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假装

民族:满汉半袭。信仰:三顿饭一张床。爱好:练贫。性格:大愚若智。目标:(1)减少满足了嘴对不起胃的次数(2)把贫穷表现为不露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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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假装 (热门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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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我热带鱼～!”

(2010-12-29 04:45:09) 下一个

挨过饿的人，一天能吃饱三顿饭就十分满足了。经历过三年饥荒的人都认为64—65年是中国最稳定、最滋润的时光。

我真正记事也是从那时开始。过年穿新衣，吃年菜；夏天的西红柿打卤面；秋天丰盛的水果；还有扁桃腺发炎时吃的鸡蛋羹……都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

不用大富大贵就这样的日子一直维持下来了的话，小康、和谐早就实现了。

我家住在妈工作单位的家属宿舍里。那是一个有28户人家的大院，院子由三个四合院组成，四合院之间有小通道。我家在最里面院子的南屋。院子里的住户多数都有2-3个孩子，全院的孩子大大小小加起来不下50个。妈妈不上班的、家里有奶奶或姥姥的孩子都不去幼儿园，整个大院去幼儿园的孩子只有两、三个。孩子们在大院里自由奔放地成长，而且根据性别、爱好、能力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姐机灵能干，跟女孩儿玩游戏、跟男孩上房爬树捉迷藏，在哪个势力范围里都是头儿。我从小跑不快、话又少，哪个势力范围都嫌我没用，不要我。我只有一个愿望：快快长大，象姐那样上6年级，当孩子头儿。

我出了幼儿园并没有马上进小学，原因是我11月出生，比那年的入学年龄小两个月。妈带我到附近的两所小学求情说：“在幼儿园有过集体生活的经验，不会给老师添麻烦的。”那时的学校原则性很强，不行就是不行。不象现在给点儿赞助费就可以了。

正好有个街道办事处成立了个“幼稚班”，专收这种学前儿童，每天上午唱唱歌，一起作点游戏，中午就放学回家。院子里几个没有上学的孩子一起进了那个“幼稚班”。我们这几个人是院子里的弱势群体，好在都有哥姐的保护，活得就象大水池里的小鱼也挺自在。

1966年的夏天是个酷暑。7月16日中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事---毛主席横渡长江。毛主席在长江拨起的浪花，把整个中国淹得十年喘上不来气。

全国人民、当然包括孩子们立刻掀起了“游泳热”。在水力资源匮乏的这个北方城市，游泳池很少，更没有学龄前儿童的游泳池。大孩子们每天到军区的游泳池去游泳。看着他们拎着湿漉漉的游泳衣兴奋地谈着游泳的事走回来的时候，想上6年级的愿望更迫切了。因为姐那时上6年级，是游得最好的一个。

在游泳热之前，孩子们中流行起了养热带鱼。姐永从来不会落在流行的后面，流行的先锋里准有我姐。我家也摆上了大鱼缸。

据说热带鱼甩仔后会把鱼仔错当鱼食吃掉，所以等鱼的肚子一大，孩子们就紧张地一刻也不敢离开鱼缸，我和姐轮班盯着鱼缸，生怕出了鱼命。等鱼仔稍稍长大，有了鱼形的时候，孩子们就变成了小商人，根据鱼的大小、品种进行交换。那认真劲儿，不亚于真正的鱼商。干这事，我姐最拿手，绝不会吃亏。

我是负责找鱼食的。每天拿着个纱布作的手掌大的网，拎着个旧罐头盒作的小桶，去找水洼。长了青苔、发出臭味的水洼里有一种红色的象虱子似的生物不停地跳跃。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生物的学名，我们叫它“鱼虱”。捞上来后洗干净放到鱼缸里，热带鱼最爱吃的就是这个。只找当天的鱼虱还不算难，想到漫长的冬季，就想尽量多积攒一些。我每天都晒一些，干了以后用纸包起来。

找臭水洼很费劲，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周围已经蹲满了孩子，浑水里已经看不到乱蹦的鱼虱了。炎热的盛夏寻找臭水洼，又热又渴，每每想到鱼缸里那些五颜六色的热带鱼，渴、热都甩到脑后了。

一天我小心翼翼拎着装鱼虱的罐头盒走回家，把洗干净的鱼虱晒好后进屋一看，鱼缸不见了。

“你把热带鱼们弄到哪儿去了？”我问姐。

“给同学了。”

一听这话，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那里面也有我的份儿，你凭什么随便给人，你给我要回来！”这是我第一次跟姐吵架。

“要什么要！那是四旧，早晚得扔！”姐狠狠地说。

“四旧”我从收音机里听说过，外面的墙上到处写着。可这些新生的小鱼仔有什么“旧”的？它们招谁惹谁了？

“破四旧”是文革初期的口号之一。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提出了“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紧接着第2天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两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那以后，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开始活跃在大街小巷。“红卫兵”是个新词，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从他们的行动中很快就知道了他们是为“破四旧”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不管公域还是私域，只要他们认为是“旧”的都用暴力手段破坏掉。

“破四旧”行动到了发狂的地步，“旧”的对象很快从物转移到人，红卫兵对路上的行人中穿高跟鞋的、烫发的、梳长辫子的格剪勿论。

文革结束后的统计表明，1966年八、九两个月仅北京就有四千多处的文化遗产和古迹遭到红卫兵的破坏。

我至今不明白“热带鱼”属于“四旧”中的哪一旧。旧风俗？旧习惯？美及爱美之心都被看作资产阶级的享乐，成了一扫的对象，革命的对象。一夜之间，孩子们养的热带鱼都不见了。

没了热带鱼，我生活中的乐趣就剩下收音机了。在那个没有电视看、没有多少儿童读物的年代，听收音机成了最高级的享受。

每天下午四点的报时音一过，就听见一个可爱的女孩随着轻松的音乐说：“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为小喇叭开信箱”。　

从收音机的音质和音量上看，坐在我家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见，可是我非得趴在桌子上抱着它听。有时会觉得小叮当就藏在这个木匣子里。

姐喜欢听歌曲节目，有时随着音乐唱，有时随着音乐跳。

妈只有早晚在家时听听新闻。“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都是一些我听不懂的词。看妈常常皱眉头，我以为妈也听不懂。当时的很多词汇，尽管不能理解，但只要一开收音机就传出来，不知不觉地就记住了。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妈用包袱皮把收音机包起来就往外走。又没坏不需要修，拿到哪儿去呀？我担心地跟在后面，妈把它送到了国营信托公司卖了。单位有人怀疑妈用带短波的收音机偷听敌台(台湾国民党、美帝、苏联等)，在政治学习会上质问妈。妈一生气就这么处理掉了。

随着“破四旧”产生的是“立四新”，旨在树立新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两个运动同时进行，“破旧立新”成了当时的新成语。旧的的确破坏了，遗憾的是新的至今没有建立起来。

　“破旧立新”为红卫兵的打砸抢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越发感到自己行动合理合法，打砸抢也更加升级。8月31日当时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明确表示“你们干了大量好事，我们热烈支持你们！”

红卫兵大大受到鼓舞，更进一步地扩大了活动范围，把很多街道、商店的名字也都给改了。北京的长安街改成“东方红大道”；王府井大街叫“防修路”；协和医院叫“反帝医院”；全聚德烤鸭店叫“北京烤鸭店”。文化大革命，不光革 “旧” 的命，也没有忘记“反帝”“防修”。

街名、店名的改名运动方兴未艾，紧接着是个人的改名运动。中国人自古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富贵荣华”，并将希望寄托在“富贵”“满仓”类的名字上。这些被视作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与无产阶级革命志向相抵触。于是很多人到派出所改名，“卫东”、“永红”、“红卫”、“卫兵”、“立新”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名字。

邻居欧阳家的大女儿生于中苏蜜月期，所以起名“苏华”，中苏关系坏了，名字叫起来也不理直气壮了，趁这个机会改名，去掉了“苏”字。

附近中学的贾老师是造反派头子，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叫“革命人”，派出所告诉他：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可以改名不可以改姓。于是改成“贾革命”，叫了几天觉得不对劲，只好继续叫他的“贵贤”了。到我上中学时，大家仍背地叫他“贾革命”。

我的“新力”与毛主席提倡的“立新”有唱反调之疑，妈受到了诘问。要说我的名字有悖新社会的思想一点儿不假，不把孩子的健康寄托给现代医疗和营养，而是寄托于迷信，这不是旧思想是什么？好在没有人追究这一点，想想我出生的年份比“立新”早几年，也就没有再难为妈。

我和姐 1966年夏
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正换牙，人们老笑话我是“豁牙子”，所以照相时紧闭着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