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一）BY Louise Hay (ZT)

序：本文选自露易丝•海 的作品《生命的重建》。这是一部誉满全球的健康观念第一畅销书，被誉为生命教育圣经般的巨著，曾经创造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连续50周第1名的骄人记录。露易丝•海在书中给我们揭示了疾病背后所隐藏的心理模式，从而为人们开辟了重建生命整体健康的完美道路。

下面是书中她所记述的自己的生平故事。在这里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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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一）    “我们都是一样的。”

　　“请您简短地告诉我一些你童年的事情。”这是我问过很多客户的一个问题。我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细节，我只是想要了解那些模式从何而来。如果他们有现在的问题，那是因为造成这些问题的思想模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控制他们了。

　　在我1岁半时，我的父母离婚了。我并不记得情况有多糟糕。我惟一还记得的可怕的事情是，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必须出去工作了，她把我寄放在别人家。我一刻不停地哭了三个星期。照看我的人对我的哭泣不知所措，我母亲不得不把我领回家另做安排。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敬佩她，作为单身母亲，她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可是后来，我得到的关爱不像以前那样多了。

　　我的母亲又结婚了。我一直不能确定，母亲是因为爱我的继父而再婚的，还是因为想给我们母女俩找一个家。这个男人在欧洲长大，在一个德国大家庭。他生性残忍，没有学过任何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的知识。我母亲怀上了妹妹，这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突然袭击了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家陷入了暴虐的沼泽。那时我刚刚5岁。

　　雪上加霜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那时，一个邻居，我记得他是一个老酒鬼，强奸了我。我清晰地记得医生的检查过程，以及我作为主要证人参加的法庭审判。那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我总是听见别人在说：“都是你的错。”所以在很多年里，我都害怕那人被释放以后会来报复我，因为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

　　我童年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忍受身体上和性方面的虐待，外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我的自我形象越来越差，好像对我来说什么事都不对劲。我开始在我的外部世界表达这种模式。在我四年级时，发生了一件能够代表我那时的生活的典型事件。有一次学校举行晚会，有好几个蛋糕供大家分享。除了我以外，这个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衣着破旧，发型也很可笑，还穿着一双拖沓的黑色鞋子，身上散发着每天吃的用于驱虫的生蒜味儿。我们家永远没有蛋糕，我们买不起。我的一个邻居大婶每周给我10美分，在我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可以得到1美元。那10美分被列入了家庭预算，而那1美元用于在“一角钱商店”里买我的内衣。

　　因此，在学校举行晚会的那一天，那里有这么多蛋糕，他们都在切它，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几乎每天都能得到两三块蛋糕。当老师最后走到我身边时(我当然是最后一个)，蛋糕已经没有了。一块儿也没有了。

　　我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我当时“已经深信不疑的信条”——我是没有价值的、我不应当得到任何东西——驱使我站在了最后并且得不到蛋糕。这是我的模式。他们只是我的信念的映射。

　　在我15岁的时候，我无法继续忍受性骚扰，从家里和学校逃了出来。我找到了一个宴会服务员的工作，这比在家里时做繁重的体力劳动轻松多了。

　　由于对爱的极度饥渴和卑微的自我认知，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一个对我好的人；就在我刚刚过完16岁生日不久，我生下了一个小女婴。怀孕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无力抚养她，但是，我能够给她找一个良好的、爱她的家庭。我找到了一个没有孩子又渴望拥有孩子的夫妇。我产前最后4个星期一直住在他们家里。在我住院期间，我给新生儿起了他们家的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体验到任何做母亲的喜悦，只有失落、罪恶感和羞耻。那段经历成为我必须尽快克服的心理障碍。我只记得婴儿那不同寻常的大脚趾，就和我的一样。如果我还能见到她，根据脚趾我就能够确认是不是她。婴儿刚刚出生5天我就离开了她。

　　我立刻回到家里，并且告诉母亲谁成为了下一个牺牲品。“你不会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带你离开这儿。”她跟着我，离开了10岁的妹妹和她的父亲。妹妹一直是继父宠爱的小宝贝。

　　我帮助母亲找到了一份小旅馆服务员的工作，之后为她安排了自由舒适的公寓，我感觉我已尽了自己的义务。我和一个女友一起去了芝加哥——三十多年里再也没有回故乡。

　　在很久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作为一个孩子所体验的暴力，在很长时间里都让我感到自己是多么没有价值，我所吸引的男人都是虐待我、经常打我的人。如果我将我的余生用于斥责男人，那么我可能还会得到相同的经历。然而，通过积极的工作体验，我的自尊心逐渐成长起来，那些男人也渐渐离开了我的生活。他们与我的旧模式相适应，即“我只有被虐待的价值”。我不是在为他们的行为开脱，假如我没有那样的思维模式，他们就不会被我所吸引。现在，一个经常打女人的男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还有我这个人存在。我们的模式不再互相吸引。

　　在芝加哥做了几年服务工作以后，我去了纽约，很幸运地成为一名高级时装模特。即使是为著名时装设计师做模特，我还是无法建立起自我价值感。这些工作只是让我更多地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我拒绝认识自己的美丽。

　　我在时装界干了很多年。我遇到了一位富有魅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绅士，和他结了婚。我们去世界各地旅游，遇到过皇室成员，甚至被邀请参加在白宫举行的晚宴。尽管我是一名模特，并且有一个足以让我自豪的丈夫，但是我的自尊程度仍然很低，这种情况一直到我从事心理研究之后才开始改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