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皇帝，看到各地的错误，会说万方有罪，朕躬有责。这基本上符合国情，那时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松，地方上犯了错误，皇帝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
蒋介石是把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的领袖。其实很多地方和政策他管不了的。但蒋介石比皇帝进步，凡是地方上的错误，他表示他也有错误。所以，蒋介石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事实前为了平息众怒，作了检讨。张治中在人大小组会讲的感想是，毛泽东比蒋介石伟大：毛泽东承认他有罪，造成了万方的错误。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可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实际上，毛泽东历来对他的错误是万方有罪朕躬无责的。
43年中共延安抢救运动冤枉了许多干部。毛泽东在45年的七大上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他怎么讲的呢？ ‘陪个不是，团结起来，继读抗战。我向你们行个礼，你们总得还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了。’对被打成特务份子的同志，这话讲得太轻描淡写了，太痞子腔吧！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这句话应当理解成，我是不让别人推卸责任的，尤其刘少奇》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个检讨也是非常轻巧的，姿态相当低的。一个基层党委书记会说全部责任都是我的。毛泽东还要把别人都拖进责任里，他怕别人没责任就可以选他下去了。他跟本没有一点真诚的检讨。看看在这之前他怎么说的。
毛泽东对当时的洛阳地委书记纪登奎说：“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为什么毛泽东可以那么轻松和满不在乎呢？因为他周围的人，他的党都是儒夫。最近有中国学者的研究，发现 “七千人大会 ”上，毛的原意图是重新回到三年大饥荒前大跃进高峰期确定的粮食征购目标。面对全国五级（中央、大区、省、地、县）党政干部代表多数的质疑抵触，毛不得已收回了原提议。可见毛泽东毫无检讨之意。
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也讲了与林彪相类似的话，他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收藏七千人大会资料，油印本。这个讲话在官方编纂的《周恩来选集》中是没有的。）
毛泽东在延安的作渾般的检讨后，“许多同志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打人家的时候是当反革命搞的，用肉刑的，性命交关的。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说栓讨不够深刻呢？为什么没有人说要追求责任呢？就是因为怯懦。中共里面个人之间有一点怨恨，可以记一辈子，恨不得什么时候整你。给组织冤枉了，打残废了，自认倒霉还要热泪盈眶。
当时负责延安整风的康生不动声色地坐在台上抽烟。李富春在旁问他你不讲几句，康生对李富春讲了几句气话。会后曾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在家睡了两天两夜。康生说的是什么气话呢？康生说的气话也许是，毛泽东他叫我怎么怎么，现在他倒来做好人了。康生没有本钱像毛泽东那样检讨的。他一检讨，就开了对他的大批判闸门，他就得听凭处理了。康生借酒浇愁，怕毛泽东把他当替罪羊。毛泽东对党内的坏人，向来是网开一面的，因为将来还可派用场。善用坏人，是毛泽东的一大强项。
看到大跃进错误的彭德怀，在他给毛泽东的信里，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在信里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其他的人，即使敢说几句的，也都是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更不用去提那些在毛泽东为难时烧冷香的林彪之类了。希望将来的历史家们查一查，许世友那时怎么说的。
毛泽东心里想的是万方有罪朕躬无责。当然可以自负自得的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自负在于，没有谁敢跟我叫板的政治气氛里，我就敢对刘少奇说，我一个小指头就把你打倒了。自得在于，我可以说，出了问题是四方有反革命破坏，反革命还到了中央。
毛泽东搞蒙昧愚民的成功在於他利用群众运动，用一部分的愚民来造就更多的愚民。最后整个中国人民都成了愚民。
Etiemble，一位法国人，在1976年评价毛泽东“有史以来没有一位暴君得以成功地贯沏施行的最残酷的蒙昧主义”。 在我们的同胞间，对毛泽东至今还鲜有如此的评价。
（写于2010年12月-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