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天涯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前段时间我在读两位历史学家各自撰写的世界史，一本是美国的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写的《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一部书分成两卷），另一本是德国人曼弗雷德•马伊的《一口气读完世界史》。刚读完第一遍，目前还在仔细消化读过的内容，边想边写，就有了这篇短文。拿出来献个丑，欢迎爱好历史的朋友们一起探讨。
本 文的题目稍微大了点，我无意（也欠缺足够的学识）去总结欧洲历史发展的特点。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脑子里想得其实是中国历史，暗自把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做了点比较。因此本文所说的“特点”，其实是与中国历史相对而言，侧重于中国欠缺或者情况不同的特点。
必须先说明一下，欧洲发展进程中起最根本作用的两个因素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有关这两个因素的相关论述著作可以说浩如烟海，远非一篇短文所能涉及，以后有时间，再整理这方面的思路，本文暂且不谈它们。
第 一个特点：欧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在权力结构上几乎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持续的大金字塔，而是数十个不断变化的小金字塔，这一情形如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欧洲，没有一个势力能够不受另一个（或几个）地位相等的力量的制衡而独立存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在地理上和政治上，“分”的时期远长过“合”。 查理曼帝国虽盛极一时，但存在的时间很短，不到五十年就一分为三；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即使在其巅峰时期版图也始终没有覆盖今日的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地区，而且这个帝国名义上虽然一直存在到19世纪，但实际上从12世纪起一直处于松散的联邦形式，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非常象中国的东周末期。
即使在一个国家内，君主也绝非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横的方向，罗马教皇的地位基本上高于君主，本国教会的地位不仅与君主平起平坐，而且在地方的势力很大。教俗之间有合作（9-11世纪），也有相互争权，但基本上彼此之间有相互制衡的关系存在。纵的方向，领地内的贵族（后来过渡发展成商人阶级/资产阶级）也对君主势力既互相依赖（联合抵御外来侵略或教会势力），也互相制约（税收利益分配、对领地的实际管理权）。
就这个特点来说，中国历史的情形即有相似也有不同。从秦朝算起，中国以中原为中心形成的统一（包括蒙族创立的元朝），约1000年左右，而分裂时代大约1300年 （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代长于统一时代，虽然两者在量上差距不大，但可以说基本与欧洲相似。不同的是，在任何一个统一时代，在统一区域内都有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没有与其地位相等的制衡者存在。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在几乎一半时间里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形态稳固的金字塔。
第 二个特点，欧洲的发展中一直存在来自上层和民间的、自始至终的对商业的支持和对商人的尊重。商人阶层是技术革新（尤其是工业革命）和民主政体的背后推动力。十字军和后来各种海上探险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消灭异教徒）和寻找财富（黄金），以这些探险为直接动力，导致了航海技术的极大进步和之后其他工业 技术革新。皇室与商人、平民平等地参与对海外探险的投资，并直接导致股份公司这一新事物的出现，推进了商业契约的进步。
商业在中国的情况有些蹊跷。虽然从文官集团、地方乡绅到普通百姓，没人和经济利润过不去，明着暗着追钱逐利的反倒是不少，可是在官方话语和现实中，旗帜鲜明地追求利润的商人（即使是正当合法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却历来很低。
第三，小金字塔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并随着商业的发展愈演愈烈，这些竞争带来了科技进步，直接推动了国力的增强。海上霸主的几度易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就是例子。
中国历史上，来自外部的竞争也有不少，比如大大小小游牧民族，有些甚至将中原政权取而代之，比如元清二朝，但是在大金字塔内部，促使技术进步的动力几乎为零，这点后面还会讲到。
第 四，欧洲没有“士”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中世纪的欧洲主要有三个社会阶层：封建（采邑）主和教士阶层、骑士阶层、农民（自耕农和农奴）。文化知识（主要是宗教有关的文学、语言知识和少量数学、天文知识）的掌握和传播的权力在教会（修士）手中，而教会没有或者缺乏对社会的世俗控制权（该权力在封建主手里），因 此在欧洲，从来没有形成在中国宋代以后实际管理国家的文人（士）阶层。
我国宋代以前，政府官员主要来自地方有势力的家族，或者来自皇族本身；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在唐代逐渐壮大，至宋代形成规模，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书人得以大量进入各级政府部门，形成文官系统。到了明朝，这一文官系统极度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实际的管理者和操纵者。
文 官治理国家，这一点曾让欧洲的知识份子羡慕不已，但是在中国历史的文化背景下，情况并非听上去那么美妙。文官出身于底层、乡绅或者商人阶层，但是一旦他们进入文官系统，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在利益上既代表不了底层农民，也代表不了乡绅商人。虽然在个体上他们不乏为本家族牟取利益的行为，但在整体上他们 代表的不是某个阶层，而是一种“道统”。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农民的成分，也有儒家的成份，因此行为方式也是这两者的混合。在公众视线里，他们以“道统”的名义对下行使管理职能，对上向皇帝负责，至于他们在名义背后的心理动机，则十分复杂。庞大文官系统的存在，大金字塔的超级稳固结构，对商人的低视，中国相对 众多的人口，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整个社会丝毫没有推进技术进步的动力。
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儒家文化也是主要因素之一，我个人对这个观点持保留态度，我的看法是儒家文化也是某种结果，而不是起因。
第五，人口相对少，资源相对不足，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土地的单位产量远小于中国的水稻，因此对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大。后来在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欧洲对海外财富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巨大。
而在我国，除了天灾造成的歉收以外，农民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生存压力相对小得多。在明代商业发展时期，中国充足的人口资源让商业主很容易能将产品保持在低廉价格水平上，因此没有改进生产技术的动力。
第六，地理的因素使得欧洲与其他地区的交流相对容易得多，尤其是早期与中东的交流（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对欧洲的入侵），既扩大了欧洲人的心态和视野，也为日后的扩张政策埋下伏笔。
中国西部的险峻高山将中国隔绝在了欧亚大陆东端，既阻挡了来自西方的入侵，也阻断了双方的有效交流。明代的航海技术曾经是世界领先，但几下西洋之后，远洋探索行动最终被皇帝下诏终止，中国从此进入闭关锁国状态，直到19世纪被欧洲人从海上用武力打开大门。
第 七，文艺复兴运动让欧洲人从崇拜上帝向崇拜自己（人类）转化。仍然保持对上帝的崇拜，但不再被动地接受命运、祈祷来世，而是相信人类的智慧，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力，注重现世。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发起）过程中，西欧地区（主要在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加尔文教派，更是鼓励通过个人的勤奋和节俭来改变命运， 这一精神后来随着一部分加尔文教徒（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被称为清教徒）移民美国而成为“美国精神”的重要内容。
我国没有宗教传统，对现世投入几乎全部关注。对知识份子来说，儒家强调尊重等级，听命于传统；道家讲清静无为；禅宗主张“本来无一物”，在人生态度上都消极了点。广大的底层百姓中信佛的不少，但绝大部分真正在乎的实际上仍然是佛对现世的好处。
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儒家思想，究竟谁是因谁是果？这个话题非常大，应该另有高人论过，就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