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四季:雨水(8)

自从荣清和阿敏结婚以后，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对此荣清显得无所谓。他有时候会想起儿子来，儿子已经超过十岁，荣清却总共没见过他几次，他甚至不太记得清儿子现在的样子。 

荣清在附近买了些田地，购置了一处宅院。院子的西屋让阿敏的父亲和弟弟住，自己和阿敏住在东面的大房子。 

时局的变化之快让所有的人无所适从。1949年初，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变换了主人，包括荣清在内的所有军官悲哀地发现，已经到了不得不开始考虑未来出路的时候。株洲军辎处即将南撤桂林，荣清从常升的迹象上，判断出自己的这位上司既没打算撤往桂林，也没打算跟随中央银行等机构退去台湾，而是另有考虑。他已经猜到常升准备去美国度过余生，这并没让荣清感到惊讶，相反，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处里其他的军官们，大部分都在做着撤退到台湾的准备，而荣清对自己的未来还完全没有考虑，或者说他还没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能够说服自己带着阿敏离开自己苦心挣来的一份家产去台湾。 

49年5月份，武汉解放的消息传来，荣清开始有些忐忑不安。他专门去了趟衡山南台寺，慕名拜访了一位高僧，求问前途。高僧问他因何事来求，他问高僧，如果自己留下不走，不知是吉是凶？高僧问，你因何事牵挂？荣清说，不知能否守住家财。高僧沉默片刻，朗声说道：“可执着处须执着，不可执着处须随缘。执与不执，最要紧的是不可半途而弃。” 

几个月后，株洲解放。

 

很长一段时间，我爷爷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十三岁之前，一直没见过我爷爷，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除了他还在世这一事实以外，其它一无所知。另外，与这个谜紧密相关的，是当时另一个带给我的困扰：我一直没弄清我的籍贯究竟是哪里。上小学的时候，我和姐姐各自在第一次填表时，都注意到“籍贯”一栏里填的是 “陕西省西安市”。我们觉得奇怪，因为父母都不是陕西人，为什么我们俩的籍贯是陕西？去问父母，他们说是因为我和姐姐出生以后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西安，因此应该算是西安人，我们相信了。可是等我拿着户口本和表格去学校报名，老师却说户口本和表格不符。她告诉我，我的籍贯一般是与父亲或者母亲相同，除非特殊情况。于是我和姐姐的籍贯都被改成了母亲的籍贯—河北省。 

直到我上了初二，我和姐姐的籍贯再次发生变化，这次变成了湖北省鄂州（原名鄂城）。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父母说这个就是我们正确的籍贯，以后永远不会再变。这次他们说对了，从那以后，这个籍贯作为正式版本固定下来。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所有这些麻烦虽然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是源头却是我的爷爷。 

我初二那年，父母告诉我们，我们的爷爷暑假要来西安看望我们。对于这位一直蒙着神秘面纱的爷爷，我感到十分好奇，于是问了父母一大堆问题。对这些问题，父亲大都敷衍两句作为答复，而母亲显然想告诉我更多的东西，看到父亲的样子就欲言又止。 

一天下午，趁着父亲不在家，我再次缠住母亲，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母亲不再隐瞒，告诉了我她所知道的一切。 

她说：“你爸爸小时候挺可怜。你奶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你爸爸被你奶奶的娘家人抱回了鄂州老家，寄养在你爸爸的舅舅家，连姓都改成了你奶奶家的姓。别把眼睛瞪这么大，没错！你是姓你奶奶的姓，不是你爷爷的。你爸爸在他舅舅家长大，那个时候你爷爷在株洲又娶了个老婆，可是他根本不管你爸爸，你爸爸长到十几岁，你爷爷只见过他几次。后来你爸爸参了军，转业后上了学，毕业后工作，你爷爷这才想起你爸爸来，他们才恢复了联系。你爸爸从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要求入党，这么多年一直没能入，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爸爸的出身不好，你爷爷是国民党的少校。这个出身问题困扰了咱们家很多年，你爸和我不想再让它继续困扰你和你姐，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费尽心思想给你们倆改籍贯的原因，我们不希望这个问题耽误你们的前途。不过现在好了，现在不再讲究出身了。你爸去年入了党，以后这个问题不会再有麻烦，我们才让你们倆改回了这个正确籍贯。” 

我装模作样地说了句：“原来如此。” 

那年暑假，我和姐姐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的爷爷荣清和他的妻子阿敏。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看见妈妈在厨房里忙碌，听见我回来，爸爸连忙招呼：“小涛，来见见你爷爷。”我走进客厅，看见沙发上坐着两位老人。我爷爷看上去气色不错，圆脸，谢顶，穿一身蓝色便装，前襟的衣袋上有一个铁路工人的标志，上面写着“株铁”两个字。阿敏梳着短发，大眼睛，眼角的鱼尾纹略向上挑，使她看上去总是带着笑意的样子。 

两个老人一看见我，立刻站起身，过来拉住我的手，上上下下看个不停。看完，拉着我坐在他们身边，从包里拿出一件运动服送给我。 

那次，我爷爷和阿敏在西安住了十天。在那以后，我再次见到两位老人的时候已经上了大学。我就读的学校离株洲不远，大一那年暑假，我回西安前特意去了趟株洲。

那个时候是1988年，株洲远比我想象的繁华热闹。从火车站出来，我在附近的一家报刊亭向摊主打听钟鼓岭怎么走，摊主用很难懂的普通话给我连比带划说了一番。顺着他的指点，我沿着车站前的大街向北走了一百多米，从一个只有两人宽的小巷拐了进去，这条巷子由两旁的房屋相夹而自然形成，甚至没有路名。巷子七弯八拐，顺着地势忽上忽下，两旁全部是低矮的平房，房与房之间的缝隙只能容纳一个人侧身通过。我沿着巷子走了五分钟，来到一处相对平缓的地方，从这里向前方十米左右地势陡然拱起，形成一个三四米高的小山包，巷子从山包下绕过，尽头处是一个热闹的蔬菜市场。山包上是一间平房，外形与附近其它平房没什么区别。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于是顺着巷子绕到房子后面，看到一条狭窄的石头台阶从房后延伸下来，一直通到巷子。我沿着台阶上去，来到房后，看见我爷爷和阿敏正各躺在一张竹椅上，扇着扇子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