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村,把演員們都採訪了個遍,就是抓不住導演謝晉。好不容易在人堆裏找見他了,他總推說:先採訪演員,把我放在最後。這樣一天推一天的,等到再見到謝導,是在回上海前的歡送午宴前。我去得早,就看見空空的餐廳裏,就謝導一個在溜達。見我進來,老遠地就喊:“今天有好東西送給你們。”
我到跟前一看,是酒。
謝導十分認真地捧起桌上的酒瓶說:“這是好酒,是用猛洞河的水和這兒的稻米釀制的。”話說完了,又強調了一次:“好酒啊!”
這就讓我想起聽過的關於謝導的故事。謝導是個酒仙,伏案工作時離不開酒。常常是邊喝邊工作,一陣忙下來,桌子底下空酒瓶成排成行的。
可是我不能上了謝導的當,有酒喝就忘了採訪的任務。我對謝導說:“我還沒有完成任務呢!”
他又說,到了上海還有機會。最後經不住我軟纏硬磨,他答應把導演闡述和分鏡頭劇本全部交給我帶回刊物發表。就為了他的慷慨,我們為謝導的影片《芙蓉鎮》,專門出了一個專輯。
影片《芙蓉鎮》堪稱是謝導的巔峰之作,凝聚了他數十年電影生涯所積澱的深厚的生活體驗和對歷史的痛切反思,用他的攝影機形象而又深刻地挖掘了中國現代悲劇的根源。
有一天我站在極幽靜的石級上左右環顧,卻忽然產生了一種燒灼的感覺,仿佛有什麼東西在攪亂這兒的寧靜。原來我的眼前出現了久違了的紅海洋族擁下的領袖像,街邊的牆上還糊了某某某罪該萬死的大字報。這些都是攝製組為了拍戲佈置的。起初我有些疑惑,“文革”那年頭,這樣寧靜的鄉鎮真的會在政治漩渦裏陷得那樣深?後來我離開了王村,到了更偏僻的天子山上的一個隻住著三戶人家的地方,我終於得到了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一位中年農民平靜地告訴我:“三戶人家也搞‘革命’,也有派性”。我便不得不極虔盏叵嘈牛?顕?恪⑼跚锷舛??昵按_實曾經在芙蓉鎮風流過一陣。
芙蓉鎮上的悲劇,其實是綿延於中國達十餘年社會悲劇的縮影,儘管謝晉攝影機的視域只是展示了這一悲劇中有限的一隅,但他所選擇的獻映時機恰巧是“文革”發動二十年的祭日。唯獨為了這條理由,我就舉雙臂迎接這一沉甸甸的祭品。
中國的悲劇的製造者是誰,毋庸我多言。芙蓉鎮上悲劇的製造者和直接參與者,確切無疑是李國香和王秋赦。原本是平靜而又略顯沉滯的鄉村,是他們把域外的“聖旨”傳遞進來,攪亂了封閉狀態中的鄉村田園般的生活秩序。導演了一出又一出悲涼的生離死別的慘劇:桂桂的死、胡記米豆腐攤的衰敗,秦書田以癲狀混跡人生……他們惡行不少,劣跡斑斑,如果不是懾於權勢和自身求本份、圖安穩的性格制約,鄉民們理應振臂高喊著把李國香驅走,將王秋赦打倒。
可悲的不僅僅在於鄉民們的懦弱,而恰恰是憶想當年他們是懷著怎樣的熱切心情把李國香那樣的幹部盼來的。導演對這一點的挖掘頗有見地。李國香不是敵人,也非先天的壞人,她是建國以後咱們自己培養的領導人才。自己培養的人才,卻在幹著殘害普通百姓的事,這種屢見不鮮的滑稽現象又應該如何解釋呢?或如同醫學研究的結論相仿:吞噬著人類生命的癌症,它最初的癌細胞萌發,並不來自人體以外的別一物類。而是先天地蓄存於人體本身,產生於人體以體內營養為生長素的細胞,而有朝一日反戈一擊與人為敵,欲致人於死命。這不也同樣是一樁滑稽卻又不容置疑的悲慘的鬧劇?
依據同樣的道理,出身貧苦的王秋赦素來是中國革命依靠的力量中的一員,迫切的求生欲望和翻身後的感恩心情可以使他成為建設隊伍中的生力軍。但是無限止地將求生的欲望擴張成為佔有的欲望,將感恩的心情轉換成為駕馭一切的“主人翁”精神,作為動力的王秋赦也就必然地淪為歷史前進的梗阻。李國香和王秋赦同是中國土地上的一對伴生物,他們在歷史演變過程中的作用變化是隨著他們的地位變化而來的,整天想著革別人的命,卻忘記了對自身的約束。
所幸的是,《芙蓉鎮》中的秦書田已經不同于《牧馬人》中的許靈均,他面對一紙平反書,並不感激涕零,而是悠悠地忙著他米豆腐攤上的買賣,興趣不大的應付著讓他回文化館官復原職的指示。在鬼樣的生活中,他已經悟出了為人的深刻道理。平反不平反不在於一紙紅文,而是取決於他自己心中的理性評判。秦書田是先醒的一個,也體現了謝晉自身思想的質的飛躍,他將親身經歷過的“文革”悲劇與從反右開始的極“左”路線一起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说得好!
谢晋是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他敢于用电影在那样的年代里揭穿政治家的伪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