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四季：白露（6）

罗文中从这一天开始，除了工作中必要的交流外，不再和父亲多讲一句话。有时候我们晚上出去散步，远远看到罗文中夫妇，他们会巧妙地绕开，避免碰到我们。罗扬高中毕业没多久就远嫁美国，罗力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西安开了家经营电子元器件的小公司。

 

我大二的那年暑假回西安，父亲告诉我一件事：罗文中利用工作之便，几次通过罗力的公司购买电子器件，从中收受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罗力手下的一名员工与罗力有矛盾，把这件事透露给了地研院领导，事情因而败露。罗文中退还了私吞的钱款，被撤消了副主任职务，并受到党纪处分。事情过去不久，罗力去了深圳发展，很快把罗文中夫妇接了过去，从此我再没见过罗家任何一个人。

 

1987年时，父亲代表单位去外地招收应届毕业生，在北京地质大学招到了一位品学兼优的研究生。这位名叫陈宏章的年轻人，老家在甘肃，家境贫寒，因此在学业上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父亲对他的勤奋和踏实颇为欣赏，从他一入所就对开始了对他的悉心培养，后来甚至连物色女友都替他操心。陈宏章没有令人失望，不仅完成了在职博士学位，在科研上独当一面，而且在仕途上也稳步上升，34岁的时候被任命为地研院的副院长，在全系统都是最年轻的一位。

 

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其实暗地里一直在办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等到手续全部办齐他才跟单位挑明。尽管所有的人都尽力挽留，但是他去意坚决，很快，一家三口踏上了飞往加拿大的航班。这件事当时在地研院所造成的轰动之大，直到今天仍有人在谈论。

 

但是移民之路远不是移民中介公司所描绘的那般轻松美妙，陈宏章很快就发现，他所学的专业在加拿大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太低层的工作他又不愿意做，于是一耗就是一年多，好在他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能够维持全家的生计。后来，陈宏章不得不放下博士的身段，开始寻找任何能胜任的工作，最后在一家公司当起了看门人。从一个冉冉上升，前途光明的希望之星到一个看门人，这中间的落差无法不令他对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但是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几年，地研院的经济效益时好时坏。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以后，全国煤炭行业出现全行业火爆，煤炭供不应求，地研院也因此赚得盘满钵满，职工们均受益不浅，许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工人都自己买了车，家属楼的户型更是越盖越大。我2007年回去的时候，看到我家以前曾经住过的两栋楼早已经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两栋二十多层的住宅楼。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颇为复杂。我在这个单位的家属院里长大成人，而如今那些印证着我童年记忆的老建筑正在一个个消失，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那些往事从来没发生过。

 

父亲说，如今在地研院里上班的人他没几个认识的，现在的年轻一代想法多，各有自己的主意，许多行为方式父亲颇不理解。父亲感叹说，看来他真的老了。

 

文革。对我父母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词注定要在他们的人生里写下重重的一笔，唯一的不同，是有些人的这一笔是“丰”字的一竖，有些人是“二”字的一横，还有人是“澜”字的一点，也有人就是一个“一”。相对于其它闹得比较凶的单位，地研院在文革十年里平静得多。虽然也有人被打倒，也出了几个造反派，但是总的说来波澜不惊。

 

地研院里有一位叫王师岳的老兄，退伍军人出身，在保卫处工作。刚进所的时候还挺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脑子出了点问题，一般没什么，但发作起来有点神叨叨的，行为举止很象老顽童周伯通，但远不如老顽童那样可爱。

 

文革结束前一年，有人在车库的墙上发现一条发动标语，全所上下立刻把它当作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展开调查。标语是用小毛刷沾着红漆写的，一开始，调查人员试图从追查笔迹入手。于是所有职工包括家属，甚至包括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只要是能写简单汉字的人逐一排队。调查人员照着纸念几句事先精心准备好的短句，每一句里包含着一个到两个反动标语里出现的字，被调查的人用小毛刷沾着墨汁在纸板上听写。那年我正好在幼儿园上大班，第二年就要上小学，因此也成了被调查的人员之一。

 

对笔迹的工作花了一周多才全部完成，结果令人失望，调查人员没能找到与标语匹配的笔迹，于是单位领导决定请公安机关帮助。真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公安局的人勘察了一遍现场，在墙上距离标语六七米处发现一小块带着红漆的指纹，他们判断是写标语的人手上粘了红漆，离开时手指无意中蹭到了墙皮所致。指纹很小，而且那一片墙皮本身略微泛红，因此指纹上的红漆极不显眼，很难被注意到。公安局很块检验出这是一个成年人大拇指的纹路，掌握了这一点，公安局的人让保卫处协助提取每个职工的大拇指指纹做比对。由于保卫处是协助调查，因此他们暂时没有被提取指纹。

 

第一次指纹比对的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公安局的人开始把目标转向保卫处，结果发现从王师岳的拇指上提取的指纹纹路非常怪异，公安局于是检查了王师岳的右手，发现他的大拇指指肚被用锉刀锉过，因此纹路怪异，王师岳立刻被收审，没费警方多少力气就全部招供。

 

让公安局头疼的事情在后头。王师岳在看守所里开始犯病，时不时胡言乱语，上窜下跳，严重时口吐白沫，昏迷不醒。狱方为此专门找了个医生给他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王师岳患有中度精神分裂症，狱方只好把他转到了精神病院。

 

那是地研院的绝大部分人知道的王师岳的最后动向，父亲后来听一个与王师岳妻子一直保持联系的人说，王师岳在精神病院住了七年，出院后福利机构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但是他从没去上过班，而是迷上了气功。练了几年觉得不过瘾，于是干脆自己发明了一套什么功，不仅自练，而且四处宣扬，还真招收了不少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