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四季：白露（3）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住在静安区的一条弄堂里，母亲象弄堂里的其他妇女一样，每天为“买汰烧”而忙碌。我出生后，每天悬挂在弄堂里的万国旗又多了几条。1972年，尼克松访华，上海是访问的一站，所有弄堂里的万国旗因此全部消失了几天。十四年以后，母亲利用出差的机会去过一次上海，那是她生下我之后唯一的一次故地重游。她去了那条弄堂，看到那里变化不大，自己原来居住过的那间屋子也还在，但是已经换了主人。

 

我和姐姐出生之前，父母就已经开始为解决两地分居之苦而奔走，情况终于在我两岁的时候得到解决，父母被分到了陕西宝鸡的一家单位。一年之后， 一家在西安的科研单位扩大规模，父母被一起调往那家单位。从此，他们在西安扎下了根，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余下的一生。

 

毕业照。这张照片上一共三十二个人，女同学八名。母亲告诉我，本来他们班上有三十三个人，有一位同学由于后面要讲到的原因被学校除名。父母上学期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国家办的学校情况要好得多，但是学校里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全国缺粮的窘迫现实。平常的日子里同学们去食堂吃饭，米饭和菜都是随便打，大家用各自的饭盒打了饭菜，围坐在一张桌子，边吃边聊。缺粮的那几年，食堂的米饭和菜都按份严格控制，父母他们打饭不再如往日自由，全班被分成四个小组，每组选出一名组长，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每个组要坐在一起，一个组一盆米饭，由组长平均分给每位组员。组长一般的做法，是用一根细绳将米饭平均切成八份。父亲那一组的组长是于若城，虽然他平时颇有大家之风，但是分米饭的时候手总是有些不听使唤，因为七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的手，细绳绷得稍微不直，或者下手的分寸稍有偏差，就意味着今天有人会比其他人吃得少。于若城每次分米饭，都如同上刑场般难受。

 

于若城毕业后分到了陕西的一家军工单位，在距离西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工作了一辈子。每到逢年过节，他和我父母都会抽时间聚一聚。他们不至一次谈起过当年细绳分米饭的经历，虽然如今已成笑谈，但更多的还是不堪回首之感。于若城说，他每次掌线的时候总感觉有七只狼在盯着他。父亲说，幸亏自己饭量不大，如果象马志涛那样早晚非饿死不可。

 

马志涛虽然个子不大，但是饭量惊人。不缺粮的日子里，他一顿能吃六碗米饭，而且还说是怕吓着别人，只吃了八成饱。缺粮的那几年，马志涛的肚子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咕咕叫，出早操的时候叫，吃完饭还在叫，一整天都不停。晚上睡觉的时候，这种声音给与马志涛同宿舍的人带来更大的困扰，因为每个人在这种声音的不断滋扰下会觉得自己的肚子越来越空。但是很快有人发现，马志涛的肚子具有闹钟的功能，每天早上快吃早饭的时候，它发声的频率和音调均显著升高，足以把大家从梦中唤醒，后来大家干脆管马志涛叫“自鸣钟”。

 

在缺粮最严重的几天，学校竟然也完全断了粮，虽然只有两三天，但足以让马志涛陷入崩溃边缘。那三天里，他除了躺在宿舍的床上以外什么都不作，等到听说食堂里终于蒸出了几笼馒头，他一跃而起，直奔食堂。食堂只允许每人最多买四个馒头，马志涛排了两次队买了八个，回到宿舍几口就把八个馒头全部吞下了肚。没想到，这些馒头都是用不知道几种粗粮混合做成的，极难消化，马志涛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胃很快胀得难受。他不敢喝一口水，在宿舍楼下走了差不多一个晚上才总算把它们全部解决。

 

周福林听同乡说安徽老家饥荒严重，心里惦记家人，于是跟学校请了假，回乡探视。两个礼拜以后，他带着妹妹回到学校。他老家的村子饿死了一半人，他父母和弟弟都在其中，只有一个妹妹幸免于难。周福林说，如果他晚回去一天，恐怕妹妹也会追随父母而去。

 

在完全断粮的那几天，父亲的一位同学饿得受不了，去偷了老乡家的一块红薯，被老乡发现告到了学校，这位同学因此被学校除了名。父亲说，那位同学是他们班成绩最好的一个，人很聪明，上学的时候就自己动手弄出来好几项发明。被除了名，从老师到同学没人不为他感到惋惜。

 

写下这些文字的三年前，成都的那所中专校庆，父亲他们班趁此机会在成都聚了一次，那是他们毕业后唯一的一次重逢。父亲说，当时还有一半的同学健在，他们全都来了。大家依照着当年毕业照，每个人站在当年同样的位置上又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一半的位置空着，父亲说，这些空着的位置里，有两个属于马志涛和周福林。

 

单位。这个汉字词汇并不是建国后首创，但却是在建国后被赋予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含意。这两个简单的字，涵盖了我们父辈那一代人许多人的一生，他们的人生荣辱，生老病死，娶妻生子，日常食住，无一不与这两个字紧密相连。

 

父母所在的单位简称地研院，成立于1956年，但是一直规模较小，在成立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完整独立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西安城南有条丰收街，父母刚调入的时候，地研院在丰收街南侧有两座四层的苏式建筑作为办公楼，这两座楼没有围墙保护，前后左右与商店和饭馆比邻。另外在丰收街对面一家叫做测量局单位里，地研院借用了一座三层办公楼。不仅如此，地研院甚至没有足够的家属楼，所里近三分之一的职工混住在测量局的家属楼里。我们一家四口在西安最初的住处就是测量局的一幢苏式家属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