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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博士里有中国人吗？ 当希律王的时侯，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马太福音二章1-2节） 要答覆这个问题，须从“圣诞节”说起。 传统所谓“圣诞节”（俗称“耶诞节”），其实应正名为“救主降生节”（参马太福音一章18节）。“诞”与“降”迥然不同，诞生是从人间父母生的，是人子﹔降生是“裂天而降”（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1节，约翰福音三章13节），从天上的父神所差来的，是神子。一字之差，就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划分了界限。 除基督教以外，世界所有宗教都各有其来自人间的教主，教人行善去恶、修心养性，但能言不能行，行也不澈底，结局仍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参罗马书七章），总之，徒然枉然，无补实际。惟独基督徒拥有一位救主，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真神（参约翰福音一章14节），救人脱罪（参马太福音一章21节），赐人生命（参约翰福音十章10节），使人得享“以马内利”（即神人同在）的福乐，这才是真正的“救世之道”。 耶稣降生后，东方有几个博士，万里迢迢前来朝拜，这几位博士，并非现今修得Ph. D. 学位的博士，英文译作“智者”（Wise Men），希腊人之意，相当于“异象学家”（Astrologer），他们在东方看见了“犹太人之王”的星，特来到耶路撒冷拜他。这几个博士，一共几人？来自何邦？圣经没有更多的启示，照说我们不能臆测，但据原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中，“东方”一词出现了三次：在第1节的“东方”，原文是Anatolon，复数，表：“地理上的处所”，译作“东方”是正确的﹔但在第2节和第9节里的“东方”，原文均作Anatolee，单数，表：“一日中的时间”，应改译作“清晨”更符原意（参考路加福音一章78节的“清晨”，即同一词）。准此，则第2节应作：“我们在清晨看见他的星”，第9节应作：“在清晨所看见的那星”。倘能接受这种译法，那我们就可以有个“大胆的假设”，当然这只是本于良知的假设，学理上还需要更多“小心的求证”。 长安与伯利恒之间，有五小时的时差，耶稣是午夜降生于伯利恒，正值长安清晨五时左右，所以，有很大可能显示这几位东方博士中，至少有一位是来自中国的。因为当时中国文化，日正中天，发明了罗盘针，开辟了丝路（Silk Road）建立了由东往西的商业孔道（即由今之河西走廊经新疆、近东、及东欧各国，全部行程可能经年累月），尤其是星算学特别发达，如光禄大夫、太常博士刘向（77-4BC），着有洪范五行传，以阴阳灾异、星象晦明，推论时政得失，雅为士林所推重，西汉朝并设有“博士弟子”，专业训练星象学者，即由刘向主其事。刘向卒于主前四年（西汉哀帝建平三年），其实大约即在主耶稣降生之年（如所周知，主前纪元计算有误，可能迟误四至六年），故如假设刘向（或经其训练之博士弟子）为东方博士的一员，不能说全无根据。况且在刘向时代，盛传有“景星庆云”之说，所谓“景星”，以现代语言来说，便是“王者之星”，可能正与经文所示“东方之星”，暗相相合。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还有一个旁证，足以显示，这批东方博士，必从遥远东方，千山万水，跋涉经年累月，才到达目的地，因在第16节，希律怒杀伯利恒四境男孩，旨在斩尽杀绝，“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为甚么指定“两岁以里”呢？因为是“照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可见东方博士们到达伯利恒时，距耶稣降生已有相当年日，他们是在“房子里”（不是在“马槽里”），“拜那小孩子”（不是“婴孩”）（参马太福音二章11节），不是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参路加福音二章7节）。从时间和空间的对证，均足以支持“东方博士中很可能有中国人在”的论据。 至于东方博士共有几人？因他们奉献了黄金、乳香、没药等三种礼物给主耶稣，一般就认定他们共有三位，其实圣经并未明言，我们也不必深究，因这无关宏旨。我们所关心的是这几位东方博士中是否确有中国人在？多年来西方宣教士一直高呼：“中国人你在那里？”，面对这一挑战，我们怎可无动于衷？如今我把“东方博士”这一“学案”提示出来，绝非故作惊人之笔，耸人听闻，乃是鼓励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信徒，应知急起直追，把福音最后一棒传遍地极，迎接我主再来，莫让先贤专美于前，徒然留下第一批朝圣者的佳美脚踪，后继无人，千古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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