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有了砸破铁饭碗的念头,就立刻有个机会摆在面前。事情的进展快得超出我的想像,我反而有点不知所措了。一旦走出这一步,就意味着彻底放弃国营单位所提供的一切从住房到医疗的保障。当时,单位里正在盖新房,分房已经提前开始,如果我继续留在单位,我将在一年后搬进新房子。舍弃这一切,设想的时候容易,到了真该出手的时候,心却开始扑通通地跳。
那年的欧洲冠军杯决赛,是在拜仁慕尼黑和我最喜欢的曼联之间展开。中国的绝大多数球迷都是被意甲培养起来的,我也不例外,AC米兰曾经是绝大多数中国球迷的最爱,其中也曾经包括我。不过,我最初喜欢意甲并不是因为AC米兰,而是因为它当年的对手那不勒斯队,原因很简单,那不勒斯队有一名我最喜欢的球员,此人名叫马拉多纳。AC米兰的强势兴起令人无法拒绝它的魅力,但是我对AC米兰的喜爱仅仅持续了三年,在它踢出58场不败纪录的那两年,我发现自己不再喜欢它,因为AC米兰不再象“三剑客”刚加盟的时候那样激情澎湃,令人荡气回肠,而是基本上变成了一架善于以1:0战胜对手的获胜机器。尽管那个时候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球队,曾经在世界各地巡回踢友谊赛“教别人踢球”(当年法国报纸的评价),但我恰恰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关注AC米兰,而转而关注英超了。那时的英超远不是欧洲最强,英超球队在三大杯里很少能杀进四强甚至八强,但是我喜欢英超,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充满激情。
我从坎通纳时期开始关注曼联,一直想亲眼看到他们在欧洲冠军杯里有所建树,一直没能如愿。98年,他们终于闯过了宿命般的对手尤文图斯,杀进决赛。比赛前,我对自己说:如果曼联赢了,我就跳槽;如果输了,就留在原单位。
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拜仁1:0领先。快到90分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大局已定,拜仁的教练显然也是这么认为,他把马特乌斯换了下来。后面发生的事情很少有球迷不知道,当娃娃脸的索斯克亚为曼联打进第二个球的时候,电视镜头给了坐在场边的马特乌斯一个特写,他僵在那里,望着本队的球门方向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了他的心情:怎么会这样?
曼联举起奖杯的那一刻,我一边喝干杯子里最后一点啤酒,一边开始考虑该怎么写辞职报告。一周以后,我离开了单位,开始在“恒海数码”正式上班。
这家公司的总部在美国马里兰州,主要业务是承接软件开发项目和计算机系统设计。西安的这家分公司刚成立没多久,正在招兵买马。上班的第一天,邹少同领我去经理办公室见了公司总经理罗士贤。他五十左右,穿着打扮讲究得体,言谈举止间透露出干练。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见到我有些冷淡,只大概问了些情况,就借口出去办事离开了。
我隐约有种感觉,罗士贤和邹少同之间有些问题,但我来不及多想这些,因为邹少同很快就向我分派了第一项任务:公司在乌干达有个计算机项目,需要有人现场开发并做系统维护。目前已经有人在那里,我将去替换他,在乌干达工作半年。我现在必须尽快熟悉该项目的一切,争取一个月内出发。
我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熟悉了该项目的结构和模块设计,顺便从邹少同那里了解了一些该项目的背景。
位于非洲的乌干达是艾滋病多发地,联合国在这里与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合作,建立了一座中心实验室,为新生婴儿的艾滋病防治从事相关研究。这家中心实验室每天需要将几百条实验数据输入电脑,时间长了,这些数据的输入,查询,报告输出,账单管理变得日益繁重,因此需要一套信息管理程序为他们的日常工作提供便利。“恒海数码”的美国母公司在招标中获胜,为节约成本,决定从西安分公司派人去乌干达完成程序的开发和维护。邹少同是这套系统的主要设计者,第一位派去乌干达的软件工程师是邹少同的一位学生。
当天晚上,邹少同请我吃饭。席间,我小心翼翼地谈起罗士贤,邹少同的脸上立刻浮现一丝不屑的神情:“他原来是在政府部门搞行政的,对技术一窍不通。公司的美国总部里有一位副总是华人,跟罗是亲戚,他就这么当上总经理了。美国公司也搞任人唯亲这一套!”
这几个星期里,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邹少同和罗士贤之间的不和,原来症结在这里,难怪罗士贤第一天见到我就有些不对劲,现在看来,原因不难猜到。是邹少同我把招进公司的,也是邹少同领着我去见他的,在他心中,我显然是和邹少同一条船的人。刚进公司就陷入了这样的关系中,而且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想到这点,我有些丧气,好在离出发的日子不远,我可以暂时避开这些人事纠葛。
从北京到乌干达需要倒两次航班,第一次在香港,中间有一天的等待时间,因此不得不在香港住了一晚,我住的地方是离尖沙咀只有十分钟步行距离的龙源丽景酒店。住下的时候是中午刚过,我在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开始沿着弥顿道向海湾走,不久就来到一个码头。维多利亚湾近在眼前,站在岸边向对岸眺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如同一只巨大的海鸟卧在水边的会展中心,它的身后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其中很容易能找到象一把剑的中银大厦。天空乌云笼罩,让远处的建筑被覆盖在一片迷蒙之中,让这座“东方明珠”显得忧郁而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