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环境，认识自己（九）

  (山静）

      当代英国学者Juliet Mitchell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与妇女解放的理论加以继承，批判，和发展的先行者之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组织”为前提，Mitchell（1971）指出，马，恩认为随着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妇女也将必然获得解放，这种观点未免过于简单化。妇女解放在马，恩的理论中只成了一种抽象概念，而缺乏实现妇女解放的具体理论和途径。在她的思考与分析中，Mitchell 把妇女的从属地位与其他诸多社会因素联系起来，包括生育，两性关系，社会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的形成，以及这些因素与经济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她认为社会经济体系囊括了家庭结构 ；而两性关系，生育，与社会性别的教养皆属家庭结构的组成部分。

 

        在Mitchell看来，过去，由于生育和被认为力小体弱这两大原因，许多妇女被剥夺了劳动工作的机会。而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许多不需要体力的工作，以及避孕技术带来了自由计划生育。这种社会变化摧毁了妇女只能家务的的理论基础。被迫囿于家务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利与机会便成了女权主义的重中之重。

 

            Mitchell 提出了几个至关重要，至今依然是女权主义理论探讨的中心问题。首先，她把家庭关系与社会经济体系联系起来思考，特别是道破了在现代社会里，家庭已经由生产单位转化为消费单位的现实，并由此引发了关于这一新课题的讨论。她认为两性关系与消费伦理的结合，一方面给妇女带来更多的性自由，同时也增长了她们被用作性工具的机会（这在今天关于性与后现代文化的讨论中仍是热点之一）。其次，Mitchell 还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具有经济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双重功能。在经济方面，妇女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意识形态层面，妇女生育培养出下一代 — 接受并适应资本主义需要的劳动力，使现存制度得以延续。家庭一方面提倡个性自由，个人主义，同时鼓励财富的积聚。这种私有制与个人主义的结合，使家庭成了资本主义既赖以生存的堡垒，又无可避免地同时使之解体。而这一切都是与家庭主妇与母亲的角色分不开的。因此，养育下一代成为她们受歧视压迫的潜因之一。

 

        另外，关于传统的男女内外分工（男主外：工作，政治，宗教，等社会领域；女主内：家务，生育，性生活等范围）的问题也是第二波女权主义理论探讨的热点。一种观点认为，妇女的囿于家务等使她们不能获得与男人们同等的社会经济资源。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年已婚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她们的工作性质，报酬，和其他一些待遇仍属于次等公民 – 她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家务的延伸。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男女内外分工是有阶级和种族区分的，它主要是一种白人中产阶级现象，因为下层社会和少数族裔妇女是从来就为生活所迫而内外操劳的。

 

            现代女权主义学者Zarestky（1976）指出，这种男女内外分工制实际上是西方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当时，尽管大多数工人阶级，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妇女都在为生存劳作，或在田间，或在工厂，或当家仆等等，在上层建筑领域，妇女的工作却被定义为在家内从事的活动；而且，这种性别劳动分工与男性特征（雄性，强壮，刚毅等）与女性特征（阴性，温和，柔顺等）联系了起来。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男女内外之分的观点掩饰了家庭的经济功能。另外，由这种男女内外之分而衍生的“个人”（家庭内）与“公众”（家庭外的社会）两界生活的观点进一步模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宏观因素，把宏观问题微观化。这种把社会问题缩小为个人问题的观点，只会削弱女权主义运动的实力。

 

            总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与男女社会性别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认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经济不平等（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统治者对人们意识形态上的蒙骗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论者加以拓展，认为应该把家庭内的结构，关系，性，生育，教养下一代等诸种因素与妇女受歧视压迫联系起来。由此再迈出一大步，认为父权制本身就是造成妇女从属地位的一种历史原因 -- 就形成了另一流派：即激进女权主义。

  2013 7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