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偏执狂的心理
杜好书
读历史，要懂点心理学，用点心理学
历史学家Peter Gay说过，专业的历史学家总是心理学家----业余的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的观察分析和把自己放进去的分析（参与分析）合起来叫做自动分析（autoanalysis）。自动分析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假的结论。
一个历史学家对他的材料要有想象和转移。想象就是想如果我是斯大林，我会怎么做。转移是去想，把那时斯大林的情况放在我父亲身上，放在我老板身上，他们会怎么做？历史学家最好意识到此，并利用它作为研究的一个肯定的工具。
研究斯大林的学者，假如没有这种转移，那就不象会接触到斯大林做决定时他内心的不自觉的思维过程。他就不能理解斯大林。
70年代，Robert Tucker 写斯大林传时，他也进入斯大林的时代，很苦痛，他家里人说他是斯大林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中国写毛泽东传的人，有的是拿了工资去歌功颂德的，当然不需要去进入角色的心理状态。有的是罗列材料骂毛泽东的，还没有到用心理学的程度。
有过传说，毛泽东和上海的某电影明星上过床。有人已经把它写在书里，有会面的证据，对此你信不信？
用点心理学你就知道不会。毛泽东内心深处有很敏感的自卑感。试想，毛泽东口臭的嘴要去亲一个洋派女演员的嘴，那演员眼神里有一丝的厌恶或者头一扭。对毛泽东来说，他没有做之前，想到这点就兴趣缺缺了，他宁可找个文工团里的小姑娘，主席压上来时幸福兴奋极了的。 交往女人，毛泽东爱挑文化水平低的，就是出于他的心理。
可以这么很合理的想象：童年的毛泽东吃饭吃得慢了，父亲一个巴掌打到头上来。过几天，吃饭吃得快了，“吃相这么难看”，又是一个巴掌上来。这在1900年的中国家庭里是很普通的事。毛泽东的父亲是个在家里一不称心就发脾气的人。童年的毛泽东心里是很气很怨恨的。到毛泽东青少年时，他心里的恨和怨发展到了当着父亲的面要跳到池塘自杀的程度。毛泽东后来一直宣称他以自杀威胁父亲的胜利，其实是双方妥协，父亲不打他，毛泽东单膝下跪请罪。毛泽东后来告诉斯诺，他恨他的父亲，这一段在斯诺的书里被删掉了。毛泽东很小就尝到了斗争的甜头，也懂得了妥协的必要。
毛泽东童年少年成长的过程，不是世界一片美好人人给他笑脸看，连父亲都是随时会不讲道理地打巴掌过来的。学校里教美术的教数理的老师也不喜欢他，他一定给戒尺打过罚跪过（10岁时他逃学过）。读得入迷的水浒传，讲的多是杀人报仇的故事，除了点义气外是没有爱的。毛泽东没有爱上过个同年的姑娘，倒是相当胆大的搞过了（至少）一个村妇。毛泽东离家出走流浪过，看到的是悲惨社会，听到的是杀人不眨眼的故事。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时，对来图书馆的名人，很想发表些他的看法，他自认他的看法别具一格高人一等的。可名人们听不懂他的湖南话，不屑和图书馆的小职员多啰嗦，跟本不睬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是记恨一辈子的。毛泽东坐了龙椅后，有人建议给他当年的图书馆馆长，好像姓张的安排个好一点点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我对他不薄了，他当年跟本不理我”。
从客观的历史来看，小职员毛泽东走近名人，“名人先生，我有个问题问你”，名人那有空有兴趣来回答一个乡下年轻人的问题。小职员毛泽东心里想说的是，“名人先生，你在报上的文章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是懂世故的人，他要装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中国的文化也不允许毛泽东说“名人先生你错了”。假如毛泽东这样说了，名人听了一惊，我错在哪里？倒有了听取和辩论乃至赏识的可能。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走势：毛泽东憋了一肚子的气，后来的事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你们这些名人先生们，吃了点洋面包，有什么了不起！我报仇，三十年不迟！
参加革命后，他有很多正确的看法，可是别人不听他，听苏联的话，听苏联回来的人的话，“我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也只好强忍着，他有超强的忍受力。他不喜欢张闻天，看到张闻天对女战士刘英有好感，就想法把刘英调到张闻天身边。毛泽东后来对师哲说的：“我忍着极大的痛苦接近张闻天”。毛泽东终于把张闻天变成了他的同盟，后来成了挟张闻天以令诸侯的局面。
恨是从小就进入毛泽东骨髓的并在他以后的岁月里发展成长。与此相伴生的是极度敏感于别人对他的想法，随时随地猜疑别人的动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跟本出发点。爱是很少的，毛泽东对世界是很冷漠的。下面的真实历史一幕就说明了这点。
有一次毛泽东在上海看杂技。是在一个舞厅里演出的。舞池的边上放有几个桌子。毛坐在桌旁和人谈话，杂技进行着：在表演人上面站人，突然站在最高的一位十岁左右的小杂技演员砰的一下跌了下来。他的妈妈也是杂技演员，惊叫起来，杂技团里的人也马上赶上去抢救。此时也有杂技团里的人冷眼观察到，毛泽东无动於衷地仍然在和旁边的人说话。
斯大林也有一个很凶的父亲，斯大林从小就反抗权威，这一点和毛泽东很像。斯大林唱歌唱得很好，在唱诗班里受欢迎。进神学院读书成绩出色，东正教教会的装潢排场也许影响到他后来讲究仪表，出席波茨旦会议时一身的雪白的元帅服。斯大林小时候崇拜杀富救贫的Koba, 革命后崇拜列宁。毛泽东没有崇拜对象，不在乎仪表，在现实世界里恨得比斯大林更深，爱得比斯大林更少。 斯大林还自己种点东西，看看植物生命的成长；毛泽东在少树少草的延安还叫人把他门口的一棵树砍掉。斯大林对不直接影响到他权力的文人，比毛泽东要容忍得多了！Mikhail Bulgakov, ( 1892-1940 自然死) 是个不接受革命的小说家，斯大林也不在乎，还说他写的剧本好。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恨，在他的原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可以看得很请楚。发展到文革，到他死，都没有变。这和希特勒很像，希特勒在1919年写的文章，和1945年临自杀前写的，一样的恨犹太人。
赫鲁晓夫在回忆斯大林开除铁托那段历史时，说“我们制造出了在南斯拉夫发生的那些可怕事情的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得多了，到后来我们自己也相信了”。毛泽东的心理也就是这样。苏联卫星上天时，实际上红旗并未落地。毛泽东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说的多了，他越来越相信了，对苏联什么都看不顺眼了，也忘记了他自己标榜的一分为二了。 对刘少奇也大概是这样。
毛泽东（1）求生存不求改进地发展；(2) 求生存绝不讲原则和信用；(3) 别人对他说的话，他先从错的角度来看，你地位越高越独立，毛泽东越是首先想你的错。你是个小人物，他的这种心理状态解除，就按事实来听你的话。他求立异，出去散步都不肯走原路回来的。
从心理来说，毛泽东求异不求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叫别人捉摸不了，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仅是先想人家的错，而且还海阔天空地怀疑。其结果是失去了大家。只好用个人迷信加周期地发动运动无情整人来维持领袖地位。
但现实比毛泽东强。毛泽东不称心得忍着，不能发作。为了他的权位，他还得让步，尽管心里恨得要死。心里很偏执地想，我将来偏偏要这样做。比如干部的供给制改为薪给制，毛泽东是反对的，但现实要改，改是很有道理非做不可的，刘少奇改了，毛泽东对此偏执到文革后期，近20年之后。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用陈毅替代了周恩来的外交部长来推行革命外交，陈毅没有独当外交的能力，还得让周恩来指导。文革初，红卫兵去烧了英国代办处，毛泽东心里也许想，对外国在北京的办事处造个反有无不可，动它一动也许有好影响。他没有想到，英国也有对付你的手段，把中国在香港的帐户冻结。中国没有外汇不行啊！大使们没有钱付不出房租大叫了，反馈回来，毛泽东得对外国人陪不是，他心里难过啊。林彪出走，毛泽东开始一喜，我随便怎么处置林彪那伙人都可以了。高兴之余，他太自信了，以为中国人民都好骗的，把林彪儿子的五七一当罪行公布。过后，毛泽东知道自己做了蠢事，于是他“其性格变得歇斯底里，大病一场，甚至休克 过去”。
长期处在那种现实和愿望对立，好做白日梦的毛泽东没有精神病也都会憋出精神病来。更无况他原先就有点精神病的。这是多有记载的事。
毛泽东年轻时是个“怪人”； 遇到生人会紧张，发抖说不出话，这直到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时，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之前从未感受过的 （胡乔木）；在重庆和谈时以及在去莫斯科的路上好端端的毛泽东会突然大出冷汗虚脱过去；50年代害过脑贫血。
政治行为，实质上是“私人”关心的外延实现。独裁者不局限其心理需要於他的私生活而在公众的政治生活里做得“正常”。可以这么说，独裁者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政治家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斯大林把私人的动机和他幻想的阴谋，移到了公众的目标--- 共产党，国内的，国际的关系上。他并且从大众的利益，俄国的福利和安全里找出他做的道理。
现在好多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他的权力旁落，要夺回权。我想还应当看到。毛泽东要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他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毛泽东在文革前跟本没有失去权力。他说过，我只要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刘少奇打倒了。
文革前，打倒罗瑞卿的会在上海开。刘少奇到了会上，还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通知刘少奇来开会，不告诉刘这个二号人物开什么会，刘少奇都不敢问。毛泽东的权和威大到这个程度，还没有权？
毛泽东不是被架空了的。他是自己腾空了的。他假的退居二线，是替自己造个他可管可不管，可进可退，随心所欲的局面。 他的不管，任意得很。今天说叫你管，你回报管的做法，他说好好，过不久，他会当面赖账，说都是你的错，可以打倒你。
他的不管，给他腾出时间，做他喜欢做的事，女人，历史，典故等等，给他时间躲在暗处，听小报告，由此及彼地胡猜乱想。
毛泽东在意识上是瘫痪了一切干部。艺术学院为教学需要画人体素描，这样一个简单问题，高教部中宣部没有人敢说可否。要报到毛泽东那里，由他批了一段话，事情才结束。
毛泽东在军事上，连调动一个连都要他的批准。他是宁可过分也不会疏忽的。罗瑞卿是对他百分之百的忠诚的。就是因为罗瑞卿靠近了刘少奇和贺龙，毛泽东不放心，为了拉林彪，就打倒罗瑞卿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 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部门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其实，刘少奇根本没有政变的想法，也没有去做的基础和能力。
这证明了毛泽东精神有病，需要这么一个出口。 毛泽东到列宁格勒去参观，被带到一处看景色，俄方好意告诉他，他现在站在河中央的冰上。毛泽东听后，马上拔步往回走了。为什么？他心里想，假如冰破裂了，我跌下去了，这么冷的河水，我马上没有命了。这是偏执心态，越想越危险，跟本不会去想，那河上的冰厚得可以开汽车了，怎么会破。也不会想，就是冰破裂了，我站在一块大冰上，也掉不进水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突然晚上要换住的地方，汽车都不敢发动，怕林彪听见，叫卫兵们推着走。也是他越想越危险的做法。
姚文元在文汇报评历史剧，含糊地说了毛泽东的恨，事先故意不让北京知道，毛泽东躲在后面，天天等着看《文 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空运送来的情况，看谁反对。毛泽东还大怒，因为北京报纸不登。其实后来周恩来一打招呼，不马上登了吗？这完全是心理家说的，毛泽东在政治意识和活动里找到了他心理需要的主要出口。政治权利给了他玩出他个人动机和愿望的机会。
毛泽东的心理需要斗。与天斗，大跃进已经败下来了，差些下了台，他不敢再在经济上造次了。实际上毛泽东蠢得很，他不认识到中国劳动力那么便宜那么多，他不懂去赚外国人的钱。他想与苏修斗，没有实力，只好骂。等人家要当真了，他慌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出口，那就是把他的看不顺眼的奴才们当作了敌人，越看越恨越想越恨，恨得发火，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教训你们干掉你们。
（写于2010-2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