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个人连官都不会做了,那就太不中用了。” 有许多中国人对这个简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真理不认识,反而认为官做得越大本事越大。毛泽东官做得最大,所以他本事也最大,其实极不然。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做官最容易作了充分的证明。 王洪文陈永贵张铁生都是铁证。 其实,每个大单位里都有凭资格而根本不会做事的官,他们官做得很容易。
他们能做官的有其以前的历史资格,如入党早,流过血,跟对了领导等。但也不一定如此。比如,上级指定要提拔个女的,党员,留过苏联的,不是文革造反派的人做官。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全市只有一个人,这就是靠或然率做成的官。
做官要作决定,决定来自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毛泽东的政治判断能力相当有限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围攻,就是毛泽东没有料到文革那么不得人心。本文是看抗美援朝时,毛泽东的政治认识和判断。 毛泽东那时的荒谬太多了,只能在这里选几个例子。
1950年 11月初,第一战役结束。中国靠偷袭和重大牺牲打了胜仗,美军在包围及恶劣的天气下突围逃走。11月18日,毛致电彭德怀:“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毛泽东憑什么知道美国军队比国民党军队还差?“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说得太轻松了。这说明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军事家还不知道战争是各种力量,因素和后勤的综合较量。毛泽东骗老百姓,美国兵是少爷兵。说得多了,他的将军,比如第9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将军就相信了,反馈上来,毛泽东最后也受了自己的骗,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消灭几万美军不是难事,不过是自己的军队死了十几万而已。希特勒到头来相信了他自己的谎言。毛泽东也一定这样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就这样的无情!毛泽东的历史是不断地重复地自作自受:毛泽东欺骗下面的人,其结果是他被下面的人骗了。他用简单的行政办法解决经济问题,好不得意,结果是他自己长期受害。 1951年时,毛泽东根本不在乎参加联合国,20年后,毛泽东为进入联合国大喜。 1951年1月14 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 美国会在象征性地抵抗后,退到Pusan作很强的抵抗,然后撤离朝鲜。毛泽东的无知和主观是登峰造极的了。 凭什么根据,美国要先象征性地抵抗,为什么退到Pusan再抵抗呢?因为金日成打到南方去时,美军在Pusan坚决抵抗。 毛泽东对此影响深刻,好像美国一定要这样做的。 毛泽东就不会问一问自己,美国会不会抵抗呢? 美国要退的话,为什么一定要退到Pusan才撤退呢?毛泽东把脑子里现存的经验和知识,直接投影成为未来的必然,还自以为是。
12月7 日,周恩来回答印度等中立国的停战呼吁时,提出条件包括美国撤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驱蒋介石代表。
1950年12月30 日到1951年1月8日志愿军进行第三战役,占领汉城,推进到37线。 彭德怀本欲挟第二、第三次战役胜利之余威,向敌方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要求。如果当时能按照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也许中国能获得的实利,然而,当时毛泽东看到志愿军向前推进,根本不看到战斗的艰苦,(刘伯承那时就看到)就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他那时也许还有更大的梦。因而,中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决内政、美军撤出台湾、联合国接纳中国。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毛泽东就没有判断力,美军会不会喘息不了,中国自己会不会喘不过气来。
那里知道,1月11日联合国停战委员会建议(1)停火,(2)政治会议讨论和平,(3)撤出所有外国军队,(4)安排整个朝鲜的行政,(5)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一起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停战线会在38度的南面一些,那时的实际战线。
联合国停战委员会的这个建议,包括了许多中国原先的要求。接受的话,美国国内的反对会很厉害,失掉了中国的杜鲁门政府会受到严重的攻击。联合国停战委员会里有印度的积极活动,英国的背后支持,美国难于公然拒绝。美国国务卿艾奇森Acheson和杜鲁门在激烈的争论后,决定冒一个险,支持联合国停战委员会的建议,Acheson估计中国不会接受。 结果Acheson的政治判断对了,中国果然不接受。 不然的话,真会把“美国搞到国内崩溃”的地步,这是Acheson事后的回忆。
中国不接受这样的符合中国自己要求的停战建议,这样一来,在世界面前就是中国要继续打。美国参战的道义度增加了。1951年2月1日 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国。中国对此谴责要强硬反应,于是2月4 日中国只好停止休整,开始第四次战役。 常叫“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毛泽东,就沉不住气,仓促开战。
2月11日彭德怀军受挫,14师被灭。3月15日 中国军队主动放弃汉城。4月27-28日中国最后努力,没有进攻效果。5月20日美军开始进攻,5月21日彭德怀主动撤退,1951年6月23日苏联外长 Yakov Malik 提出停战。7月,中国军队退了25-50英里。
从此,毛泽东在战场上走下坡路,在谈判桌上不讲道理,不讲国际惯例,强硬在先,默认在后。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认识到这是毛泽东的历史必然。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应当看到大局,中国有台湾问题,联合国席位,和西方及美国的关系,国内的经济困难等,在此前提下,我毛泽东要向斯大林表忠心,消除斯大林对我的疑心,并在国际共产主义给我个重要地位,我得出兵朝鲜,但出到什么程度,要心里有个度。 毛泽东没有这个度。而且他常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做过头,要撞破头才肯停下来的。斯大林相当知道适可而止,这是他比希特勒和毛泽东强的地方。
毛泽东更没有世界眼光,战后,世界上有美苏在斗,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是个大国,应当在世界上站在什么地位,采取什么政策,最有利于中国呢? 有利于解放台湾,收回或者不承认外蒙古,怎样有利于向苏联要援助,有利于讨价呢。 印度的尼赫鲁就有这样的世界眼光,他也确实做到了不结盟国家的领袖,他倒拿到了苏联很多的援助。 周恩来也许有点这样的眼光,也在向那个方向做点儿工作,但周恩来所做的只是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大潮里的几个小回流。
毛泽东看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不走,担心斯大林怀疑,“别了,司徒雷登”就是发表给斯大林看的:我毛泽东是要投你门下的。一边倒是向全党宣布的总政策。
那时,在中共中央里,是不是有个大讨论,让大家提出几种方案来呢? 我看是没有。 毛泽东会不会请张闻天设计几种外交政策供选择呢?不会的,这样一做,不是再起用张闻天了吗,张闻天可是做过第一把手的人,再用他,对我毛泽东的首脑地位会是隐患啊!
当时,中共里当然有强的倒向苏联的倾向。 但是,中共里有更强的民族情绪,也并不崇拜苏联,毛泽东要在中共里反倒向苏联的潮流,或者减慢这个潮流,是做得到的,可是,毛泽东做了反历史潮流的决定。毛泽东的个性是君权的,而且吓人的,他的决定是不许反对和分歧的。
到1950年,中共的党风已经是唯上,不独立思考。 谁反对上级,谁最终要大倒霉。 上级听下面的话,先要看说话人的背景,他不是革命同志,他的话不要听。1954年,中印订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尼赫鲁给了周恩来一张边界地图,周恩来接受了,没有说异议的话。我猜,谈判时,周恩来身边的人,可能没有人看得出地图上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的蒙藏委员会的人多数留在大陆,他们里有知道中印边境的专家,可是他们不会被任用为谈判的顾问。
美国卡特总统在要访问汉国前,曾经提出他的设想,到朝鲜板门店去进行南北朝鲜和美国的三方谈判。 美国驻韩国大使Gleysteen 强烈反对,威胁要辞职。 在其他许多人的反对下,卡特悄悄地收起了他的想法,连韩国总统朴正熙都不知道此事。 在毛泽东抗美时,中共里不会有这样的事!谁敢说我辞职不干了,你不要命了,你不要家人了!这就是民主政治少犯错误的根本所在。 彭德怀在朝鲜打得很苦的,他敢威胁毛泽东要辞职吗? 这里提一个林彪为什么不肯到朝鲜去抗美的新解释,林彪深知毛泽东的为人,去抗美决不是他林彪可以独当一面去指挥的。后来事实就是这样,毛泽东不仅是整个战局的决策者,还是几个战役乃至某些战斗的具体指挥员,毛泽东就是这样包办下级具体指挥到此程度。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在战场指挥上,都是彭德怀对,毛泽东错。经过这样的事后,彭德怀会心服毛泽东吗?毛泽东心里也知道,他能不打倒彭德怀吗?
领导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世界上的事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对付方案,可以设计几种策略。毛泽东的体制,对外面世界知之甚少,听不得不同意见,不容许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只能做出愚蠢的判断和决定。举二个例子。抗美援朝时,对美国的政策,对美国想要战争还是要和平,中共的外交部没有中肯的分析。要等到在苏联大使馆的研究室主任何方,他那时年轻而不世故,写出了研究报告说应当谈和,报告用信使带到北京,周恩来看了说好好。再说一个故事,停战刚谈判时,朝鲜方面替他们的个子矮的南日准备了高椅子,替美国代表准备了矮的椅子。美国不高兴,导致了改谈判地点到板门店。 那时中国派了李克农乔冠华黄华这样的高级官员去幕后指导和谈判。他们对高椅子矮椅子怎么想,我不知道。就算他们知道这样做太小家子气了,恐怕他们也不会提出,怕别人说他们破坏中朝友谊。 他们不敢多说,结果是失去了原来在朝方地区,中朝办事方便的谈判地点。
(写于201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