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环境，认识自己（八）

   (山静）           


         马克思（1818-1883）是近代社会思想史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影响并改变了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发展的进程。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1770-1832）发生强烈兴趣，并成为青年黑格尔小组的一员。黑格尔从基督教神学出发建立起自己的唯心主义学说。（Giddens, 1971:3）。马克思受其影响直到1841年，费尔巴哈 （1804-1872）的“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发表，此书彻底改变了马克思原来的观点。费尔巴哈批驳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认为超现实（神的世界）是人们思想的产物；人们的思想或理念来源于人们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构成社会现实。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或理念。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

 

            这种观点致使马克思的导师 Bruno Bauer （1809-1882）宣称圣经只不过是一部由人撰写出来的历史文献，基督教神学只不过是一个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神话。这样一种断言对当时的教廷来说，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Bauer 因此丢了教职，并殃及学生马克思的学术生涯。在马克思于1841年从Jena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这位曾被预言将前程无量，有望成为最杰出的教授的年轻学者，却找不到一份固定教职。他的余生由于政治流放，颠沛流离， 在贫困中度过 （几个孩子因饥寒病交迫过早夭折）。他先是从德国到巴黎，又于1849年去了伦敦。在伦敦住了34年，坚持研究，写作，直到去世。

 

            马克思早期受黑格尔及后来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吸取其中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的意识，思想，信仰，价值观念等等构成精神世界的元素都是由物质世界的影响造成的。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不同性别 （如男人与女人），不同种族 （如白人与黑人），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 （如富人与穷人）对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就有不同的解释，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也难得一致。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上，少数族裔妇女很少有加入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工运史为什么主要是白种工人的工运史的原因之一。也正如鲁迅打过的比方，红楼梦里焦大的幸福观与林黛玉的幸福观大概会大相径庭。

 

            马克思生活的社会环境正值资本主义残酷的原始积累和上升阶段。基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资关系的观察和分析，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不但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还控制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给公众灌输一种欺骗性的错误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蒙蔽人们的双眼，从而使人们相信社会是自由平等公正的，无论什么人，只要能干肯做，就会成功，加入中产阶级甚至富人的行列。马克思认为一旦工人们的阶级意识被唤醒，他们就会起来革命，反对剥削，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意识操纵和蒙蔽，也正是在男权制社会里男尊女卑，男优女劣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原因。人们之所以对性别歧视视而不见，是因为长期被灌输而逐渐潜移默化了女人不如男人，因此应该从属于男人的观念。

 

            由于早期自由女权主义（第一波）的阶级和种族的局限性，60 年代的一些女权主义者们需要寻找新的思想理论基础。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找到了依据。恩格斯在该书前言中指出，家庭关系是由经济生产方式衍生而来的。马，恩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经济决定的阶级关系是第一位的，家庭关系是第二位的。也即，家庭结构，家庭关系是随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树立的家庭形象是一种理想化了的模式，其下掩饰的是家庭经济结构的实质。马，恩还在书中写道，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家庭，私有财产的积聚需要有继承者，这种需要由一夫一妻家庭制提供了保障。然而，在女权主义者看来（Anderson, 2006），马，恩的解释也有其局限性：他们在书中并没有回答男权制是如何起源的。对于为什么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掌有家庭财产控制权，马，恩在书中并没有解释。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由于经济关系决定婚姻关系；妇女在婚姻与家庭里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家务劳动和生育子女。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达，妇女的家务劳动逐渐丧失其原来在社会经济生活（在农业社会里，家务劳动是经济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具有的地位。妇女从而沦为一种奴隶：在家内为一家之主的丈夫提供私人服务；同时，她的家务劳动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无偿的经济服务。马，恩认为，要实现妇女的解放，必须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要建立在两性相爱，而不是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不消除阶级压迫，就不可能消除性别压迫，也就不可能有平等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对上世纪70年代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道出了妇女受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即资本主义制度，而忽略了性别本身的因素。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与性别是两种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社会因素,阶级关系不能完全解释人们（男人和女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因此，消除阶级不平等并不意味着性别歧视的同时根除(Hartmann, 1976; Jaggar and Rothenberg, 1993; Anderson, 2006)。

2013 7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