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父亲,去朝鲜的时候心里害怕吗?他说,那个时候每个战士都觉得能够入朝作战是祖国和人民的信任,觉得光荣都来不及呢,怎么会害怕?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不了解,那个时候刚建国,大家的热情都很高,都想为祖国做贡献,根本不考虑自己。抗美援朝刚打响的时候,我们的那支部队里就有不少人写血书要求上前线。我那个时候还没入伍,听老兵说,我们连部一个晚上就收到一百多封情愿信,全连才多少人?可不就是每个人都写了?! 后来那次我们接到动员令,全连的新战士都交了入党志愿书,说起来,都是热血青年呐!
从朝鲜回国后不久,父亲就复员了。离开部队前,班里的战士们围着他说了一晚上的话,郑同说:“班长,记住给我们来信。等我退了伍,我会去找你的。”
1987年,我考上了湖南的一所大学。离家前,父亲拿出一张在部队拍的照片,指着其中一个说:“这个人叫郑同,你万一要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可以去找他,这是地址。”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我看到上面写着一个在长沙袁家岭的住址。
父亲的军旅生涯虽然短暂,但是带给父亲的影响是终生的。部队的生活,形成了父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观念是父亲一生的行为准则。父亲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作息严谨,作风朴素,从办公桌的文具摆放到铺床叠被,均干净整齐,一丝不苟,这些都是部队留给他的好习惯。
结婚照。这是一张五寸的黑白相片,是父母的结婚照。相片左下角有“新婚致禧”的字样和拍摄时间,右下角印着“成都人民照相馆”一行字。照片上的父亲身穿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母亲留着两根大辫子,两人的头靠在一起,面含微笑。
父亲复员以后,组织安排他去成都一所教授无线电技术的中专念书。在这里,父亲认识了母亲,还有同班的几位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他们中的大部分与父亲保持了一生的友谊。马志涛是个地道的成都人,为人热情,快人快语,班里的大小事务都喜欢张罗,因此在开学不久就被大家选为班长。于若城比父亲大三岁,身高体壮,为人处事颇有江湖大哥气派,在班里同学中有些威望;安徽来的周福林平时不爱多说话,心地实在,为人朴实,他们几个和父亲很快成了朋友。
我母亲老家在河北农村,在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中排第二,是女孩子里的老大。少年时读书成绩比其他弟妹都好,在当地一直念到初中。毕业后,母亲回家务农,但是心里一直没有放弃继续求学的打算。但她心里明白,家里不可能负担得起她去外地上学的学费,因此自己的梦想虽好,但距离现实有不小的差距。巧的是,母亲的一位同学考上了成都的一所中专,她告诉母亲,念中专不用交一分钱学费,而且学校管吃管住。这个消息令母亲惊喜万分!她向这位同学详细询问了报考中专的情况,然后向姥爷提出了去成都上学的请求。姥爷起初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学校,等到母亲的同学把盖着大红印章的录取通知拿给他看,大红印章中的五角星让姥爷放了心。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姥爷一生的经验告诉他:他可以不相信别人说的话,但是有五角星的印章绝对可以信赖。姥爷于是同意了母亲的请求,母亲因此成为六个兄弟姐妹中唯一走出了农门一位。
父亲与母亲的认识颇有点戏剧性。父亲第一天刚到学校的时候是傍晚,新生接待处已经下了班。父亲站在空无一人的新生接待处四下看了看,见不远处一幢楼前有人在走动,于是走过去打算找个人问问。走到楼前,迎面走来一位梳着两根大辫子的女子,身穿一身军装,胳膊上带着个红袖标,上面的字只能看到一个“值”,其它的字在袖标背面。父亲看到女子穿的军装是四个兜,认为这位女子一定是教官一类的角色,于是上前一个立正:“教官,请问新生去哪里报到?”
女子一愣,看了父亲一会儿,然后指着父亲刚出来的那幢楼房说:“新生接待处在那里,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没人了,你明天再去吧。”
“那我住在哪里?”
女子犹豫了一下:“这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说完,女子返身回到一楼,在一间屋子里询问了一阵,然后出来指着楼左侧的一条路说:“沿着这条路一直往里走,最里面是男同学的宿舍楼。你给门房看一下你的录取通知,他们会让你暂住一晚。”
父亲道了谢,沿着路朝里走去。后来新生分班,父亲在同班同学里竟然看到了他问路的那位女子,这才知道她不是教官。
父亲在念中专以前,受过的教育几乎全部是文科,理科类的除了数学以外,其它知识完全是空白,因此学校教授的物理知识,一开始对父亲来说有一定难度,父亲因此几乎每晚都去教室上自习。巧的是,他每次都能在教室遇到他问过路的女子,两人从一开始的矜持,到后来慢慢开始交谈,到后来逐渐熟悉,成为朋友。
我曾好奇地问过母亲,当时她为什么会身穿军装,她笑了起来:“和我同宿舍的有一个解放军女战士,是个连级干部。那套军装是她的,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穿军装的很神气,很想看看自己穿军装是什么样子,我的同屋就借给我穿。我穿着它出门想臭美一会儿,还没美呢,就碰见你爸了。跑过来给我敬了个礼,把我吓得。”
我又在不同的场合问过父亲那次他和母亲的相识,他说:“军官才穿四个口袋的军装。我当时也觉得奇怪,这个女娃儿这么年轻就当上军官了,真是人不可貌相!”
父母从成都的中专毕业以后,两人虽然在成都正式登记结了婚,但是却不得不立刻就开始两地分居的生活,原因是毕业分配时,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城市。父亲被分到了上海的一家单位,而母亲则被分到了北京。就这样,两人只能在逢年过节或者相互探亲的时候才能聚在一起。
1967年,我姐姐在北京出生,三年以后,我在上海来到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