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求真求美者 电影《聂耳》作者于伶 (图)

 电影《聂耳》剧照

        2007年是我国著名的剧作家于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他去世十周年。他的剧作《长夜行》和电影《聂耳》等都在中国的话剧和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夏衍对于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一闭上眼，仿佛可以看见一条漫长而艰险的道路上，一个怯弱可又是那么悲壮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态，颠踬、挫折、无情的嘲笑、一时的迷失，荆棘刺伤他的肌肤，崎岖磨损他的脚底！可是他摸索着，行进，没有丝毫的后悔。”
      夏衍的这段文字写于1941年的《于伶小论》，在我读来却深刻地概括了于伶的整个生命历程。这也是我所见，所亲身体会到的一个活生生的求真者和求美者。
       在我青年时期，时常去于伯伯的家里。如师如父的于伯伯，是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我八岁丧父，自幼性格多愁忧郁。古稀之年的于伯伯依然思维敏捷，性格乐观豪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人生坎坷和九年的牢狱之灾，他仍然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他的人格魅力即刻成为我内心崇敬的楷模。那时他住在上海巨鹿路和常熟路交界处，站在他的小书房隔着楼前的小院子，可以看见街上的景色。周末他家的小客厅是我向往的倾谈场所，那里时常高朋满座，幽静时与他触膝谈心，听他平易的教诲。有时他会高兴地告诉我，听谁谁谁说了，你的电影文学水准不错。又有一次，他从北京开会回来，挺认真地告诫我，某位前辈关照他要好好帮助我，听说我的观点太新潮。所有这些点点滴滴，都让我体会到一个慈祥的父辈关切的目光。
      有一次在他家见到刚刚拍完电影《巴山夜雨》的电影导演吴永刚，影片放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那天吴导的心情很不好，满脸愁云。吴导向于伶诉苦说，有人将他解放前导演的影片说成是反动影片。于伶听了安慰吴导说：“那些人根本就不懂。他们看过你拍的《神女》吗？《神女》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神女》是吴导的处女作，由阮玲玉主演，是中国默片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吴导接着就叹了口气说：“我现在最怕来访问，问了出去就乱写，有些捧你，捧得你也不舒服；有些骂你，又骂得毫无道理。”于伶就说：“主要还是记者们的素质问题，有些事情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于伶以前一直是吴导的领导，听到于伶的理解，吴老心情好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临走的时候又说又笑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于伶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二十多年，但是在文艺界人们的心中，他是成就显赫的前辈，他更是平易近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1982年11月，于伶伯伯生病住进华东医院，我去就见他正和护士发脾气，于伶说：“你们应该给他换单人病房。”那个护士也不怕于伶，反而问：“他是什么级别？”于伶听了有些气不打一处来，说：“他级别没我高，可他在国际上的影响比哪个部长都大！”我听了好久也没听出于伯伯在为谁的事打抱不平。后来护士走了，临出门于伯伯还叮嘱了一句：“去告诉你们院长，就说是我说的。”
      于伯伯这才告诉我，巴金在家里摔伤了，家属打电话到医院，让派救护车，医院也不理。后来好不容易住进了医院，又给安排了一个三人病房。巴老已经七十多岁，这样怎么休息得好？当时巴金依然是一个不受薪的作家，还没有行政级别，所以医院给的待遇也就不一样。后来巴金的事反映到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周扬那里，再通过上海市委才得到解决。从这些事例我可以感受到，为什么于伶会在同行心中那么受到尊重？是因为他的无私和乐于助人。不管是谁的困难，只要他知道了，他都愿意出来为之申诉，为之主持公道。也因为这样，大家信赖他，尊重他，爱戴他。
       于伶伯伯在文艺界的前辈中受冤案的牵连较早，自从1955年5月，随着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的冤案发生，于伶也被免去一切职务，接受审查。文革开始后的牢狱之灾，只是从55年开始的受审查生活的延续。
       1983年初，潘汉年的案子终于得到平反，但是，潘汉年和董慧夫妇早已离开人世。于伯伯怀念战友，泪如泉涌，他写了一组悼念潘汉年的组诗。他让我读了谈谈感想。我记得诗中有这样几句：“敌垒森森步从容，出生入死立千功。”“天若有情天亦老，桃花依旧笑春风。”我就说年轻人读了可以了解潘汉年智勇双全的革命斗争经历；了解作者对潘公的深厚战友情谊，字里行间都可以体会到作者对死者很深的感情。
      于伯伯听了颇有感慨，他说：“解放初期你爸爸以群结婚时，陈毅、潘汉年、夏衍都参加了在中苏友协举行的舞会。我们都不会跳舞，就在一边打扑克。陈老总走过来把牌一撸说：'你们不跳舞，还拉走了我的舞伴。都去跳舞。'陈老总好厉害啊。现在有些电影，拍地下工作者就是跳舞，我们三个都搞地下工作，都不会跳舞。”
       我表示了作为一个年轻后代对于历史悲剧的极度困惑，像潘汉年这样的功勋卓著的人物，竟然冤死在和平时期自己人的手里。对于我的困惑，于伯伯只能沉默叹息。
“那么现在潘汉年的案子终于平反了，你可以彻底扬眉吐气了吧！”我说。
       谁知他叹了口气说：“那又怎么样？”这是我极其难得听见的叹息声。夏衍曾经感叹：“于伶为此熬白了少年头！”一桩从上到下的历史冤案扼杀了智勇双全的潘汉年的生命，也耗去了于伯伯二十年的黄金岁月。可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事业的热爱没有丝毫的减弱。
      于伯伯的精神世界中悲壮的成份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生活中他又极有人情味。我结婚的时候，他不仅欣然接受我的邀请参加婚礼，还替我请了一批爸爸的老朋友。于伯母柏李作画，于伶题诗作为礼物送给我。当时我们的合影后来一直放在他写字桌的玻璃下。
       1995年岁末我从旧金山回上海去看于伶，那时他住在华东医院已经一段日子了。当我走进病房时，他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他有深度近视，不戴眼镜看不清人。听见有人进来，他把脸转过来问：“谁啊”我低下头凑近他的耳朵轻轻地说了我的名字，他倏地睁开眼，从被窝里拿出手直直地伸到我的面前。他的动作那么迅速、有力。 “你去得太久了！”他的语气中带着稍稍的责备。那年距离我出国前与他辞行已经六年了。我用双手紧紧地握着于伯伯骨感有力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奥林匹亚]

好文不可多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