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 理
人 为 何 许 人 也
11- q “改邪归正”和“变质堕落”的机制
人出生在一个社会之中，----这点，今天跟昨天差别不大----，在那里，布道士的某个变体，从各自不同的政治和/或宗教的讲坛上，企图“吃你的椰子”。通过读书，电影，电台有声节目和电视节目，集会，特别是通过父母，兄弟姐妹，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同事，同桌和同宿舍的关系，把那些互相争斗的，难以计数的信念和道德药方推入人们的大脑。
一个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跟一位信奉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徒姑娘结了婚（1920年）。这位原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生物伦理程序的先生，极度仇恨所有远处就能闻到的，跟供香和神器有关的一切，他是一个无神论斗士和一个彻底的神学反对者。他的老婆对他有一种无限的尊敬和崇拜，并且从来不对他说半句鼓励他改变的话。三十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他“转变到”天主教一边。他老婆的示范，他对妻子的敬慕和崇爱，最终生物伦理战役获胜了。
在这个例子里，其中的一些年份里，两种对立的体系在一个人的大脑里进行着生物伦理棋局的厮杀。在这个人决定放弃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而采纳一个新伦理法典的那一天，尽管如此，并不能从他的大脑计算机里像取出一个软件盘，放入一个新的那样，完全清除掉马克思主义的生物伦理程序。从现在起，这个天主教皈依者就怀着极大的热忱，深化他崭新的生物伦理程序，同仍旧在脑子里的先前程序作斗争。
随着岁月的流逝，新的程序越来越有力量，而旧有的程序逐渐减弱。或许渐渐地第一个程序，又重新获得了一些地盘，并且再次赢得棋局。在电影《大独裁者》里，天才的查理.卓别林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纳粹将军转变到反纳粹事业（从纳粹行列里“变质”了）之后，出席一次图谋反对希特勒的秘密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举起右手臂说“嗨，希特勒！”。
皈依转变者的大脑计算机在众多场合下，还会从他要拒绝，但是尚不能从大脑里，根除的生物伦理程序里，自动做出反应。大脑渐渐地取得了各种程序，并且也按照其自有的法规，把它们逐渐放置在角落里。福尔图娜塔①尽一切可能拼争去爱自己的丈夫----强加给她的----并且放弃她喜欢的那个已婚之夫。 但是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有时候，一个无神论者本希望相信（“要是有福气相信另外一次生命的话，我就也会打着响板走向死亡”，何塞.路易斯.克尔在1987年夏天对《ABC》这样讲。Non ipsissima verba），就如同福尔图娜塔原希望，热爱她本不喜欢的丈夫一样。
主体选没选择一个伦理体系，就如同没法选择爱还是不爱，一个已经让他“吃椰子”的女人一样。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其中大脑计算机，按照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遇到的各种人，大多数是在祈祷时，所得到的劝戒宣讲----特别是榜样的劝导----所传送出来的信息，持续不断地创造，增加或减少某些个程序。（科学家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某种不可见的生灵----上帝，魔鬼，圣人们，等等。----在人们改邪归正或是变质堕落过程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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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尔图娜塔,西班牙著名作家加尔多斯小说《福尔图娜塔和哈辛达》女主角，1887年成书，2000年译成中文
11.- r 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徒：主体作为一个伦理社会的创造者
当我们定义某些人为“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没有向任何人传递出，他们所信奉的一种理论或伦理的内涵。我们就是简简单单地确定，某些人是基督或马克思的追随者或信徒，以至于人们用从这些名字派生出来词汇来定义他们：基督徒，马克思主义者。在人类当中，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如此，主体在自己的大脑计算机里，没有装置好各种基本的文化程序（语言程序，伦理程序等等）之前，还不能作为一个人在行动。一当主体获得了这些程序之后，就可以在差异非常大的尺度上，放上自己的一颗“沙粒”并且在文化题材创造出成就或大或小的变化来。
基督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伦理法典，包括饶恕自己的敌人，不审判任何人，用我们相同的伦理来对待妓女和小偷，散财给穷人，对所有的宗教实践不事炫耀，给所有其他人以生路，热爱所有人。基督劝导和身体力行这种新型的道德法典。尽管有了一些追随者，终于被他同时代的两个宗教和政治当局：犹太的和罗马的宣判了死刑。他仅有的几个学生抛弃了他，而其中的一个还背叛了他。只有一个学生，他的母亲和一个妓女陪伴着他，并在他奄奄一息和孤独无助的时候陪伴着他（“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抛弃了我？”）。他的失败是非常壮烈的。
尽管如此，谨慎的人类学家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先驱事业----在伦理和在其它领域里----是可以停顿下来的，尽管他同时代的人歪曲他----例如对苏格拉底----，让他背弃誓言承认“错误”，----例如对伽利略----或是把他钉上十字架----例如对基督。相反地，基督的失败和死亡变成了“基督教”，成为新型伦理法典最好的宣传。二十个世纪之后，散布在五大洲成千上万的人，被叫作基督徒（尽管我们不知道基督是否同意这个词汇的命名）。
可是尽管如此，主体的大脑计算机，无意识地和自动地刻录下，他所在的社会（或几个社会）的伦理游戏规则，可以出现一个马克思，一个苏格拉底或一个基督，他们改变这些游戏规则，创造出新的法典，和建造起新的伦理社会或伦理邦。在蜜蜂或是猴子的社会里，既不会出现马克思也不会出现基督，所以蜜蜂们成不了“基督徒”或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人从猴类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假如确实如此的话----，他们是如何变成了伦理动物的呢？人是如何或是何时开始有了负罪感，开始区分善与恶，开始将人们分类为好人和坏人的呢？”
《创世纪》一书里说，人变成了一个伦理动物----“发现了善与恶”----就是在犯下第一宗罪过或伦理违规的时候：吃下了树上的禁果。可是在知道某种伦理法典之前，怎么会犯下一个伦理违规呢？不知者不为罪。任何一只猴子都不会犯下伦理违规的，因为他们没有进入伦理领地的遗传护照。从一个科学的观点来看，有关伦理的起源尚未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也同样陷入到这个相同的诡辩陷阱里。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像魔术师一样，从袖子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或故事----伊文思.普里查德说，那是受J.J.艾金森的影响 ----，按照他的故事，当人类还是半人半猿的时候，父亲维持着对雌性的垄断。有一天，儿子们想打破这种垄断，以便能够接近雌性，于是把父亲处死了。那个时候第一次有了罪恶感。这样，诞生了负罪感和伦理世界，并从这里派生出了宗教。
可是，为什么争夺雌性的猴子们没有去杀死父亲，并且变成伦理动物，和开始建立寺庙呢？为什么一些猴子成了伦理和宗教动物，而另一些始终无法脱离，猴群或猴相而继续是猴子呢？弗洛伊德在这里没有做任何解释，就高兴地断定这种无法证实的说法。
一只猴子在了解伦理规则和伦理世界之前，是不会犯下伦理违规的。弗洛伊德陷入了跟蒲鲁东类似的诡辩之中，后者大概感觉自己沉浸在，锻造出一段警句的陶醉之中，这被人们千百次地引用为最高杨革命旗帜的话就是：“lapropiété privée est unvol” (私有财产就是盗窃)。这位天才的高卢诡辩师自己都没有领悟到，他肯定的正是他要否定的东西。如果私有制不是事先就存在的话，谁也不会偷窃任何东西。偷盗就意味着和预示着私有制的观念。
如果人类是猴子的后裔，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怎样以及在什么时候，有些猴子开始有了负罪感，开始微笑，开始感到羞愧，开始嘲笑，开始穿上衣服，开始化妆，开始向上帝祈祷，开始说话，总之一句话，开始变成了人类；而为什么相反，另一些猴子始终继续还是猴子。
当我们还不能解决这种性质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按照苏格拉底的谨慎劝告，我们应该以卑微精神，和科学态度承认和接受，“我们对此还没有想法”。相反我们知道的是：
1）跟猴子和所有其它动物不同的是，人类遗传性地装备了一个大脑计算机，在其中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情感----负罪感----和一个带有可在那里，刻录一个甚至几个程序的，空置光碟或伦理光碟的硬盘；
2）不同于其它所有动物社会的是，人类社会制造出伦理程序----人类蜂房的蜂蜡和蜂蜜部分----；
3）人类的大脑通过它的触觉代理所带来的信息无意识地和自动地获得了这些伦理法典；
4）某一确指社会的这个文化/伦理法典一旦在大脑里建立起来，就会变成一个生物逻辑或生物社会的系统，它完全独立于主体，按照它自己的法规运行，并且释放出相应的情感机制；
5）主体拥有违反伦理/伦理生物法典某些规则的自由，但是无法从自己的大脑中，取出或是抛掉这个生物伦理“光碟”，也无法避免他的大脑计算机迫使他支付相应的情感刑罚。 (本章完）
