止他一个。
程干远：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像丁光训之流的，赵朴初，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地下党员。丁光训还是第一批派到美国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到美国来的，以神学留学的身份，得到神学博士的党员。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一直到政协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1950年，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的讲话中说，对于有一定合法地位的社会团体，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要通过其中的进步份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逐步地改变其政治面貌”。
前面提到的赵朴初是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平日里，他只和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单线联系。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
程干远：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个影响太大了，他们有些国际上的影响。一公开人家觉得你这完全就是搞假的嘛，他怎么是共产党员。你怎么搞一个共产党员来主持一个很大的佛教活动？那影响太坏了。
“文革”期间，曾有一位潜伏在庙里的共产党员露了馅。
程干远：他是假和尚，他是我们派进去的卧底，在和尚中间，在宗教界的卧底。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一些红卫兵，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因此就批斗。他被批斗得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他说，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产党员。
有时统战部还通过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个人隐私，以此为把柄让他们俯首帖耳。
程干远：这也是共产党对外不能公开的秘密手段。比方说有一个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他好色。他有一个小老婆在上海，还有一个在南京。他每个礼拜都坐飞机到上海。但是他不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自己住在南京，他在闹市区中心的楼上保留了一个小的办公室，他利用这个地方玩弄一些女青年。因为经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女的到他那儿去，就给公安部门发现了。公安部门就监视他。这个事情就跟统战部汇报了，因为牵扯到他这个的头面人物，不敢随便动啊。
统战部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就要我和另外一个工商处的一个干部去提审，调查一下这个情况。这些女的大部分是一些饭店的服务员，还有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工资都比较低。每次给她们20块、30块，相当于她们一个月的工资了。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以后向部长汇报了。
如果公开处理他，就要把他撤换掉，对我们政治上也是一个损失。这样部长就找他谈话，要他写个检讨。他一听当然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把柄被抓了。他就写了一个书面检讨。部长就把检讨交到党那边，以后不管共产党讲什么话，他都表现得很积极，非常听话。这个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位安排，还得到了提拔，本来是政协常委，后来还弄到政协副主席，因为他听话嘛。
两会——统战部导演的木偶戏
1949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当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全文6000余字，没有一处提到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各“民主党派”之上的执政党。
直到中共建政40年后的1989年，中共中央才终于出台文件《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民主党派”定义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
但是从50年代开始的所谓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协商对话、共商国是的双周座谈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程干远：双周座谈会，现在还在实行的，中央统战部现在还在做的。所谓协商，当然就是共产党给“民主党派”做指示了。双周座谈会是一个形式，参加的都是各个“民主党派”的头头，还有的就是统战部的部长，有时候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直接出面跟他们所谓“协商交流”，也就是给他们做指示，做报告，就是把党的方针政策给他们讲，然后大家表态，表示拥护。
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是统战部最忙碌的时刻。
程干远：整个会议期间有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大会秘书处，这个是公开的一套班子，比如说政协的秘书处，人大有一个人大办公厅，他们做联络工作，他们也出简报。
还有一套就是我们统战部干的，那个就是内部简报了。这个简报几乎也是每天一期，我们是开足马力天天来干这个。这个都是会外的讲话，通过会外收集的情报。
小组会议专门有联络员。一共有两个联络员，一个是对外的，是人大、政协这些机构派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统战部派的。统战部这些处长们都是联络员。他们每天都要汇报情况。比如今天这个政府报告讲完了，会上都是讲好的，一片好，形势一片大好，全是按照共产党那一套讲。背后当然有人就讲了，背后当然有一些牢骚的话。这个只能给参加会议的统战部长或者市委的常委这一级的人看的。
“民主人士”中流传一句话，统战部是“党外人士的组织部”。两会代表这类政治安排少不了统战部的精心策划。
程干远：所谓的民意代表就是共产党安排的代言人，为共产党说话的人。两会代表的人事安排首先是由统战部人事处来安排的。人事处提出初步名单，由统战部长来画圈圈。然后提交到书记处讨论，然后由书记拍板，然后才能定下来，然后去发证书。
会场上党外人士的发言稿也一律事先经过统战部审查。
程干远：实际上我们是两会发言稿的一个内审组，但是我们不公开的。我们不说我们审查你稿子，不会说。如果我们看这个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就说你去讲。如果是有问题的，我们就要跟民主党派的干部说，你们去沟通，语气上应该怎么样。这些人当然很领会，来的肯定是党的意思嘛。实际上他们在发言，我们都知道，这个稿子我们早就看过了。
统战部的另一项任务是确保选举万无一失。
程干远：两会有一个党组，它叫临时党组。临时党组一般都是统战部长当负责人，或者市委副书记担任临时组长。保证一定按照名单投票，不能乱写。你一般要保证全票通过，有少数人投票不同意，这个他们事后都要查的，要查谁投反对票的，下次就要考虑你能不能再当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所谓民主体制的一个真相啊！
程干远说，每当他看到那一群衣冠楚楚、手提公事包的人鱼贯进入会场，一齐举手，一齐鼓掌，一个个毕恭毕敬上台发言，他都觉得这像是一场木偶戏。统战部是这场大戏的导演，自己曾经是那些木偶的牵线人。
陪大统战对象李宗仁游江南
在程干远的统战生涯中，接待前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下江南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宗仁是著名国军桂系将领，在1948年的国民大会上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当年10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李宗仁没有同行，而是去了香港，之后更是带着家人远走美国。
中共从50年代中开始派人和李宗仁接触，争取他返回中国。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远回忆说，从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间，他曾五次前往北京，每次都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从美国转道瑞士，最终抵达北京。李宗仁归国作为中共对台统战工作的重大胜利，一直为大陆一方津津乐道。
程干远：蒋对这点是特别忌讳的，因为他当过副总统。副总统投共了，对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挫败。
当时李宗仁的待遇是按照国务院副总理的待遇。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定的。对李宗仁的安排问题原来有个讨论。周恩来他们想给他一个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很不好安排，因为安排他一个政协副主席就在张治中他们之后了。毛泽东当时有个批示叫“不安比安好。”不安比较好说，就叫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宗仁先生。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张支票给他，20万人民币。当时20万人民币是不得了的。当时20万人民币什么概念，那就相当于现在2000万都不止。
1966年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病故后，周恩来安排李宗仁下江南散心。
程干远：当时阵势还是很大的。他们来都是专列，他们享受国家元首级待遇嘛。我当时的任务就 。这个简报就是一个特殊简报了，不是给我们部看的，这个简报是给中央看的。中央统战部有个简报叫《零讯》。这个简报是直接给毛泽东看的。我的任务就是把他（李宗仁）讲的话，每天的活动的情况写成简报，然后用加急电报，通过公安部的保密电台直接发往北京。第一天晚上发去，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就能看到。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喜欢看《零讯》？这个有一种帝王心态，他喜欢看他原来的对手，现在变成他的阶下囚，他的思想、面貌，他感觉到一种胜利者的喜悦。李宗仁应该说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很敏感，对于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他很清楚，尽管他出来前呼后拥，但是他知道他的一言一行肯定是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所以他讲话不是乱讲的，尽管他好像谈笑风生，但是他是有分寸的。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他是分得很清楚的。
打开吃人机器的大头钉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国各地武斗成风，天下大乱。这年夏天，程干远遇到了人生中的一次劫难。
一天，他的一个笔记本被人翻了出来。扉页上的毛主席像上有一些红蓝铅笔画的圆圈，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眼镜，颇为滑稽。那是多年前一个邻居家的小孩调皮画上去的。就是这样一个孩童的信手涂鸦让程干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程干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开除工职，下到农村去监督劳动。先是坐牢，又下到农村去监督劳动，等了六、七年时间嘛。68年被抓，关了一年，69年出来，到五七干校，到70年就下到苏北农村，最苦的地方。
直到1980年胡耀邦亲自做了批示，他才得以落实政策，返回南京。从那以后，他远离官场，开始潜心从事法学研究。
2000年，程干远退休后来到美国。在海外生活的这些年，他看到共产党的这部“统战大戏”还在重复上演，卷入的演员不仅没有减少，还大大增加，范围也在中国大陆之外不断扩展。
程干远：统战部有好多直属的机构，对外都不说是统战，像欧美同学会、黄埔同学会、以同学会的形式，一般的理解同学会就是大家交流友谊、联系联系，但是这些作为中央统战部的直属机构，是有专职人管他们的，策划这些人怎么活动。它所有的活动都在统战部的掌控之中。很多是打着宣扬中国文化、儒家学说之类的。我们留下一个历史，为了使大家更清楚中共的运作过程。
程干远在《中共统战部揭秘》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回顾我的一生，在大陆生活六十四年，可以说都在做党的“螺丝钉”，是为这个红色政权在流血流汗。也许我这颗“螺丝钉”的纹路不太对，总还保留着“人性”的劣根，所以总是拧不到一块去，有时还被掷得头破血流，最终成了打开这部吃人机器的一枚“大头钉”。
离开中国前，程干远本有机会重返官场，但他发誓今生不再做共产党的官。对比中国官场的五光十色、声色犬马，他在美国的生活平淡简朴，但是他说，这是一条心地光明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