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乡土
蔡铮访谈
（原题：《荆楚乡土大地上的记录者: 旅美华人作家蔡铮访谈录》）
汤芳
汤芳（以下简称“汤”）：您在2013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种子》专写老家红安县的事，这些故事时间跨度很大，以农民的个人叙事视角来表达地方历史，能否请您分享下当初的创作思路？
蔡铮（以下简称“蔡”）：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最为惊心动魄，其社会动荡变化之剧烈在三千年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鲜见的。这样就产生了最为奇特繁富的故事。而我老家湖北红安为尽人皆知的将军县，出了两百个将军。家乡也是当时中国变化的风暴眼，一县之内遍地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具有中国历史急剧动荡变化的代表性。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在捡拾地上的故事，力图拼接出一个完整的自在世界，让它成为中国那百年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汤：您作品集中叙述荆楚大地上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民间历史，将个体在历史大潮流中的无奈和荒诞命运勾勒出来。您对中国农民生存和生命状态的描写非常细腻，是否和您个人的人生阅历有关？
蔡：当然。我从小长在农村，十六岁离家上师专。师专毕业后又回家种田，一年后去部队服役，五年后退伍后又回老家农村。我在老家农村生活时间比较长。
汤：也许受益于您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您作品中对农村经验描述得很真实而精准，如对养鸡养猪等一些农活的细节描写很生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蔡：八一年上师专后。那是个写作的时代，我也正值青春期，气盛欲多而百求不得，抑郁至极，唯有读书写作以自疗。
汤：您有中国本土鲜活的农村生活经验，年少时的经历都沉淀成一个个简短的故事，由此您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根性”，似乎您的创作是从生命内部绽放，与农村大地和农民血肉相连。
蔡： 那都是书写我的亲身经历。
汤：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也关注底层叙事、苦难叙事、悲情叙事，学者丁帆曾对中国乡土小说定义为：“对地域乡土日常生活的不幸、苦难、毁灭及痛苦生命的最为集中的艺术化表现”。您的作品同样关注广阔土地上劳动民众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对乡土小说艺术手法延续的考虑？
蔡：不知道呢。
汤：您的许多短篇小说都采用了诸多现代主义技法，呈现荒凉、荒诞、暴力美学等特征，导致家园感的消失。比如您对猪异化为狼吃人的惊骇描写、婴儿缩小为一颗蚕豆大被鸡啄了等情节的设定。能不能请您分享下当初的构思？
蔡：《狼猪》我想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困苦、生命被摧残又无可奈何的农民强烈的父爱。《贵花》想表达的是那种无法言说、让人要跪地痛哭的绝望。它不是小说，它只是一首绝望的诗。
汤：这两篇很典型地用非日常化叙事书写农村日常生活，呈现了一个荒诞的乡村世界，颇有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余华、苏童、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意味，与传统乡土小说相比，先锋派作家的乡土写作有西方现代主义美学风格，虚化乡土背景，关注人命运的荒诞。您的作品有明显的先锋派叙事技巧，但细节又非常写实。能不能就此谈谈？
蔡：我以为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
汤：先锋派乡土写作也经常被批判过度强调技巧，而忽视本土乡土经验的内容，能反映本民族进程的乡土记忆缺失了，也很难见站在农民视角写作的真诚情感。我很赞同学者、诗人一平所指出的许多乡土作家都是从外部书写农民故事，有个“寻根”的过程，而您的作品是从根里长出来的，更像中国北方的玉米，属于大地和农民。
蔡：二十出头时结识诗人一平，一直以来他都是我文字的第一读者和评论人。
汤：不管是传统乡土小说还是先锋派乡土书写，许多作家都以现代眼光关照乡村故事，延续一种感性乡土眷恋和现代理性批判之间的冲突，或揭露国民的劣根性、或批判乡土文化的沉滞性，您在创作时是否有这方面的考量？
蔡：没想那么多。想到哪就写而已。
汤：您作品中呈现了温柔却带有痛感、甚至荒谬化的文化批判。比如《流氓》一篇故事中，每个人都是施暴者的同时也是受害者，每个个体故事汇集衍变成一场无意识的集体暴力。农村落后文化中隐性却强大的“暴力”是否是您批判的对象？
蔡：这其实不单是落后农村的事，一国一世从古至今都在发生同类故事。
汤：您很少写乡村亲情伦理中的脉脉温情，相反，在《六根指头》《油条》《走》等篇中都尖锐地挑战了以“父慈子孝”“夫义妇顺”等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家庭伦理规范，揭露了乡村家庭中冷漠自私的情感关系，这是对中国90年代历史转型时期乡村精神的映射吗？
蔡：我只是描述我所知的乡村故事。
汤：您作品中表达了浓厚的土地情结，我在阅读时常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比如您多篇短篇都描述到人和动物一碰到土地就活了。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种土地情结？
蔡：我们老家人确信鸡、狗、猪等如暴死，让它们贴土它们就能活；有时它们就真活了。
汤：在现当代乡土小说中，土地也经常和人的生育联系在一起。您的同名小说《种子》中的主角盛福因为不育不孕，以赎罪的方式疗愈自己，为了弥补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件错事而用尽家产，最后丧失生命。作品中表达了乡村伦理中一种朴素的因果报应观念。这篇作品风格唯美，与其他篇差异很大，能否请您具体谈谈？
蔡：这个写于1992年前后。那时有很多人秉信金钱至上观点，为了挣钱谋利而不择手段。我对这种社会现象痛心疾首，便想写个故事教人要相信因果报应。我认为这是乡土文化朴素的价值观，也是良治社会的基础。
汤：农民们的安土到离乡转变表征着农业社会的外在形态的变迁，可能会逐步改变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构成，民风习俗也可能会随着飘零消散。您这些年是否感受到农村的文化失落或断裂？
蔡：这个感受很深。我们老家村长没有孩子了。年轻一代都定居城里，乡村没人了。没有人，一切都无处附着。
汤：据我观察，与当下农民们的离乡潮流相反，许多知识分子掀起一股返乡怀旧的文化乡愁。您怎么看这种思想乡愁？
蔡：曾看过一短片，讲一扶贫干部到老林深山去劝人搬到山外的扶贫楼房去，一穿绿布衫的妇女是劝说对象。干部和她丈夫都来劝她，那妇女就坐那儿抹泪，说她宁死不搬。因为我们身上生长着亿万须根，它从我们的嘴鼻、耳朵、眼睛、手掌、脚掌延伸出来，从我们的每个毛孔延申出来，飘拂舞动，寻找附着，从身体四周的土地、树木、花草和空气中汲取我们生命所需的精微养分。那妇女身上延申出来的亿万根须飘拂于她四周，附着于她茅屋附近的每片绿叶上，有的根须长达数里，深入山沟溪流。那些须根从山间的水土、树草、溪流中汲取营养，输送与她，让她感觉舒适。山外城镇的楼房确实干净硬实，但她一进楼房，她的亿万须根就远离绿树青山而只能附着于水泥墙壁上干涸卷缩，再也不能给她输送营养，那样她会感觉不适，就会生病，它的生命可能因此枯萎。
汤：中国二十世纪形成“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规范，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城市化，许多人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从农村来到城市。但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隐藏了与大自然对立为代价的残酷性，勾起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在写乡土小说时呈现一种怀念故乡宁静生活和淳朴民风的乡愁。
蔡：现代城市是人类的悲剧。工作生活于高楼中是违反自然的、违反人性的。我曾在芝加哥摩天大楼的第24层工作过。从窗户望出去是另外一栋楼的灰黑墙壁，让人觉得被活埋在地下。我永难忘记那种压抑烦闷得胸要炸裂的可怕感觉。在纽约、芝加哥的大道上，夏天我常被下水道冒出的恶臭熏得作呕；被浓浊的废气憋得心烦欲死；我不知人们为何都往大城市涌，不知为何人们要建大城市。从飞机上看那在绿色大地上的城市就像一片绿叶被蛀蚀。城市生活的最大问题是人们生命的须根无处附着，裸露于外；或飘游于恶浊空气中，给我们的身体输入有害物质。人们会变得烦躁不安，会得忧郁症。城市的水泥房子不是居地而仅是居室；人类百万年来都是居于地，近于水，邻于花草树木。如今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有能力选择去让其感觉舒适的乡村居住。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大家要到那有山有水、有树有林、有花有草、有鱼有鸟的乡村去，让其生命的须根附着于青山碧水、树木花草之上。所以返乡怀旧也许只是我们的身体需求使然，与文化思想或精神需求关系不大。
汤：您似乎有一种略带浪漫主义情怀的“恋乡”情结，有较为强烈的对故土的怀恋和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抗拒。这种理念似乎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所建构的湘西淳朴的民俗风景图一致？
蔡：我确实喜欢沈从文美好的民俗景物描写，那給人宁静快慰，也许只有生长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我也喜欢描述那种让人宁静快慰的民俗风景图，即便是在充满血腥暴力的故事中也是如此。
汤：坚守土地可能会有“画地为牢”的不幸；从农村出走来到城市也未必能得到舒适和自由的生活。这让我想起您的《走》一篇，主人公通过读书实现“鲤鱼跳龙门”，但他想要成为一名地方官员为老百姓造福的梦想因为整个家庭和村庄的人情联系而中断，最终前往美国在中餐厅打工，尽管最后经营了自己的餐厅，但终究是无法再回到家乡。能不能谈谈这种海外游子的心境？
蔡：人生总有不如意，奔波追求到头都是失落，努力追求的东西似乎总遗落在起点。
汤：这种家园意识和“根”的链接可能对海外华人移民来说更加鲜明。远离故土，华人移民在很长时间都很难适应国外的生活。
蔡：很多中国人到美国后就会过敏。因为我们脱离了我们先人世代生活的土壤，在这里我们身上的须根扎入新的土壤或飘拂于这里的空气中，吸收不到我们先人习惯的各种微妙物质而吸入很多异样物质，这就导致我们身体的病态反应。我到美国第二十个年头才开始过敏。过敏不是病，但过敏要人命。鼻塞、流清滴、打喷嚏，喷嚏如重锤，打得人头晕眼花；眼痒难熬，恨不得揉碎眼珠。搞得人什么都干不成，生不如死。有年我正被过敏折磨得晕头晕脑时紧急搭机回国，十七个钟头后到了我老家村子。那是凉爽的五月之夜。我闻到了我熟悉的清淡花香和水塘上浮漂的淡淡腥气，我感到我身上卷曲干涸的须根舒展开来在我四周翩翩舞蹈，有的顺地而窜，迅疾附着于门前的栀子花上，附着于塘面的蒲荷上；有的飞飘而出，如钓鱼人甩出的银色丝线，直达数百米外村前山上的暗绿松林。我生命的亿万须根瞬间寻获其所，瞬间把生成我祖辈生命的这块土地上的精微物质输入我体内。马上清滴断流了，眼睛不痒了，头不痛了，万千溪流开始潺潺流淌，我顿感轻松舒坦。原来治我过敏的药就在我老家这块土壤上。以后每到四五月我回老家就好了。我女儿也过敏。她一过敏我就心如针扎，为此我后悔把她生在美国，让她生命的须根无法汲取我先人赖以生存的微妙物质而遭此过敏折磨。我得把她带回老家生活她才能免受过敏之苦。
汤：您出国后经常回家乡吗？有没有感受到中国农村的变化？
蔡：我来美国二十七个年头，共回国过五次。每次我都惊奇于老家农村变化。我老家那个小村-红安县觅儿市镇柏树岗村袁家塆我最熟悉，谁家养了只猫，是白猫黑猫、是不是会逮老鼠的好猫，我都清楚。那小村也就十三四户人家。村里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半人都上了大学，九十年代出生的几乎全都上了大学；在村里出生的有六个读了研究生，带外面出生的就有七个。一读完大学，特别是读了研究生，就有很不错的工作。留在村里最年轻的也是七零年以前出生的，也就一两个，其余的全在城里安家落户，有的在县城，有的在省城或别的城市。逢年过节年轻人才从全国各地往回赶，多半开车，水泥路早通到各家门口。我们邻村上大学的却不多，但房子一个比一个阔气；我们小村的房子都一般，大概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边买了房。村里老了人，微信群里一通告，年轻人便都在半天内从全国各地赶回去送老人上山。过去十几年来村里人的生活变化让人惊喜。我唯一担心的是五十年后村里空无一人，因为年轻一代上大学走了后一去不还。
汤：这也许就是费孝通所定义的“乡村社会的损蚀”：受近代教育知识技能培育的农家子弟无法回乡返回一技之长。村庄的逐步消失似乎也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势。当然在这个过程也受人的主观意愿和现实生存选择的影响。在这种变化下，能不能请您谈谈海外华人作家们的故园情结？
蔡：很少跟华人作家打交道，无从谈起。我个人是很迷恋老家的。
汤：远离家乡后书写家乡故事，这种地理上的梳离也许能给海外华人全新的视角去回头审视故乡文化。您在芝加哥生活是否会有异乡人的感受？
蔡：虽没有异乡人的感受，但也没有家的感觉。家需要有个亲戚网，而这里的人都是陌生的。
汤：您作品立足家乡故事，融入了很多荆楚文化因素。中国乡土文学作家韩少功曾在《文学的根》一文中发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呼吁在乡土大地上寻觅楚文化的精魂，在民族文化血脉里找寻东方文化审美优势。您作品中有明显的楚文化因子，比如小说《命由情定》中楚剧的插入。您在文学创作中是否有意识尝试书写楚文化？
蔡：是的。我们那儿是楚剧之乡。两百多年来楚剧对我们老家一带人民的教化作用很大。逢年过节、定亲娶媳、做寿庆生、兴屋起楼村民都要请楚戏班子，很多村子建有永久戏台。村民一年大概一百天都能在方圆十里之内找到楚戏看。农民田间地头歇了都唱几声楚剧。有说是“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会来一口”。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很多村民就自己组织楚戏班子到附近村子演出，深受欢迎。楚剧深入老家人民骨髓。很多人嗜楚剧如命。据说秦基伟在解放战争时期当纵队司令时有回邓小平打电话紧急找他，找半夜都找不到人，原来他跑去看楚剧去了，一看起戏来把什么都忘了。七九年我们家有个破收音机，正吃年饭时收音机开播楚剧《秦香莲》，那时我们讨厌楚剧，但都知我父亲好楚剧，就吼说收音机放楚戏了。我父亲耳聋。他忙丢下筷子抱起收音机贴耳朵上听，一会就听得他扯了黑袄袖子抹泪。我们都只觉好笑。
成年后我偶尔听听楚剧。只有到了美国后才真爱上楚剧，简直是酷爱。网上有很多楚剧，有时我整天整天地听，有的唱段我反复听，许多唱段韵味无穷，百听不厌；有时我开车还打开手机听。我这才理解我父亲为什么听楚剧听得老泪纵横。楚剧揉搓人心，太美了！我这才发现这些楚剧唱腔是融合了我那一方人民的生命，汲取了我们那里山湖田地之上的精气，糅合了独我那一方才有的鸟语虫吟而天然生成的奇妙音乐。总之，楚剧妙不可言，非常神奇。
但是楚剧渐趋式微，如今年轻人不听楚剧，楚剧的传承问题变得紧迫，如此下去楚剧会消亡。如楚剧消亡，那将是中国文化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我们决不能让它消亡！我想以我绵薄之力来为弘扬楚剧做点事。所以我写《命由情定》时着意加很多楚剧经典唱段在里头。这个长篇是个很好的电视剧脚本。剧中楚剧唱段会把故事的凄美悲壮表现到极致，而更重要的是，大众喜爱的电视剧里放大段的楚剧能让年轻人感受楚剧之美，爱上楚剧。
汤：许多乡土文学作品都盘结着作家地域特色的乡土根性，如贾平凹系列小说中的商州农村、阎连科笔下豫西山村、王鲁彦的浙东农村、台静农之于安徽乡间、彭家煌的湖湘水乡。您写荆楚农村，有什么特殊的地域乡土文化吗？
蔡：每个地方都有特殊处，我老家红安可能更为特殊。
汤: 在美国使用汉语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边缘化写作行为，无法像西方本土作家一样有较广的读者群，又不能像国内作家一样以此谋生，在国内发表作品也容易受限。但依然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作家坚持不懈地写作，您个人觉得这种创作动力来自哪里？
蔡：这大概来于自身生命吧。我只是想通过写作证明自己活着。
汤：您近年来也用英语创作，比如儿童文学故事The Secret of Happiness, 书写了中国民间故事，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受到美国许多小朋友读者的喜欢，能否请您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
蔡：我孩子小时我们几乎把图书馆适合孩子看的最好的图画书都借来看了，上千本吧。我发现那最好的故事都没我所知道的故事好。我所知的故事不仅有趣，更重要的是都包含强大积极的中华文化密码信息，可能对孩子产生终生有益影响。我就把那些故事用英文写下来，讲给我孩子听。她们喜欢得不得了。后来我也把几个我特别喜欢的故事翻译成中文，放在微信读书上，书名为《武术大师》。
汤：之前读华裔美国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的小说Little Fires Everywhere(中译名《小小小小的火》），对其中一个情节印象深刻，作者讲述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儿童很难找到中国儿童读物。市场上出售各式各样的芭比娃娃，但找不到中国卡通形象的玩偶。华裔儿童从小就受到了西方主流对中国文化刻板印象建构的影响，进一步导致与母国文化的梳离。您的中华文化儿童故事无疑意义重大。除了这些故事，您平时是否用不同方法给您的孩子教育中国传统文化？
蔡：试过，但很难。其实给孩子教中国文化最好的办法是让她们从小学中文，选用编写精良、内含大量中国经典故事的中文课本。但很多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孩子们因为各种原因而拒绝学中文，这也是中国文化海外推广的难题之一。
汤：您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创作，在创作语言选择上的理由是什么？
蔡：2001年我用英文写过一本书后就不再用英文写作而只用中文写作。我们写作是利用文字来储存我们的生命，用中文写作来延续生命相较容易，因为世上阅读中文的人最多。一滴水溶入大海中就难于消失，阅读汉字的人如大海。再，汉字象型，最为稳定。两千年前的中文典籍我们能直接读懂，两千年后中华后人也会读懂今人的中文作品。而很多民族的文字一是使用群体少，二是基于语音，譬如英语，五百年后后人未必能直接读懂今人作品，当然届时可借助翻译解读，还可不断强化统一语法、词汇以求“书同文”，只是未必成功。中文写作者是幸运的，其作品不假翻译即可为千年后的后人理解，这大大加强其作品传世机会和其生命延续概率。当然，因为生活、经济和出版自由原因，有些中国新移民不得不用英文写作。
汤：文化的根与本民族语言的人文情态紧密相连，谢谢访谈，期待新作问世。
（原载《华文文学》2025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