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读吴中杰的《复旦往事》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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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教授于1953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本科毕业后留校，教书育人长达半个世纪。当年曾经教过我文艺学概论。最近读到他在复旦百年校庆前夕出版的《复旦往事》，不由感慨良多。此书是吴氏半个多世纪以来亲历亲闻的记载，作为单行本出版前，又曾由我的老师陈思和教授在他所主编的《上海文学》上特辟专栏，予以连载。

吴氏虽是名校高才生，不幸在中国当代政治最动荡的时期进校。政治运动层出不穷，经济民生跌宕起伏。而他的回忆文字所说的，正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惨痛经历。作者刚进复旦时，母校在农田环绕之中，第一教学楼还没造好，学生宿舍也只有两栋，在校舍等硬件方面是小本经营。但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它在师资和学生素质方面却是群星璀璨，令人羡煞。后来盛传当年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影响大的远不止十人，包括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而且，当时这些“老教授”大都还只有50岁上下，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只能算是中年教师；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王运熙等30岁上下的“中年教师”，照现在的说法，则是青年教师。教授们正是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候，而学生中的风气也重视独立思考、潜心学术科研，并不觉得高分有什么了不起。

可惜不久在知识分子中就开始了“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运动。大势所趋，每位教授都不免上纲上线，夸大自己自私自利、不光彩的思想和行为，什么多用一只学校信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等等，而学生们则在有关领导的指挥策动下，对老师发动人身攻击。象刘大杰这样平时才子风度，说话无遮无拦的，不免落得个跳黄浦江自杀未遂的下场。比起日后的“反右”、“文革”，这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还算是和风细雨的，只有文斗没有武斗，可是知识分子看得最重的不外是“面子”、尊严。一旦教授们隐私曝光、斯文扫地，师道尊严也荡然无存。学生开始缺席、上课不专心、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尚在其次，知识分子对自己专业身份的认同和社会上对知识文化的尊崇更是受到严重损害。以后教授、学生无法静心做学问，则理固如是。

果不其然，作者回忆，以后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牵涉甚广、全国知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文系教授贾植芳作为“骨干分子”锒铛入狱，刚毕业的章培恒被开除党籍发配去资料室，当时在校的学生如曾华鹏、范伯群等也受到株连。以后的政治斗争，就象越转越大的怪圈，不断吞噬着新的受害者。作者说，最初中国是以1949年为界来划分知识分子群的。1949年以前毕业的，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毕业的，则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新知识分子。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则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间所培养的大学生，“又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知识分子，而化为异己的力量了”。

作者原本家庭出身、本人表现方面都无重大问题，最多作为“走白专道路者”遭到批判。然而他在文革中也在劫难逃，被拘留审讯，作为上海“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因为“炮打”张春桥而铸成的大案）的“狗头军师”、“幕后策划者”遭到抄家、游街、斗批。作者最感到痛苦的还不是身体方面的损害（例如胃出血），而是精神方面的虐待：没有书看，没有人身自由，随时有人盯梢监视，随时有旧日朋友和学生背叛，还有自己无意中牵连了朋友和学生。

待到尘埃落定，往事也无法如烟。因为死者固然已矣，生者还要面对劫难之后的种种遗留问题，例如当年无辜受害者的冤屈血泪、旧当权者的恋栈报复、长期以来思维方式的僵化、和个体生命的浪费。作者感慨地说：“［文革结束，作者平反昭雪时］我工作刚满21年，下乡下厂及在校参加挖防空洞等劳动时间，合计有14年之多，恰好占总时数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时间也大都是搞运动搞掉的，所以这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怎么读书。从21岁到40多岁，这可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啊！”

我敬佩吴中杰先生，除了因为他敢于直言、勇于正视民族和个人的惨痛历史之外，还在于他始终关注母校的发展、学子的成长。他提倡过去校歌所唱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反对学术商业化、功利化，认为“师资力量”和“学术环境”才是复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备条件。一片眷眷之心，一派书生意气，正是我们后辈学人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