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四季：白露（4）

每天上班，地研院的职工一半人去街南上班，另一半人去街北测量局里上班。下了班，这些职工和测量局的职工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同一座楼里，各家各自烧火做饭。在外人眼里，没人看得出他们其实属于不同的两家单位。

我们家的左右和对门的几户邻居全部是地研院的职工。对门的一家姓杨，男主人带副深度眼镜，外观和举止都是那个年代十足的知识分子样。他妻子也姓杨，四川人，喜欢打扮自己，每天在楼道里总是花枝招展的。大伙私下里给他们两口子一人起了个外号，女的因为爱打扮，又姓杨，被叫作“洋豆子”，作为对称，男的因此被叫作“土豆子”。他们俩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和我姐姐同岁，二女儿比我大一岁，小儿子比我小两岁。因为我父亲和“土豆子”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两家的孩子又年纪相仿，放学后经常一起玩，因此我们两家走得比较近。

“土豆子”一家的家务基本上是“洋豆子”在操持，“土豆子”除了每天刻苦钻研业务以外，其它几乎什么都不做。偶尔“洋豆子”和他吵架，一生气撂挑子不干，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给孩子们张罗晚饭，于是我经常看到他来我家问父母请教这样一些问题：“我的这盆面怎么总是发不起来？”“这条鱼该怎么收拾？”“蒸米饭该放多少水？”每次来的时候基本上手里还拿着实物，比如一盆面，一条鱼，或者一锅米。

我们这栋楼北面是测量局的车库，车库距离我们的楼只有大约七八米。我们住进来一年后的一个夏夜，车库发生火灾。消防队开来了三辆消防车灭火，楼里的大人们也集中起来，用找得着的任何容器接了水，往车库上泼。“土豆子”有些慌，来到我家问父亲，万一火势控制不住，该拿些什么东西走？父亲告诉他，别的东西都可以不要，把钱和粮票带上就行。

火很快被扑灭。我们后来得知，火灾的起因是一名司机点着打火机想偷车库的油，不想打火机掉落，引发大火。事后，那名司机除了头发被燎，竟然未受一点伤。

我们一家在测量局家属院里住了两年，搬进了街南侧的地研院家属院。那时，地研院已经修起了围墙，终于像模像样地成了一家单位。

“土豆子”后来被公派留英，两年后回国。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外形已经大变样，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深度眼镜还在，但是已经换成了一幅金丝边的进口货，整个人一副洋博士的派头。有意思的是，他夫人“洋豆子”没有与时俱进，既没能跟得上时代的时装潮流，甚至没能做到与自己的丈夫同步，她的外型已经远远配不上“洋豆子”这个称号了。不过人民群众的应变能力总是无穷的，大家干脆把他们俩的外号来个个对调，过去的“土豆子”摇身一变成了“洋豆子”，而从前的“洋豆子”则降级为“土豆子”。

自从我们家搬进地研院家属院后，父亲所在的部门开始研发一种新型设备，试验场地在东北，父亲因此开始频繁出差。最多的时候，他一年里只在家里待了三个月。

我家住的是一个套间，一条过道如同串糖葫芦一般从进门处依次串起了厨房，小间和大间，在阳台中止。我家的邻居里有一家姓罗的，男主人名叫罗文中，是父亲那个部门的副主任，他爱人孙凤梅也在地研院上班，两人有两个孩子，大女儿罗杨，比我大一岁，小儿子罗力，跟我同班。搬进来不久，我们就和罗家熟悉起来。

在和罗家做邻居的九年里，我们彼此相处融洽，互帮互助。母亲做了什么好吃的，总是忘不了给罗家送一份去；孙凤梅每次出差，总是会给我们带回来些当地特产；我和姐姐经常和罗杨罗力一起玩。我和罗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影不离，罗杨在她后来离开西安之前，是姐姐最好的闺中密友。

那个时候，中国刚从文革的禁锢中摆脱出来，百废待兴，科学成为首当其冲受到重视的一项。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科学研究者地位的极大提升。作为一个科研单位，地研院里当时也有几位陈景润式的书呆子，最出名的一位名叫林齐深。他比我父亲大五六岁，瘦高，走路总是低着头，面无表情，一副思考问题的样子。他的儿子和我同校同年级，地研院里与我同龄的孩子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我说不上都熟悉，但是至少在开家长会，单位食堂，看露天电影，或者偶尔去父母的办公室的时候，听到过他们的谈笑。只有林齐深，我直到今天也不记得我亲耳听过他说过哪怕一句话。他从来不去家长会，从来不去食堂或者看露天电影，每次我在这些场合见到他儿子，跟他在一起的总是他母亲。林齐深的办公室就在父亲的办公室隔壁，我去父亲办公室玩的时候总能见到他坐在自己的桌边，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回忆他的外表，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他低头走路，一言不发的样子。

地研院里关于林齐深的笑话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林齐深的半导体收音机坏了，他拿去给一位懂无线电的同事修理，这位同事是地道陕西人，检查了一下收音机，用陕西话说了句：“没麻达！”“麻达”在陕西话里的意思是“麻烦”，“没麻达”就是“没问题”。林齐深一听，奇怪地问那位同事：“没马达？收音机还需要马达？”

这个笑话在我们同龄的孩子中人人皆知，后来我们见到林齐深的儿子，总要故意问他一句：“有麻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